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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如一日的军事征服传统，对自身地理位置的极度不安全感，乃至过于赤裸裸的现实主义，使德国被视为潜在对手的概率远大过被视为伙伴。而这种劣势又因为决策体制的弊端而被进一步放大——在有限战争时代行之有效的简单集权措施，根本不足以应对20世纪的世界里空前复杂的社会、行政和经济问题。
两届普利策奖得主芭芭拉·塔奇曼在《八月炮火》一书的开篇描绘了1910年5月20日英王爱德华七世出殡时的情景：欧洲最尊贵的9位国王和皇帝策马跟随在安放灵柩的炮车之后，紧接着是由5位王储和来自亚非欧三大洲的35位亲王组成的骑手方阵，包括7位皇后在内的女眷则乘坐11辆马车在队尾压阵。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王室阵容最齐整的一次聚会，也是王朝政治的夕阳落山前最耀眼的一抹余晖。 崛起时间的滞后，以人口和幅员为指标的权势基值的贫弱，乃至身处大国环伺之间的不良地理位置，共同塑造了霍亨索伦家族的治国理念。由于直接继承了条顿骑士团的血脉，他们从不惮于宣示武力，并将策马征战视为扩张领土和累积权势的最有效途径。由于登上舞台中央的时间过晚，且屡屡遭受既有强国的敌视和忌惮，使得他们懂得灵活运用外交手腕，为本国的坐大减少障碍。由于影响力长期被束缚在实际控制的版图之内，他们对家族感情、君王个人利益和传统道德考虑较少，把“国家理由”视为唯一和最终的追逐目标。 然而部分也正因为如此，霍亨索伦王室从未建立起统揽整个欧洲的格局。百年如一日的军事征服传统，对自身地理位置的极度不安全感，乃至过于赤裸裸的现实主义，使德国被视为潜在对手的概率远大过被视为伙伴。而这种劣势又因为决策体制的弊端而被进一步放大——在有限战争时代行之有效的简单集权措施，根本不足以应对20世纪的世界里空前复杂的社会、行政和经济问题。德国逐渐变成了一架自行其是的军事机器，甚至连其缔造者霍亨索伦家族也无法驾驭。五百年的苦心经营，最终在1918年的炮声中被雨打风吹去。 一 选侯与骑士的结盟 没有人能说清屹立在黑兴根（Hechingen）以南、施瓦本汝拉山（Swabian Jura）中的那座巍峨城堡起源于何时。似乎从公元11世纪第一次有文献提到它开始，它就被叫作“索伦城堡”（Zollern Castle），以纪念其创建者、索伦伯爵布尔夏德一世。这位伯爵统治的疆域，在城堡南方以巴林根（Balingen）为中心的两小块领土内，属于包围其外侧的施瓦本公国的附庸。而随着施瓦本公爵康拉德三世在1138年入继大统、开创神圣罗马帝国的霍亨斯陶芬王朝，索伦伯爵也卷入了霍亨斯陶芬家族和韦尔夫家族之间的继承权战争，并随着皇帝一方的胜利而不断获得领土酬赏。1184年，“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皇帝亲自为索伦伯爵腓特烈三世指婚，安排他迎娶纽伦堡城堡伯爵（亦译为“子爵”）康拉德二世的独生女索菲。康拉德无嗣而终后，他的领地和爵位遂由腓特烈三世继承。也是从腓特烈三世开始，索伦家族成员给自己的姓氏加上了意为“尊贵”的“霍亨”（Hohen）前缀，合称霍亨索伦家族。 1200年腓特烈三世身故之后，他的两个儿子对其领地和爵位做了重新瓜分：长子康拉德三世继承纽伦堡城堡伯爵头衔以及位于法兰克尼亚（Franconia）的土地，成为霍亨索伦家族中法兰克尼亚系的先祖；次子腓特烈四世则继承霍亨索伦伯爵头衔以及施瓦本山间那座古老的城堡，开创了家族中信奉天主教的施瓦本系。与领土无法伸展、经济压力巨大的施瓦本系相比，长袖善舞的法拉克尼亚系显然拥有更广阔的前景：由于坚定支持控制帝位的霍亨斯陶芬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皇帝多次批准其通过联姻扩张领土；纽伦堡作为贸易枢纽的地位也使霍亨索伦家族拥有足够的财力去购买小领主手中的土地。通过这两种方式，他们在14世纪陆续获得了安斯巴赫、拜罗伊特和库尔姆巴赫。而当卢森堡家族的西吉斯蒙德于1411年继承皇帝之位后，他对自己的忠诚支持者、纽伦堡城伯腓特烈六世做出了一项极其慷慨的酬赏——将自己兼任的勃兰登堡边境伯爵头衔连同整个勃兰登堡国及其附属的选帝侯（Kurfürst）资格一并赠送给了腓特烈。时间是1415年4月30日。 1415年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霍亨索伦家族治下的勃兰登堡依旧延续着闷声大发财的思路：整顿农业生产、增加收入，兼并和购买周边土地。1510年，勃兰登堡—安巴尔赫边境伯爵腓特烈一世的三儿子阿尔伯特被选为条顿骑士团第37任总团长。1525年2月，波兰王国和条顿骑士团签署了《克拉科夫条约》，齐格蒙德一世封阿尔伯特为第一代普鲁士公爵，授予后者对普鲁士公国的世袭统治权。但其所辖的领土范围依然只包括不完整的东普鲁士。 1618年，阿尔伯特之子、第二代普鲁士公爵阿尔伯特·腓特烈无嗣而终。根据优先继承顺位，他的长女婿、此时已是勃兰登堡选帝候的约翰·西吉斯蒙德得以兼领普鲁士。1657年，约翰·西吉斯蒙德之孙、人称“大选帝侯”的腓特烈·威廉从波兰手中夺回了西普鲁士的宗主权，勃兰登堡边境伯爵领地和普鲁士公国地理上联结到了一起。1701年1月18日，“大选帝侯”之子腓特烈在柯尼斯堡自行加冕为王。为了避免激怒波兰，他使用的正式头衔是“在普鲁士的国王”（König von Preussen），而非“普鲁士国王”。但无论如何，一个由骑士、农民和诸侯组成的新国家已在易北河河畔崛起，而霍亨索伦家族是它的统治者。 一 “纯粹国家理由” 1618年，即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在约翰·西吉斯蒙德治下形成共主联邦的同一年，三十年战争爆发了。霍亨索伦家族的法兰克尼亚系站在新教同盟一方对皇帝作战，因而蒙受了极为惨重的经济损失。鼎盛时期拥有近100万人口的勃兰登堡边境伯爵领地一度丧失了半数以上的国民，首都柏林也被焚毁殆尽。所幸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了各诸侯国的主权独立，勃兰登堡—普鲁士现在有足够的空间推行一场改革。 改革的掌舵者是从1640—1786年陆续长期执政的四位君主：“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第一位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士兵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以及“大王”腓特烈二世。普鲁士的迅速强盛引起了欧洲其他国家的不安。奥法俄三国结成同盟，竭力遏制普鲁士；普鲁士则与英国联手，于1756年突袭萨克森王国，引发了七年战争。 1772年，已经站稳脚跟的普鲁士伙同俄国和奥地利，对波兰进行了第一次瓜分，正式吞并了西普鲁士。此后霍亨索伦家族又参加了两次瓜分波兰的协议，将普鲁士王国的面积拓展了一倍以上。虽然在拿破仑战争中被迫吐出了大部分波兰领土，但在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上，普鲁士重新获得了德意志西部富饶的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地区，以及60%的萨克森领土。和这样的进账相比，战争前期遭受的惨败反而更像是一场洗礼——它把公民军队、大规模动员和民族主义的观念和王朝政治黏合在了一起，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军事帝国主义。由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主导的军事改革将军队的基础重新建筑在市民阶层、现代科技和专业的总参谋部体制之上，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则代表了新时代战争艺术的结晶。 1861年1月，饱受中风和精神病困扰的腓特烈·威廉四世在柏林病逝。这位政治浪漫派一辈子都在进步主义和旧秩序之间摇摆，最终精疲力竭而亡。已经担任了三年摄政的王弟威廉在柯尼斯堡匆匆加冕，这位继承人才智远不及乃兄，是个中规中矩的军人。一年半之后，议会和军队之间的冲突就发展到了他无法应对的程度：国会拒绝批准新的军事预算，也不同意延长义务兵役制的时长。情急之下，威廉将他颇不喜欢的驻法大使俾斯麦紧急召回国，任命为宰相，并和总参谋长毛奇、陆军大臣隆恩一道组成了新的最高决策班子。 考虑到中欧统一会给欧陆均势（Balance of Power）带来决定性冲击，俾斯麦开始尝试编织一种复杂的同盟体系。首先，他让普奥矛盾公开化，使普鲁士国内的“大德意志主义”者（赞成由德奥共组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以及其他小邦君主放弃让普奥继续待在一个共同体里的念头。其次，他成功争取到了法俄两国的友谊，使奥地利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准备工作就绪后，普鲁士先是在1864年怂恿奥地利共同对丹麦开战，以取得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这两个边界公国。接着在1866年，普鲁士与同样志在驱逐奥地利的意大利结盟，共同对奥开战。在毛奇的指挥下，3个普鲁士集团军乘坐火车，从300公里长的弧形战线上同时朝波希米亚开进，在半个月之内抵达了易北河畔的柯尼格拉茨。7月3日，在威廉一世的注视下，22万普军痛击24万奥军和萨克森部队，在半天内就重创了后者。8月23日，奥地利被迫缔结和约，同意解散旧德意志邦联。 1867年4月16日，美因河以北的22个德意志邦国宣布组建北德意志联邦，由威廉一世担任盟长。到这时为止，普鲁士已经从昔日波兰王国卵翼下的一块骑士领地，发展为拥有34.9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中欧大国。俾斯麦不禁踌躇满志地高呼：“让我们把德国扶上马吧！它一定会策马奔腾的。” 一 帝国之路的沉浮 腓特烈·威廉四世生前曾揶揄过自己那位木讷的弟弟：“我如果不当国王，会成为好建筑师，而可怜的威廉只能当个士官。”的确，威廉一世并不曾受过良好的学院教育，也不以谈吐风雅而著称。他的头脑在大多数时候相当僵化，但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他拥有成为一名优秀的现代君王所必需的素质：用人不疑的决心，克制欲望的能力，以及不畏挑战的勇气。这正是德国最终统一不可或缺的要素。 普奥战争结束两年后，1868年秋天，西班牙进步党人推翻了伊莎贝拉二世女王的统治。他们邀请霍亨索伦王室施瓦本分支的利奥波德亲王成为西班牙的立宪君主，这在法国引发了巨大的恐慌。尽管利奥波德迫于压力、很快宣布放弃对王位的要求，但法国驻普鲁士代办还是赶到了温泉疗养地埃姆斯，向正在度假的威廉一世提出：以霍亨索伦家族族长的名义发布一项声明，永远不赞成本家族成员接受西班牙王位。威廉无意把事情闹大，于是发电报给俾斯麦，请后者定夺：是否可以向报界和外国宣布，普王理解法国方面的意图，但出于自尊不愿做回应。然而俾斯麦反其道而行：他把200余词的电报底稿删减成了只有20个词的短句，使人感觉法国提出了极具侮辱性的要求，被普方断然回绝。这样一来，普法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都被煽动起来了。 1870年7月19日，法国主动对普宣战。严阵以待的德军立即入侵两国边境地带，包围梅斯。法皇拿破仑三世亲自督师前来，却被两个兵力占优的北德集团军包围在色当，被迫献刀投降。德军随后对巴黎进行了围困，迫使新成立的共和政府放弃首都、并签署了屈辱性的和约。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王国成立170周年纪念日当天，南德诸邦君主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奉戴北德意志联邦盟长威廉一世为“德意志皇帝”（Deutscher Kaiser）。就这样，德国的统一在霍亨索伦王室及其精干朝臣的谋划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完成了。 到1914年8月底大战爆发之际，霍亨索伦王室对国家的统治已经处于悬空状态：尽管德皇的的确确赢得了全欧洲的注目，但真正驱动着国家机器的却是总参谋部带单片眼镜的军官们，而他们除去持续地推动战车前进外，并没有任何替代方案。1918年11月9日，当柏林的大街小巷被10万名高举“和平、面包、自由”标语的工人充塞时，威廉二世仓皇逃往比利时斯帕的前线指挥部，哀求总参谋长兴登堡元帅拯救他的王朝。而兴登堡的反应是拒绝——“军队不能因陛下的一己之私而牺牲”。成长于马背上的霍亨索伦家族，终于被它的战马重重抛出。威廉二世随后带着王储逃往荷兰，直到1941年6月5日在那里咽下最后一口气。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威廉也没有对沦于黑暗中的欧洲表示出点滴的同情。他欣喜若狂地凝视着死亡和毁灭，却说这是上帝的杰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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