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培红||古代大族研究的省思与展望

历史的车轮一直到20世纪，中国依然是个宗族制特点颇为浓厚的农业社会，聚族而居是传统中国民众生活的主要方式。按照历史阶段及其特点来划分，学界通常有“上古的宗法贵族”“中古的门阀士族”“近世的缙绅宗族”三种不同称呼，这是对各阶段大族特点所做的大致概括。事实上，其彼此间存在交叉之处，如贵族、宗族也适用于其他阶段。上古阶段时代邈远，文献寡少，暂置不论；后两个阶段，资料逐渐增多，研究相对深入，但也存在若干问题。兹就大族之地方性、谱系断裂与同姓杂合、胡姓问题等三点略作探讨，以就教于学界方家。

一

从郡望到缙绅：大族之地方性

中古士族以郡望为标志，近世宗族以缙绅为核心，都深深地打上了地方烙印。尽管这已成为古代大族研究中的通识，但在具体探讨时，因受重中央、轻地方的史料编纂之局限以及传统政治史之影响，研究者往往关注高门士族在中央上层的政治活动，或是对某一大族自身的发展脉络作线性勾勒，而对“大族与地方”这一基底性命题的要义挖掘不多，也就难以解释大族的地方特征及郡望等问题，而这种地方性正是大族从中古到近世最重要的特点。

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提出中古士族的“城乡双家形态说”，可谓抓住了中古士族的主要特点。这种城乡双家形态的出发点是大族根基所在的乡村，并以控制地方性城市和逐渐扩及京城中央为手段，形成了城乡呼应的控驭格局。韩昇指出，从南北朝到隋唐，士族逐渐远离乡村而向城市迁徙流动，尤以唐代变化最剧，得出“城市士族无根化、乡村宗族庸俗化”的结论；毛汉光从分析籍贯迁移入手，认为唐代士族出现了中央化的倾向。韩、毛二氏的观点，引领了学界关于中古士族演变的看法，尤其是隋唐以降国家对地方官吏任命权的严格控制与科举制的推行，加速了士族的城市化进程，助推其走向瓦解。然而有两点不可忽视：第一，流向京城的士族毕竟只占少数，而以任官为迁徙主因的官员个人之流动，与其整个家族乃至宗族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彻底的厘清；第二，研究所据之资料主要出自正史列传与出土墓志，前者记录的是国家上层高官，后者的出土地大多在洛阳和长安，在凸显京华显贵的同时势必遮蔽或轻忽了地方。事实上，无论对于京城士族还是地方大族，尤其是后者，都还缺乏进一步细致的深入研究。也正因此，对中古士族本身的认知依然停留在比较模糊的境地。

大族中的精英从乡村流向城市，其中流往地方性城市的，更大程度地控制了地方权力。如敦煌张氏原本居住在渊泉县，后来迁移到三百里外的敦煌郡城，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高门甲族。而流往京城的，有的尽管担任中央高官，权势显赫，但因依附于皇权而成为职业化官僚。在尔虞我诈的官场角逐和钩心斗角的权力之争中，能否继续维持其原本的大族地位则相当成问题，甚至可以说必然走向衰亡和瓦解。敦煌出土的唐代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记录了关内道的雍州京兆郡出40姓，这40姓分布在京兆郡所辖的二十余县，其中最著名的是居住在长安城南的韦、杜二氏，而其他诸姓在历史上知名度并不高，只能说是京兆郡的二三流姓氏。从汉至唐的千余年间，韦、杜二氏的势力虽偶有浮沉，但其名望始终不替，是名副其实的京城士族；而那些从外地迁徙至京的各地大族，尽管有人乃至几代出任中央高官，但并未发展成为京城士族。可以说除韦、杜等个别本地大族外，实际上并不真的存在“京城士族”这个说法。

从这个角度来说，基于州县乡村的地方大族确实应予足够的重视，包括迁徙到京城以外其他地方的家族。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中，地方大族对基层的影响无时不在，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更多时候构成了国家基层统治的重要一环。历史可能并不像很多学者描述的那样，中古大族发展到唐末五代就走向了衰亡，而只是脱去已无实质意义的郡望空壳，与王朝国家进行新型权力控制的重组配置，顺应时代发展而走向了近世社会。

对古代社会之认识，中国史学界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经历了巨大变化：以往，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一度被认为长期停滞不前，这一观点虽不甚妥当，但古代农业社会人民安土重迁，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今，受西方社会流动学说影响，起初看似相对凝固的古代社会，在学界的“研究”之下，从以往较多探讨的流民问题到后来的农民逃户、商人贸易、官员宦游等，似乎越来越呈现出一幅充满流动的历史图景。这一研究模式及其结果，对于像士族迁徙、丝路交往、社会流动等学界热点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古代社会的实相？被重新阐释的历史是否真实可信？研究工作该怎么样做才能真正触及历史的根本？窃以为，探讨古代大族的地方性特点，是解开这种迷幻图景的一把钥匙。

学界很早就关注到地方大族，如陈寅悟多次提到“地方豪族”或“地方大族”的概念，称东汉中晚期“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尤其是强调地方大族与家学的密切关系，言“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地方大族在东汉发展成为士族，学术文化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面相，这跟西汉中期以来大力推崇儒家政治学说相关。但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如何转移到地方大族而不在京城，则是个十分关键却并未解决的命题。汉至南北朝的地方自治性较强，地方大族凭借乡举里选和把持中正清议，垄断了地方官府中的所有佐官职位以及通往京师朝廷的仕进通道，有的大族甚至拥有部曲武装，构筑坞壁，这也是他们得以崛起的另一原因。忽视地方大族的以上两个方面，都不足以认识其崛起的真正原因。南北朝后期，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中说：“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地方大族，尤其是宗族的特点更为鲜明。范兆飞在思考士族个案研究的内在超越时，也提到要“重视士族的地域性背景”。

中古地方大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作为士族标志的郡望的确立。唐代柳芳在论及氏族时，说到过江之“侨姓”、东南之“吴姓”、山东和关中之“郡姓”、代北之“虏姓”，均以地域来划分，这虽然反映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情况，但到唐代，敦煌文献BD.8679《唐贞观氏族志》记录了85郡398姓以及被柳芳斥为不经的崔、卢、李、郑及太原王氏等5姓，仍都以四海各地为标志，打上鲜明的地方烙印。除了“郡姓”，中古时期还出现了更下层级的“县姓”，如《后汉书·冯异列传》“郡县大姓各拥兵众”、《三国志·程昱传》“县中大姓薛房等”以及《隋书·经籍志二》所记北魏时“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后汉书·樊宏列传》记载“北海周泽、琅邪承宫并海内大儒”，北海、琅琊分别是周、承二人的郡望，他俩虽都出自于地方，但却是闻名海内的大儒，足见东汉地方儒学水准极高，地方大族确为学术文化之所寄。不仅儒学发达的东汉时期如此，通阅各代正史之《儒林传》，只有极个别传主是京城人，而绝大多数出自于地方。

从中古发展到近世，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其核心是朝廷废除了乡举里选制度，罢中正之官，将地方佐官的任命权收归中央，地方大族遂失去对州县官府的权力控制。这无疑对隋唐以降的地方大族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出现了重名无实的郡望攀附与伪冒现象，即所谓“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胙，讫无考按，冠冕皂隶，混为一区”。与官府权力从制度上脱钩以后的地方大族，虽然仍在基层社会保持一定的身份与地位，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其实质身份已从郡姓士族转化为地方缙绅了。

二

谱系断裂与同姓杂合：方法论的检讨

开展家族或宗族史研究，最佳的探讨对象莫过于有完整和确切世系的大族案例。然而，谱学最盛的中古时期的谱牒史料大多已佚，造成诸姓氏谱系的严重断裂；近世所存家谱往往把历代的同姓名人拉入本族谱系，令人真伪莫辨。这些都对古代大族研究提出了问题与挑战，必须从方法论上加以检讨。

姓氏谱牒注重世系传承，但现存的姓氏书所记之谱系并非都是完整的，世系大多断裂，甚至出现较多的同姓杂合现象。以董氏为例，唐代林宝《元和姓纂》卷六“董”条记其为黄帝之后，舜时给董父赐姓董氏，春秋晋国有董狐、董安于，西汉有广川董仲舒，东汉有犍为董钧，晋代有董京、董养，至唐代有陇西、弘农、河东、范阳四望。除了弘农望董泚一门五代外，其他三望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世系断裂，尤其是范阳望所列唐代董叔经、董思恭、董秦三人，后二人在《旧唐书》中有传，董思恭为苏州吴人，董秦为河中虞乡人，范阳只不过是他们所称之郡望，三人并无血缘关系，却被林宝杂凑在一起；陇西望追溯至西汉董仲舒，其少子董安之子孙自广川徙陇西，后裔有董繇，繇生昭，昭七代孙德林在北齐时任匡城令而定居于此，德林之曾孙宝亮生元质、元珍，元质生憬、忱、慎、恒、恽，憬生珣、琬、瑜，慎生璿，此外还记载到隋代董纯及其孙恭训。从董安到董繇、董昭到董德林、董德林到董宝亮，中间皆有断裂，其完整可信的世系从董宝亮叙起，仅有四代。这种世系断裂、同姓杂合的现象，在中古时期即已出现，进入近世更是如此，如宋代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二一“董”条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春秋董因、董叔、董无心，秦末董翳，西汉董渫、董金吾及其子安汉、孙贤，东汉陈留董祀、董炳及牂柯大姓董氏，后蜀陇西董融、董皎，后凉陇西董光，后燕董谧，南燕董锐，唐董侹及松外蛮董氏。这种层累扩增同姓名人的做法，是姓氏书后续发展的趋势，甚至把不同民族的同姓人物也拉到一起。越到近世晚期，同姓拼凑杂合的痕迹越加明显。刘志伟说：“把自己的远祖来历追溯到三代甚至更早时代，至少也要把得姓来历以及汉唐之前的名人罗列一番，成为宋明士大夫编撰家族谱时热衷的做法。”即是如此。

不仅古代姓氏书的记述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便是今人研究家族史，有时也将同姓人物全都拉进来，凑成了一幅同姓百衲拼图。这在史料相对丰富的近世时期，能够得到较好的处理，如黄宽重对宋代四明袁、楼、汪、高和江西张、程等氏的家族个案研究，完全是在血缘本族之内。不过他所研究的宋代家族，各氏的家族世系在6~13代之间，时间跨度仅限于两宋。而这种世系完整的家族研究在史料匾乏的中古时期，除了高门大姓之外是难以做到的。以蔡宗宪《中古明氏家族的迁徙与发展》为例，他把两晋南北朝隋唐的明氏人物悉数收罗入内，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家族来加以探讨，甚至以此来分析明氏家族的才学和宗教信仰。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同姓并非都出自同一家族，甚至连宗族都谈不上，尤其是很多人分属于不同的地域，时代也多有不同，他们之间并无血缘关系，将之不加考辨地放在一起来探讨是欠妥当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由于中古史料过于缺乏，特别是对地方大族而言更是如此，若不广泛汇聚同一姓氏的所有人物，想要透彻了解和研究该姓氏或家族也是裹足难行的。土肥义和对8世纪末至11世纪初敦煌文献中出现的当地人口做过统计，并按人数多寡顺序列出了一张150姓、10500人的一览表，其中张氏人数最多，达1658人，占16%弱；排在前十位的其他九姓依次为：索（638人）、王（600人）、李（573人）、氾（509人）、阴（444人）、安（378人）、曹（374人）、宋（320人）、令狐（240人），以此来窥察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当地的大族势力。他还积近半个世纪之功，编成巨著《八世纪末期~十一世纪初期敦煌氏族人名集成：氏族人名篇  人名篇》，所收人物之数量几乎成倍扩增，如张氏达到2789人，占14%强，比例与前次统计相差不大；其次九姓虽然位序略有变动，但仍然是这九个姓氏。这些同姓人物当然不是出自同一家族，土肥氏将他们按照姓氏汇聚在一起的做法亦有可议，但这些资料却大致可以说明，敦煌是个胡汉并存、大族盘踞的极典型的地方社会，而张氏高居榜首也确实是敦煌碑刻与文献中所称的“首望”“甲族”之故。也正因此，学者们在同一家族资料不足的情况下，不得已采用这种汇聚同姓人物的统计方法和研究手段，也不是全无可取之处。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记载开元（713年——741年）初，沙州刺史杜楚臣、敦煌县令赵智本先后到任，都去寻找张芝墨池遗迹，终于被赵智本“找见”并拓池获得一方石砚，“乃劝诸张族一十八代孙上柱国张仁会”等12人修葺墨池及张芝庙，塑立张芝像。东汉敦煌张芝被誉为“草圣”，但其练书洗笔的墨池是否在敦煌却大有可疑。因为其家远在敦煌城东三百多里的渊泉县，在敦煌城内寻找五百多年前本来就不存在的墨池，自然了无踪迹，也没有可供张氏宗族共同祭祀的家庙。在州县长官两次督办操持下，硬生生地找出一方墨池和石砚，以此敦劝张氏族人重建家庙，新塑祖像，修葺墨池，借此聚合和拉拢张氏宗族。敦煌张氏除本地郡望之外，还有清河、南阳、安定、江东诸望，具有典型的同姓杂合之特点。荣新江考察入华粟特移民及其聚落，采取的方法也是从传世史籍与出土文书、墓志及其他史料中一一拣取各地的昭武九姓粟特胡人，按照地域将他们串联起来，绘出一幅粟特移民向东迁徙的路线图，构成了我们今天认识中古入华粟特胡人及其后裔的重要基础。显然，依靠碎片化的粟特资料很难重建昭武九姓的家族世系，但串联这些碎片资料所勾勒出的粟特诸姓的迁徙脉络及相关情况，却不失为一种研究粟特胡姓的路径与方法。

本文作者冯培红

这种同姓杂合的泛姓氏化现象历来都有，即便在讲求谱系与门阀的南北朝也不例外，如《宋书·王懿传》谓：“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就是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出自太原、东晋时徙居彭城的王懿，对于前来投奔的同姓人士竭力招待，结成同姓宗党，已经成了当时乡里的风气。这种同姓联宗自然混入了不少并无血缘关系的同姓人物。钱杭指出：“由联宗形成的联合组织其实不是所谓的‘联族’，而是一个松散的地缘性同姓网络。”历史上甚至出现了异姓合户的现象，罗振玉旧藏敦煌文献《唐大顺元年正月索咄儿等请地状》记载，张议潮在推翻吐蕃统治以后推行了合户政策，索咄儿上状请求与刘憨奴“乞赐两弱，合为一户”。杨际平称这种异姓合户的现象，“过去极罕见，十分引人注目”。发展到近世，郑振满在研究明清福建宗族组织时将之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继承式宗族、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依附式宗族、以互利关系为基础的合同式宗族。依附式与合同式的宗族，就是以地缘和利益为导向，把可能并不同族的同姓人物进行联宗，同姓杂合的现象更加普遍。

三

胡姓问题：一座亟待深垦的学术富矿

历史上的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和域外胡族进入中原以后，取汉式姓氏，融入中国社会。关于古代胡姓的集中记载，首推《魏书·官氏志》，其中姓氏部分记录了帝室十姓、内入诸姓、四方诸姓，共120个姓氏，皆是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所改之姓氏，为北魏胡姓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其中，穆、陆、贺、刘、楼、于、嵇、尉8姓为代人勋贵，与北魏皇室共同构成了胡姓门阀。今人姚薇元撰《北朝胡姓考》，分《官氏志》所载诸胡姓与未见诸胡姓两部分逐一进行考释，后者包括东胡、东夷、匈奴、高车、羌族、氏族、賨族、羯族及西域诸胡姓。之后，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从更长时段搜罗了更多的胡姓逐一研考。这些琳琅满目的胡姓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姓氏的内容，而且有的胡姓大族在汉化进程中还形成了汉式郡望，为整个中国社会所认可和接受。这无论对于其民族自身或是整个中华民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胡姓的产生本身就是汉化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是适应中国传统的姓氏文化，特别是与中古门阀社会相适应；另一方面是从胡族部落或国家的实际出发，“蕃人多以部落称姓，因以为氏”，也保留了其民族自身的特征。胡姓问题是胡汉民族融合乃至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其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开掘。

关于胡姓及胡姓家族的研究，学界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从西汉到元朝，大量西域胡人一批批地东来，在进入汉地社会后取了汉式姓名，成为中原王朝的编户百姓。最典型的是中古时期的粟特人和近世的回回人，相关研究成果颇多。

粟特人以昭武为姓，包括康、安、石、曹、米、何、史、穆、毕等氏。桑原騭藏详细考察了隋唐时期来华的西域胡人，前揭荣新江论文探讨了中古粟特胡人的迁徙路线及聚落，向达对唐都长安、森部丰对河朔三镇、池田温对敦煌从化乡的粟特人做了考证。尤其是福岛惠搜集了183方康、安、石、曹、米、何、史等七个姓氏的墓志进行归类分析，认为康、安、米三氏基本上可以判断为粟特胡姓，石、曹、何、史四氏则难以遽断，需作具体分析；齐藤达也具体考论了粟特各姓的形成时间，认为他们是在不同时期各自形成的，而非统一改姓的行为。这些具体考析为进一步研究胡姓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毋庸讳言，一些学者仅据昭武九姓就径断粟特胡人，容易掉入泛粟特化的陷阱。

近世以后，同样来自西域的回回人也取了汉式姓氏。魏德新《中国回族姓氏溯源》搜集了159个姓氏进行考证，辨其源流，为认识回族的汉化进程提供了指南。书中胪列了84种回族谱牒，有的回族大姓如海南海氏，到清康熙（1662年——1722年）时，“一门之内，才德彬彬，为海内鼎族”，发展成为赫赫有名的大族。他还指出，有些回族姓氏同姓但不同宗，尤其是苏北海所作之序中提到“‘十个马姓不同源’、‘六个杨姓不同宗’的‘一姓多源’现象”，道出了回族姓氏的杂合现象和丰富内涵。元代，有些色目人初入中原，汉化较浅，并未取汉姓，仍然保持了胡族特征，如张沛之《元代色目人家族及其文化倾向研究》所考察的钦察土土哈家族、康里阿沙不花家族、唐兀昔里氏家族等，即是如此。

由于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性及迁徙流动等原因，留下来的文字史料相对较少，即或有之也显得较为零碎，尽管越到近世晚期保留的家谱越多，但总体来说，受资料限制及胡姓家族发育较迟等影响，研究胡姓的难度要比汉姓大得多。截至目前对古代姓氏与家族的研究，仍以胡姓为薄弱环节。以鱼氏为例，1999年太原发现虞弘墓以后，在中外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学者们纷纷发表论文探讨虞弘的族属和鱼国的地望，但这些研究仅局限于《隋虞弘墓志》所记“鱼国”以及虞庆则、鱼俱罗等个别鱼（虞）氏人物等资料，所得结论基本停留在猜测的层面。通过细察虞弘墓中的石椁图像，我们发现虞弘所戴的头冠，在日月形饰物之下的头冠本体实为一条鱼的形状；对照《隋书·西域传》所记漕国王戴金鱼头冠、祭祀顺天神用大型鱼脊骨，可以断定鱼国与出自粟特康国王之宗族的西域漕国有密切关系；再比勘墓志所记虞弘的祖父“□奴栖”与《周书·异域传上》“稽胡一曰步落稽”、《大唐西域记》卷一“跋禄迦国”，得出鱼国即跋禄迎国（今新疆阿克苏地区），中古时期东迁到陕晋一带的称步落稽，西徙至阿富汗加兹尼地区的称漕国。虞弘家族东迁入华以后，按照以部落为姓的原则，取鱼为姓，并在汉化过程中进一步改鱼为虞。这样就把虞弘族属和鱼国地望之难题彻底搞清楚了。同时，笔者还对中古时期所有鱼氏人物作了竭泽而渔的搜集，甚至找出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四位鱼（虞）弘，经过考证发现他们竟然都出自西域鱼国，这极大地丰富了对中古胡族鱼氏的认知，推动了鱼氏族群的深入研究。类似这样的胡姓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它既是一座学术富矿，却也需要逐一攻克难关，才能扎实地推进此项富有意义的工作。

胡姓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胡姓郡望的成立。作为来自边地或域外的胡姓家族，他们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原社会，效习先进的汉文明，汉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取汉式姓氏是胡人汉化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而且为了提升地位，他们还积极地使其家族门阀化。柳芳论氏族时提到代北“虏姓”，就是北魏门阀化以后的胡姓高门大族，但对代北“虏姓”的研究基本上仍局限在北魏政治史的范畴内，还没有从姓氏和家族的角度进行探讨。至于最受学界瞩目的入华粟特胡人，除了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等个别论文外，基本上尚未开展对粟特家族的个案研究。事实上，唐宋时期的姓氏书和地理书已经指明这些胡族大姓在各个州郡的存在，如唐代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宋代《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记载凉州武威郡出六姓，为贾、阴、索、安、石、曹（或康），其中粟特胡姓占了一半，足见其势力之大。但是，对这些已经形成门阀的胡姓大族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待充实。笔者曾撰《北朝至唐初的河西走廊与粟特民族——以昭武九姓河西诸郡望的成立为出发点》、《敦煌曹氏族与曹氏归义军政权》等论文，希望能够推进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展开。相信随着包括墓葬在内的更多文物与资料的发现，胡姓问题这一有待开垦的学术领域将来一定会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