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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盆地与晋南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是两处相对独立而又十分重要的特殊地理单元，尤其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进程中两处重要的舞台。这两处相邻地区虽有山河相隔，然文化间的互动交流却由来已久。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间的交流都不可能是空中楼阁，都必须依赖实实在在存在的交通道路。交流通道之于一个区域犹如大动脉之于身体，它对早期地理交通研究意义非凡，更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等深层次研究关系重大。我们在梳理相关文献资料与考古材料时，发现二者之间至少存在着三条很可能早至史前时期即已开通的道路，据其要点可分别称之为“中条浢津道”“虞坂颠軨道”和“轵关陉道”。笔者拟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此三条道路分别作较为系统的考察与分析，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本文着重探讨中条浢津道，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晋南地区主要有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两个地理环境优越区域，各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均有分布。运城盆地向南经中条山和黄河才能到达洛阳盆地以西，交通历史上就形成了既要翻中条山又要渡大河的双重阻隔。盆地南缘芮城一带穿越中条山沟壑支流间有很多小道，历史上重要的如“直岔岭盐道”即是其中相对较好的道路之一。今芮城和运城盆地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解陌公路（运城解州—芮城陌南镇）是在古代“直岔岭盐道”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翻过中条山，进入了基本呈南北向的沟谷，再向南近途即可达到古代著名的黄河渡口之一浢津渡。过河即可进入洛阳盆地以西地区。笔者暂称这一重要的通道为中条浢津道。 一 文献中的中条浢津道 浢津渡，又名郖津或窦津渡，是中条山南麓南下黄河岸边的重要古渡口。《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八，河南三：“郖津，在县西北十里……，汉建安十年使杜畿守河东，叛者绝陕津不得渡，畿乃诡道从郖津渡。宋元嘉二十九年柳元景等自卢氏趣弘农，北魏将封礼自郖津南渡赴弘农以拒之。隋义宁元年置郖津关，贞观初废关置津是也。”此重要渡口，《清史稿》也有所涉及：“河水自陕西潼关入，为风陵渡，迳黄卷坂，合玉溪涧，又合泉鸠涧为浢津渡，又东迳曹公垒，合石姥峪、夸父山水，即湖水，为西关渡，迳城北，又东入灵宝，稠桑河从之。” 据清代文献，浢津渡至少在汉代已常使用，并于隋时置关。此外，中条南下入黄河的溪涧支流直通浢津渡。山川通道，多沿水而行，根据实际既可水行，也可沿水而陆行。浢津渡与中条山之间即有沿支水山路，如檀道山路。《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一：“檀道山，在州南五里，与中条山相连。山岭参天，左右壁立，间不容轨，谓之石门。……上有盎浆，俗名止渴泉。《山海经》：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甚寒而清，谓之帝台浆。郭璞以为即檀道山所出泉也。……《志》云：檀道山路通河南窦津渡。窦津，即浢津也。” 《水经注》也有所载。《水经注》：“汉武微行柏谷，遇辱窦门，又感其妻深识之馈，既返玉阶，厚赏赍焉，赐以河津，命其鬻渡，今窦津是也。” 窦津，即浢津或郖津。《水经注》又云：“门水又北迳弘农县故城东……其水侧城北流，而注入河。河水于此，有浢津之名”。《元和郡县图志》言：“浢津在灵宝县西北三里”。 中条山在运城盆地南缘形成许多南北向的沟谷地带，多为翻越中条山的古道，有的沟壑难行不常使用，有的相对较易而逐渐固定下来，如唐宋以来经常使用的河东潞盐运销中原的盐道。浢津渡正是历代驿道和盐运的必经要津，《宋史·司马池传》：“时议者以蒲坂、窦津、大阳路官运盐回远闻，乃开岹口道，自闻喜逾山而抵垣曲，咸以为便。” 据上述文献以及实地考察，汉代以来运城盆地南缘翻中条山并渡黄河至少存在一条重要的道路，自北向南为盆地南缘村落（如柴家窑、东湖村）→南北向中条山沟谷地带→甘枣山凹→庙后村、茨林沟→清凉寺→陌南镇→浢津渡（今沙窝渡）过黄河。这条道路大多路段属于今芮城，西周早期当是姬姓封国魏地所属，古魏城遗址在今芮城县城北2.5公里处。《左传·闵公元年》：“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以灭耿、灭霍、灭魏，……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攻灭耿、霍、魏姬姓三国，魏地归晋。《左传·僖公十五年》：“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杜注：“河外，河南也。”晋献公继续扩张，势力已过黄河。此时，文献中虽无明确涉及，然晋献公“假途灭虢”沿虞坂颠軨道而下的茅津渡已归晋所有，故推测晋得“河外列城五”时与茅津渡相距不远的浢津渡也应归晋所有，本文所言中条浢津道应为晋国所控。 关于晋公子重耳出亡路线，《国语·晋语二》言：“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适齐楚。”韦昭注：“献公二十二年，……公使寺人披伐蒲城，重耳自蒲出奔。”重耳自蒲地出亡，第一个到达地点为“柏谷”，柏谷《水经·河水注》云：“河水又东合柏谷水，水出弘农县南石堤山，……其水北流迳其亭下，晋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适齐楚，……帝尝微行此亭，见馈亭长妻。”可见，“柏谷”地在今河南灵宝县北弘农涧入黄河处，参照前文《水经注》“汉武帝微行柏谷”相同之事在浢津渡过河。因此，重耳很可能也是从浢津渡过河至柏谷。值得注意的是，重耳出亡的蒲地一般认为当是今中条山北麓之永济地区，这样一来重耳很可能从蒲地出亡，向南翻越中条山，经过浢津渡过河，即至柏谷。故重耳翻中条山到达浢津渡过河所走之路恰与本文所言中条浢津道相合，对重耳而言这也是最近最易之路。 此外，这条道又很可能是古代重要的盐道。有学者认为今晋南盐池制盐时代，可早至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史载“涿鹿之战” 黄帝杀蚩尤于中冀，蚩尤肢体身首异处，而其血化为卤，则解之盐池也。两部族间因争夺盐湖的资源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史记·乐书》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而《南风》所言“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可能反映了南风的吹拂和阳光照射与盐结晶生成的关系。若然，就不排除史前虞舜时期已经开始采集利用盐池之盐的可能性。 二 文化通道 无论水路还是陆路，沿路分布是先秦时期文化遗址分布的最大空间特点之一，这不仅仅是交通的需要，也是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交流与发展的需要。而且年代越早，越有赖于此。文献中有关交通道路的记载言及黄帝“披山通道”，尧舜“巡狩四方”，大禹“开九州、通九道”,西周中期《豳公盨》铭“天令（命）禹尃（敷）土，墮山濬川”，开拓道路。相关记载，真实与否，聚讼已久。后世追叙的“添枝加叶”，古史记述的“层累”，在所难免。虽然不能轻易相信为史事，但上述记载反映了上古之时已存在有重要的交通道路，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分布范围和逐步向外传播的状态能间接反映出文化间的交流通道，沿考古学文化传播的方向，常常就是各地的地理交通通道，因为文化的传播无疑是由其背后的人借助地理通道来实现的。晋南地区与洛阳盆地都是中国考古工作开展较早的地区，有着较为丰富且系统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使我们得以在此基础上对该问题窥见一二。先秦时期不同年代考古学文化的地理分布状况及特点，或言宏观聚落形态特征虽不能与道路问题据实对应，但却能在一定程度反映出晋南地区与洛阳盆地之间的交流通道。 本文所言中条浢津道在地理位置上基本属于今天的运城芮城县域，从芮城地区的考古资料看，至少从仰韶文化时期在中条山两侧的黄土台塬及河旁台地上就出现了较多的聚落，而且出现了一些相对集中的聚落群。更为重要的是，从聚落空间布局的形态看，存在着个别相对集中的条带状分布特征的聚落群。一般而言，史前聚落多是沿大河众多不同层级的支流分布，宏观聚落形态上多呈条带状聚落分布，年代越早越明显，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空间和可控地域才不断扩大。值得注意的是，中条山而下没有较大的河流，多是季节性的小支流或溪涧，聚落在小支流旁的塬地分布外，上文提及的个别相对集中的条带状的聚落群大体上正是沿本文所言中条浢津道分布，存在着沿路布局的特点。换言之，这种聚落的空间形态很可能反映了这条道路的实际存在。 从现有考古材料看，中条浢津道周边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大体分布有17处聚落址（表一）。这17处史前时期的聚落分布相对密集，呈现沿中条浢津道聚合之态（图一）。仅是依据调查材料，虽不可能一一言实，但却能反映出大概形态与趋势。其中含有庙底沟文化时期的遗址至少9处，从寺里-坡头遗址（清凉寺）到许八坡遗址呈南北条带状延绵分布（图二），正合中条山而下经清凉寺至浢津渡这一古道。若然，很可能反映了笔者所言中条浢津道在属于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时期就已经存在，至少是该通道中条山南麓一段。值得注意的是，今南窑渡、沙窝渡周边不足5公里的范围内竟分布有许八坡、南疙瘩、牛皋、杨庄、坑南、灰土坡等6处同时期的遗址，聚落如此密集的布局表明黄河岸边这一小区域重要的地理位置，而它恰恰是我们所讨论的浢津渡一带，似乎暗示浢津渡由来已久，甚至可至庙底沟文化时期。此外，过黄河正是著名的豫西铸鼎塬仰韶文化聚落群。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整个豫西晋南地区遗址都较庙底沟时期大大减少，但即便如此，寺里-坡头遗址却持续发展，而且其周边中条山南麓山脉要冲的台塬地带明显增加了洞沟与四亩地等至少2处遗址。更为重要的是，中条山北麓也出现规模面积较大的娘娘庙遗址，这些现象似乎表明庙底沟二期时人们有着向中条山南麓山前地带扩展的态势，并明显翻越了中条山而至中条山以北运城盆地盐池一带。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时期，材料有限，不甚明晰。至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时期，浢津渡一带为南崖遗址，向北为南凸头、寺里-坡头，翻中条山为盐池边上的阎家遗址，所言中条浢津道一线似乎仍能连起。  图一、中条浢津道周边史前聚落址 1.许八坡遗址 2.南疙瘩遗址 3. 牛皋遗址 4.南崖遗址 5.杨庄遗址 6.坑南遗址 7.灰土坡遗址 8.柳湾遗址 9.赵家坪遗址 10.庙地遗址 11.洞沟遗址 12.寺里-坡头遗址（清凉寺）13.四亩地遗址 14.庄里遗址 15.南凸头遗址 16.娘娘庙遗址 17.阎家遗址 表一 中条浢津道周边区域史前遗址表   图二、庙底沟文化时期的中条浢津道周边史前聚落址 1.许八坡遗址 2.南疙瘩遗址 3. 牛皋遗址 4. 杨庄遗址 5.坑南遗址 6. 灰土坡遗址 7. 赵家坪遗址 8. 庄里遗址 9. 寺里-坡头遗址（清凉寺）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无论所言哪一个时期，清凉寺墓地所在的寺里-坡头遗址从庙底沟文化甚至更早的枣园文化晚期一直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都连续存在。而且遗址规模宏大，达209万平方米，是整个区域内面积最大的聚落，加之重要的地理位置，应该是区域的中心聚落，很有可能也是本文所言中条浢津道的控制点。 三 清凉寺控制点 寺里-坡头遗址是这条史前可能既已存在的道路上一个非常特殊的聚落，历时长，规模大，位置重要。然而，目前缺乏较为丰富的考古材料以作分析，仅清凉寺作为其墓地进行了连续的发掘，可做进一步的研究，本文暂以清凉寺代表寺里-坡头遗址。 清凉寺墓地目前保存的范围南北最长处约100米，东西宽约30～90米，总面积近5000平方米。2003到200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累计发现墓葬355座，是近年来中原地区发掘面积较大的史前墓地。根据墓葬之间的打破关系，墓地可分四期，其中第一期年代偏早，数量也很少，不能做相关分析，二至四期是我们考察的重点。墓地第一期年代相当于枣园文化中晚期或更晚。第二至四期的绝对年代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300—前1900年，其中二期集中在公元前2200—前2100年；三、四期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050—前1900年。 清凉寺墓地存在与众不同的“奢侈”现象。墓地年代基本上以龙山时代为主，墓地所在的晋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原地区龙山时代都少见如此集中的玉器出土。据统计，目前墓地出土玉器已逾 200 件。第一期墓葬未发现玉石器，M61原被认为属于三阶段中较早阶段（第一阶段），实际上与属于第一期的西北头向的17座墓葬明显不同，故应归属于第二期。第二期墓葬 190 座。其中，8座墓葬内发现玉石器 55 件，分别为M61、M46、M52、M54、M76、M79、M82、M112；第三期墓葬105 座，在 9 座墓葬中发现玉石器 33 件，分别为 M29、M53、M57、M87、M100、M146、M150、M153、M155。第四期清理墓葬 44 座。简报仅详细介绍了M275 墓内发现的 4 件玉器的情况，其它不详。另有年代未公布的M30、M96各出1件玉璧。目前清凉寺墓地公布的具有代表性的玉器资料计 151 件。随葬玉石器的20座墓葬，至少出土了151件玉石器，墓葬出土玉石器平均数甚至还超过了都邑性质的陶寺早期墓地220座墓出土玉石器815件组的比值。虽然这种简单的比较统计不一定准确，但确能反映清凉寺出土玉石器墓葬单个数量之多。更值得注意的是，清凉寺墓地除了M79、M82随葬陶盆、陶罐各1件与M53随葬陶罐1件外，其它大多数随葬玉石器的墓葬只随葬玉石器，以及鳄鱼骨板、兽牙等罕见奢侈品，竟未见到任何陶器等日常生活用品。发掘者薛新明先生认为清凉寺玉器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清凉寺出土玉璧、玉琮等多套置在臂上，或腕部，或肘部，且左右臂均可，罕见摆放在他处者，可能反映的功用是以佩戴装饰物为主。这一点与良渚文化墓葬随葬玉璧密集摆放，复杂神性纹样，沟通天地神祖的宗教祭祀功用明显有别。贴身佩戴显然是生前日常随身财物的反映。众多玉器的展现似乎给人一种炫耀财富之感。另外，此类墓葬共存器物常见组合是石钺、石刀、玉璧（环），还兽牙、兽骨如鳄鱼骨板等随葬。可见，清凉寺墓地随葬玉器的墓葬具有多男性、葬钺刀类武器、暗示武力或凶猛的兽牙与鳄鱼骨等特点，很可能反映了此类墓主人武力的特征，或许正是武力保护财物的一种表现。 清凉寺墓地表现出多样的文化因素。墓地见到的方形璧、牙璧、有领璧等，在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中均可找到同类器形。玉琮应该与良渚文化常见的同类器有一定渊源关系。奇数孔的带孔石刀明显与安徽薛家岗三期文化有很大的相同之处。M146出土的梳形玉器与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有某些相似之处。而鳄鱼骨板可能源于江淮地区。众所周知，文化的多样性是交通要点常见的特征。 清凉寺聚落延续时间长，经历数个考古学文化。墓葬第一期应为枣园文化中晚期或更晚，遗址的调查材料也发现了枣园文化晚期的地层、灰坑和瓮棺葬。庙底沟文化时期也有丰富的遗存，仰韶文化晚期以及西王村Ⅲ期遗存也有发现，庙底沟二期文化时遗存更加丰富，龙山时期遗存最丰富，甚至还见有夏时期、东周时期遗存。可见，该聚落延续时间至少两千多年，而且连续延绵，没有断环。换言之，古人竟然连续选择这一不利灌溉、水土易流失、不利农耕的大山南麓丘陵大缓坡地带居住生活两千多年，十分罕见。除了推测其有着特殊而又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作用，很难有其它合理解释。 清凉寺遗址所在的芮城县境内除黄河干流从县西、南流过外，尚有东西基本平行南北流向的安家涧、孙家涧、葡萄河、恭水涧等14条涧水（季节性河流），它们均发源于北部的中条山，向南注入黄河。在历史上曾有沙窝渡、南窑渡、大禹渡、太安渡、礼教渡、永乐渡、晓理渡、风陵渡等8个主要渡口。位于遗址西侧的恭水涧，俗称朱吕沟，古名浢水，本文所言浢津渡应与此水有关。整体来看，遗址正好在中条山南麓要冲地带，北上3公里即进入中条山区，南行不远即进入陌南镇，而后向南直通浢津渡。 可见，清凉寺聚落位于居高临下山前要冲地带，又处于笔者所言进出中条山的中条浢津道之上，加之聚落历时长、规模巨大，故我们推测它应该是这个道路上的关键点，很可能就是道路控制点。清凉寺墓地与众不同的“奢侈”现象、多样的文化因素等恰恰反映了这一点，至少墓地所在时期为这条道路上的控制点表现得比较明显。 四 道以载物 史前时期，交通道路不仅仅是文化通道，也是承载文化之物品的运输通道，也是经济交换贸易的通道。具体到本文所言中条浢津道，从目前考古材料看，很难确定这条道路具体流通什么实物。清凉寺墓地虽然出土较多含有外来文化因素的玉器这类奢侈品，但这些玉器是外来文化的“舶来品”，还是本地的“仿制品”一时也难以断定。清凉寺墓地存在源于良渚文化、红山文化、薛家岗三期文化的文化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良渚文化年代一般为距今5300~4300年，而红山文化、薛家岗三期文化在公元前3000后就已不存在了。这样看来，清凉寺墓地存在的时期上述文化已经消失，因此，所言相关玉器肯定不是同期直接舶来的，应该属于文化或技术传承的间接影响。 就目前材料和相关研究看，这条道路是早期盐道的可能性更大，当然这并不排除道路承载其它物品的流通，只是目前难于明确。 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古代重要的资源。甲骨文中见有多例与盐有关卜辞，择取几例如下： 鹵，今卤，《说文》：“盐，卤也。”辞（1）“卤小臣”为晚商设立的专职官吏，盐官负责盐政管理，对盐业进行控制。辞（2）命“弜”去获取盐卤。辞（3）表明盐还是如 可见，商王朝对于盐十分重视。然而，商代晚期王都（今安阳）一带并不产盐，故盐肯定是外来品。那么商代产盐地是哪里呢？宋镇豪先生认为是山西南部解州盐池，即《说文》“盐”字条说的“河东盐池，袤五十里，广六里，周一百四十里”。杨升南先生更是认为商王武丁大力对西北亘方、羌方、土方、基方等用兵征伐，正是为了持续保护晋南盐池的盐业资源。从考古材料看，我们注意到自商王朝开始建立，商文化就向四周扩展，而最先进入的正是处于其西方的晋南地区，在早商文化第一期晚段就开始控制该地区，形成早商文化东下冯类型，其它如向北、南及东南、东方的先后扩张都晚于此。而且东下冯类型与典型商文化中心的二里岗类型共性最强，关系最近。有商一代，晋南地区尤其盐池区域都基本控制在商王朝势力范围之内。 前文已言，文献所及“蚩尤血化为卤”、“南风之薰”可能反映了史前时期先民已经开始采集利用盐池之盐，丰富的天然资源远远超出了人们生活所需，大量的剩余促进了贩运与交易产生。而中条浢津道显然是离资源地最近、最便于外贩之路，这也是后世唐宋等时期借用此道为盐道的原因所在。然而，若想在这一道路沿线周边发现与食盐贩运有关的史前遗迹却十分困难，除了难以保留至今和发现的原因外，盐池之盐为天生之卤，而非人工熬制，故很难见到像海岱地区等沿海一带证明制盐存在的一些器物出土，我们只能做一些合理的推测。 清凉寺墓地呈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现象，似乎表明清凉寺墓地原居民控制了这条翻越中条山的道路，更不排除从事食盐运输、销售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清凉寺墓地第三期墓葬无情地破坏本区域已经存在的坟茔，事先设计了十分完善的墓葬排列方案，南北并列，从西向东成排分布，他们驱逐了第二期墓主人的后代，且较多地出现如殉人等不平等现象，很可能执行了一种新兴的制度，并且出现了一个以销售食盐为主要职业的管理集团或机构。另外，考古调查中在寺头村中部断崖上发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形制规整的大型窖穴，这些规模巨大且相互之间少有打破关系的窖穴排列有序，显然这里曾有一些区域是当时的仓储重地，至于储藏的是粮食还是盐，尚待进一步的科学发掘，然而却提供了有可能是突破性发现的线索。 总之，晋南运城盆地与洛阳盆地以西地区今三门峡之间至少存在着一条南北向最便捷古道——中条浢津道，这条古道至少在史前时期的庙底沟文化以来就已存在，并逐渐发展成繁盛之态。而盐道很可能是其史前时期重要的功用之一。之后历代虽多有沿用，但最终淡去。 作者：高江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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