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家滩文化与《周易》

徒步者的收藏 2019-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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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易》文化源远流长，《周易》定型后，许多考古文化遗存固然多见《周易》文化的影响，《周易》定型前，许多考古文化遗存亦多见《周易》文化的渊源。凌家滩祭坛反映了《周易》天人观，凌家滩墓葬反映了《周易》尚中观，凌家滩玉版、玉龟反映了《周易》卜筮文化和八卦的起源，玉鹰、玉蝉等则反映了《周易》阴阳观和洛书十五之数的渊源。

关键词：凌家滩周易祭坛墓葬玉版玉龟玉鹰玉蝉

1987年6月、11月和1998年秋季，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先后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2150平方米，发现祭坛、墓葬等遗迹，玉器、石器、陶器等遗物。2006年由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出版了凌家滩遗址的大型田野考古发掘报告。该报告的出版也得到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资助。凌家滩遗址发掘过程曲折，发掘收获丰硕，许多发现可从《周易》文化角度诠释。《周易》经传正式定型虽晚，但天人观、阴阳观、尚中观等思想渊源却完全可以上溯至史前时期。这或许便是“伏羲创八卦”的传说的由来。

一、凌家滩祭坛与《周易》

凌家滩祭坛面积约1200平方米，位于遗址的最高处。祭坛自上而下可分三层。最下层（第3层）为纯净的细腻的黄斑土；之上的第2层是用一种灰白色、黏性较强的黏合剂将大量的小石子搅拌铺设而成，结构十分紧密坚硬；最上层用小鹅卵石、小碎石子加黏土即似现在的三合土铺设而成。[1]

案，祭坛分三层，可从《周易》“三才之道”的角度诠释。依八卦生成数，离数三。离为日。依八卦洛书数，震数三。《周易·说卦》：“帝出乎震。”

为什么祭坛不建成平整的，而是在东南角倾斜？以凌家滩墓地和凌家滩聚落整体地形布局观察分析，站在祭坛的位置向东南方望去，每天早晨可以看到太阳升起，还可看到凌家滩时期聚落生活居住区。在居住区和祭坛之间正好是大面积红陶块建筑遗迹分布区。发掘主持者认为，红陶块分布区可能是神庙遗迹的位置。这三者之间的海拔高程等差依次为祭坛海拔高程20米，红陶块（神庙）遗迹海拔高程13-15米，居住区海拔高程6.7米。站在海拔高程6.7米的居住区向西北方望去，可见红陶块（神庙）和祭坛。[2]

案，此建筑环境的选择可从《周易》“与时偕行”的角度诠释。“与时偕行”是《周易》基本思想之一。时者，日之行也。太阳的视运行带来了四时的更替。据八卦卦气说，八卦对应于太阳在天空上的八个位置。从辞源考察，“与时偕行”即“与日偕行”。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后固化为成语“朝乾夕惕”，然而据马王堆帛书《易》，“朝乾夕惕”实应为“朝乾夕沂”。“朝乾夕沂”之意为：白天努力工作，夜晚安闲休息。太阳东升西落，有工作时，有休息时，人效法天道，亦应有工作时，有休息时，故《文言》以“与时偕行”解释此爻。[3]

凌家滩祭坛北面5公里处坐落太湖山，南面裕溪河由西向东流过，其地理环境亦符合北玄武、南朱雀的地望八卦思想。[4]

案，《周易》思想，举其荦荦大者，曰：时、位、应、中。得时则吉，违时则凶；当位则吉，不当位则凶；有应则吉，无应则凶；守中则吉，失中则凶。时、位、应，分别对应于天时、地利、人和。“当位”思想的内涵之一便是重视环境选择。环境史是“21世纪的新史学”，它“以特定时空下人类生态系统为基本范畴，研究系统内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变化、发展，强调系统的整体性及其内在的有机联系，具有统摄性和跨学界特征”[5]。

二、凌家滩墓葬与《周易》

凌家滩遗址“位于墓地最南部即第一排和第二排的墓葬，墓坑内随葬品非常丰富。随葬品以玉器为主，玉器又以高规格玉礼器为重要特征，……第一排和第二排的墓葬不但位置显著，而且墓坑都比较大”[6]。

案：在后世《周易》文化体系中，乾南坤北，乾君坤民。以南为尊的观念源远流长，或与太阳崇拜有关。

凌家滩遗址“凡是在中轴线上或靠近中轴线的墓葬，应该在部落或氏族内享受或还享受原有的较高的身份地位。……墓地第一排和第二排墓葬基本是生前有身份、有地位、有财富的墓主人，如第一排87M1、87M2、87M3、87M4、98M16、98M29、98M7；第二排87M15、87M7、87M8、87M14、87M6和98M31，这些墓葬在墓地最南边，位于第一排和第二排的最显著的位置。而在第一排和第二排中轴线上的墓葬更突出表现出墓主人生前的至高权力和经济地位上的富有，如87M4和87M15。排在第五排以后的墓葬随葬品中玉器几乎不见，表示身份的玉璜、玉镯、玉钺等高规格的玉礼器都没有随葬，基本是些简单的陶器和石器，可想而知，这些墓主人生前贫穷的状况，如98M3、98M4、98M8、98M11、98M12、98M13、98M17、98M22。”[7]

案：此考古文化现象反映了“尚中”思想。“尚中”是《周易》基本思想之一。惠栋说：“《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8]钱大昕则说：“《彖传》之言‘中’者三十三；《象传》之言中者三十。其言‘中’也，曰中正，曰时中，曰大中，曰中道，曰中行，曰行中，曰刚中，曰柔中。刚柔非‘中’也，而得‘中’者无咎，故尝谓《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9]

三、凌家滩玉版、玉龟与《周易》

凌家滩遗址1987年发掘的M4位于墓地南端第一排中部，随葬品有玉器103件、石器30件、陶器12件。其中玉版（87M4:30）和玉龟（87M4:29、35）的发现备受关注。

凌家滩遗址玉版（87M4:30），长方形，平面略弧，两端略内弧。玉版有三边琢磨出凹边，两短边上各对钻5个圆孔，一长边上对钻9个圆孔，另一长边在两端各对钻2个圆孔。玉版中部偏右琢一小圆，在小圆内琢刻方形八角星纹，小圆外琢磨大圆，大小圆之间以直线平分为八个区块，每区域内琢磨圭形饰一个。在大圆外沿圆边对着玉版四角各琢磨一圭形纹饰。[10]

凌家滩遗址玉龟（87M4:29、35），由背甲（87M4:35）、腹甲（87M4:29）两部分组成。背甲，圆弧形，两边各对钻2个圆孔，尾部对钻4个圆孔。腹甲平底两边略上斜弧，两边与背甲钻孔相应处各对钻2个圆孔，尾部对钻1个圆孔。出土时，玉版夹在玉龟背甲、腹甲之间。[11]

发掘主持者认为，凌家滩遗址玉器上刻划的纹饰“反映了远古先民对太阳的崇拜和对祖先的敬畏，刻划的八个方位和太阳图纹，表现出中国原始八卦的创立和发展，展示了中国原始哲学的起源”[12]。

案，凌家滩玉版上的图案与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乙式盘、《清华简·筮法》中的八卦人身图都十分相似，可视为后世易学逻辑推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式盘的早期形式。玉龟上的钻孔，一般认为用于穿系，但根据史前瓮棺葬棺顶开孔以供灵魂出入等现象，笔者认为，钻孔或有沟通天地的精神内涵。

凌家滩玉版上的大圆和小圆，特别是小圆很不规整。圆的左边不是很圆弧。按照凌家滩人琢玉的技术，琢一个圆很容易。凌家滩人为什么不把它画圆呢？发掘主持者带着这个问题观察凌家滩的日出日落，终于找到了答案。在凌家滩，不论何时，日出时太阳都显得很圆，日落的时候，在刚开始，太阳也显得非常圆，但在往下落的时候，太阳就像玉版上的小圆一样不那么规整。观察多次发现太阳与玉版上的小圆一样，表明玉版上的太阳图纹也用写实的手法表现出太阳一天的运行过程。”[13]

案，凌家滩文化许多发现反映了太阳崇拜。太阳崇拜是《周易》“尊阳抑阴”观的思想渊源之一。《周易》“尊阳抑阴”观的思想渊源有三：一，太阳崇拜；二、生殖崇拜；三，王权崇拜。其中太阳崇拜的历史更为久远。

四、凌家滩玉璜、玉鹰、玉人、玉蝉与《周易》

凌家滩遗址1998年发掘的M29位于墓地第一排西端，随葬玉器52件、石器18件、陶器16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5件玉璜、1件玉鹰、3件玉人和1件玉蝉。

玉璜（98M29:1），灰白色，表面平整，两端平直，各有一实心对钻孔。玉璜（98M29:4），牙白色，表面琢磨光滑，两端平直，各饰一两面实心钻孔。玉璜（98M29:10），乳黄色，半透明，两端斜平，各饰一实心对钻孔，一端有两个盲孔。玉璜（98M29:41），青绿色泛黄，两端斜直，各饰一两面实心对钻孔。玉璜（98M29:49），残碎，无法修复。[14]

案，玉璜亦反映了太阳崇拜。许钦彬认为，玉璜表现了“太阳鸟展翅高飞的造型”[15]。太阳崇拜与《易》息息相关。《易》之阴、阳，原本指向阳、背阴之方位。卦字左半边“圭”，原为测日影的工具。许慎对“卦”的析形是“从卜圭声”，其实，应析形为“从卜从圭，圭亦声”。乾“元亨利贞”孔颖达疏引《易纬》云：“卦者，挂也，言悬挂物象，以示于人，故谓之卦。”《周易·系辞》：“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凌家滩玉鹰（98M29:6）“身上的画面由三部分组成：1）整体是玉鹰，琢磨得细致逼真，栩栩如生。2）鹰的两个翅膀琢磨成猪首形。3）在鹰腹部先管钻一个大圆，大圆内刻划八角星，在八角星内再管钻一个小圆，小圆内管钻一圆孔，这一组画面应代表太阳。腹部刻划的八角星太阳纹，与大汶口文化大墩子M44:4和野店M35:2彩陶盆上的八角星太阳纹基本相似。这件器物由鹰琢磨成猪首的翅膀组成，鹰飞得很高，能与神奇伟大的太阳接近，同时用鹰把猪带上天，贡进太阳神，反映凌家滩人对太阳神的崇拜，祈盼太阳神保佑他们。”[16]

案：在后世《周易》文化体系中，鹰对应于离卦，猪对应于坎卦，坎、离组合成既济。据八卦万物类象，离为日，坎为月，日月组合反映了《周易》阴阳观。一鹰两猪，奇阳偶阴。离又为鸟，属阳，主昼；坎又为豕，属阴，主夜。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冯时研究员认为，新石器时代礼器图像中猪母题是北斗的象征。[17]

凌家滩玉人（98M29:14）头戴圆冠，冠的顶部中间突出3个三角形顶饰。冠正面帽沿上面刻横竖“十”字纹。双臂各刻八道横纹，腰部饰细宽带，带上饰6条斜纹。玉人后背用减地法琢磨3个弧形。凌家滩玉人（98M29:15）“与98M29:14基本相似，不同的是冠顶琢磨一个三角形顶饰。手臂上各戴6件手镯，腰带饰3条斜条纹饰。”凌家滩玉人（98M29:16）“与前两件基本相似，不同的是冠顶部饰四个三角形顶饰，双臂上各饰7个手镯，腰带上饰6条斜条纹。”[18]

案，三、六、七、八之数或非偶然。在后世《周易》文化体系中，三为天地人三才之数，六为六爻、六合之数，七为少阳之数，八为少阴之数。在远古先民的思维中，数字“充满了玄秘的奥妙与天机，被赋予了能够分类和包容万事万物的概念，以及神圣的哲学之意”[19]。数占因此而诞生。“十”字纹代表太阳，象征四时。十字纹在世界范围内诸多文明中都有所发现，人们普遍认为它象征太阳。德尔维拉在《符号的传播》中认为：“这种十字在开始时只表示太阳照射的主四个要的方位。后来变成了发光体的符号。这种情况在迦勒底人、印度人、希腊人、波斯人那里，都可以看到。”[20]

凌家滩玉蝉（98M29:9），周身琢磨15道小凹凸弦纹。[21]

案，15之数或亦非偶然。在后世《周易》文化体系中，15乃太阴、太阳之数相加之和，亦为少阴、少阳之数相加之和。洛书横、竖、斜向之数相加之和亦为15。蔡运章先生通过对我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七座著名古都的综合考察，发现它们的形制规范均与洛书15之数相合。其一，都城的长、宽之和皆合洛书15之数；其二，都城的长宽规模皆合洛书15之数；其三，都城的南北长度或中轴线的长度合洛书15之数。[22]凌家滩遗址玉龟夹玉版的现象也使人联想到“河出土，洛出书”的传说。饶宗颐说：“这块玉版夹放于龟甲里面，这和历来最难令人置信各种纬书所说“元龟衔符”“元龟负书出”“大龟负图”等等荒诞不经的神话性怪谈，却可印证起来，竟有它的事实依据，那真是匪夷所思了。”[23]

源之远者流长，根之深者叶茂。《周易》文化堪称源远流长，根深叶茂。溯其源，愈溯愈觉其远；究其深，愈究愈感其深。《周易》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被奉为群经之首。李学勤称：“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的冠冕是易学。”[24]《周易》定型后，考古发现的大量文化遗存固然多有《周易》文化影响的烙印；《周易》定型前，考古发现的大量文化遗存也多见《周易》文化元素的渊源。透过物态的文化遗存，探求文物背后的精神世界，是考古工作者的应尽之责。《周易》文化视野下的考古文化遗存研究属精神领域的考古学研究。开展精神领域的考古学研究已经有了较长的历史。苏秉琦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建议对于考古发现的遗物和遗迹研究要达到“以物见人”的目的。苏先生倡导并实践这一理念，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张忠培、俞伟超、严文明等皆接受了苏秉琦先生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在具体研究中多有建树。[25]李伯谦先生说：“提出和强调通过考古材料研究精神领域的问题是有根据的，将其作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的确应该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26]通过凌家滩遗迹、遗物探讨后世《周易》文化体系中“重时”“尚中”等思想的渊源，亦属《易》学考古研究。《易》学考古与天文考古、音乐考古等一样，同为考古的一个分支。《易》学考古在我国方兴未艾，我们期许该文能为推动《易》学考古的发展添砖进瓦。

[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1页。

[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1页。

[3]廖名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研究新论》，齐鲁书社，2001年，第3～8页。

[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71页。

[5]梅雪芹《环境史：看待历史的全新视角》，光明日报，2016年8月27日第11版。

[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72页。

[7]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72～273页。

[8] [清]惠栋：《松崖文抄》卷1《易论》，聚学轩丛书本。

[9] [清]钱大昕撰，吕友仁校《潜研堂文集》卷3《中庸说》，《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9页。

[10]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1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1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