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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兴鹏 1964年3月13日晚，纽约。一位名叫凯蒂（Kitty Genovese）的女服务生，在凌晨3点回家的途中，被一男子杀死。这名男子作案时间长达半个小时，当时，住在附近公寓里的38名住户看到或听到凯蒂生被刺时的情形和反复呼救的声音，然而，没有一个人去实施救援，也没有打电话报警。最终，凯蒂被歹徒袭残忍杀害，案件被媒体曝光后，震惊了美国。 2008年，一名美国男子在马路旁边把自己的儿子活活踩死，他的家人、朋友和路人在旁围观，无人制止。 2011年10月13日，年仅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广东佛山某五金城先后被两台车子碾压，7分钟内18个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离去。过了好久，才被一名捡垃圾的救起，但由于拖延太久，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不幸离世。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为什么人们会对他人的呼救如此无动于衷呢？为什么人们在这样的情境下不去帮助他人呢？这样的惨剧是否揭示了一种人性沦丧？或者说是我们的文化出现了一种道德滑坡？如果不是，我们又对发生的现象，对旁观者的表现做何解释呢？ 最早关注这一现象的是两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拉塔尼和达利，而引起他们关注的正是纽约女服务生凯蒂遇害一案。和其他案件一样，案件发生后，人们都毫不例外、异口同声地痛批当时在现场的38名住户。将他们影射为戴着“好市民”善良面具，实则冷酷无情的帮凶—— 足足超过半小时的时间，38名受人尊敬、奉公守法的市民，眼睁睁看着一名凶手在他们住的社区强奸杀人。 他们甚至连打电话报警都没做——只有一个人在女子被杀后才终于打给警察。 连已经侦办凶杀案长达25年的警探，在案子发生后两个礼拜，仍然震惊于这些‘好人’竟然没有一个报警。 是啊！如果住户们有人帮忙或报警的话，女服务生就不会死了！因此，见死不救的那些人等于是谋杀女服务生的凶手，或者说是帮凶！ 在这样的逻辑下，女服务生凶杀案从一桩普通杀人案，摇身一变成为大都会、大城市——尤其是纽约——人情冷漠、对他人袖手旁观的悲剧象征。 相较于报导与公众舆论对住户的严厉抨击，拉塔尼和达利，还有一些心理学家则觉得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他们试图解开这一谜团，解释这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心理学家做了一系列研究和实验—— 第一个实验：假装受伤 让参加实验的人听到隔壁办公室里有人从椅子上重重摔下来，并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哎呀，我的天呐!我的脚……我……我……不能动……它。哎呀，我的裸骨。我……拿不开……这个……东西。”事情的全部过程大约持续两分钟。 第一种情境下，被试的人单独在场，结果有70%的人去选择帮助受害者; 第二种情境下，事情发生时有两个陌生人在场，结果有40%的人选择帮助受害者; 第三种情境下，被试的人与一位消极的实验者助手在场，助手对被试的人说不用帮忙，结果只有7%的人选择帮助受害者。 第二个实验：房间充烟 在实验中，让实验对象在房间里填写问卷，有的单独在一个房间填写，有的则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填写。在填写过程中，“紧急事件”发生了——烟雾从墙上的通风孔进来了。当一个人时，有75%的实验对象报告了烟雾;当三个人在场时，只有38%的实验者报告了烟雾，而且报告速度比较慢。有趣的是，他们还设计了第三种情况，即：有三个人在场，其中，1人是真的被试者，其他2人都是“托儿”，这两个托儿故意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显得对烟雾毫无反应。那个真被实验的人看到到其他2人对烟雾无动于衷，于是在迷惑不解中拖延报告的时间，甚至最终把烟雾判断为“正常情况”!这种情况下，报告率只有10%，许多人直到实验结束时都没有去报告，而这个时候，烟雾已经浓到让他们咳嗽和揉眼睛的程度! 第三个实验：发送电子邮件 德国一位心理学家试着向一个技术学院的240个人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询问该学院有没有生物系。向其中一半人是单独发送的，另一半人则是以邮件组的形式发送的。结果发现，单独发的有64%的人回信了，其中有33%的人给出了详尽的回答；而以邮件组发的只有50%的人回信，其中只有16%的人给出详尽的回答。 上述实验结果清楚地显示，无论是提供帮助的可能性，还是提供帮助的及时性，都随着“在场”人数的增多而迅速递减。心理学家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旁观者效应，又叫责任分散效应。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面对突发事件，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场，我们就会感到自己有帮助受害者的责任;而如果还有其他人在场，这种帮助受害者的责任就会扩散出去，觉得帮助受害者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责任。在场的人越多，这种责任扩散就越厉害;在场的人越多，在场的每个人就觉得自己出手帮助的责任越小。 二是面对突发事件，在旁观者众多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在有意无意地等待别人行动，而自己处于观望状态。每个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这么想：别人已经帮了，用不着我了；我不帮，总有人会帮；别人都不帮，我为什么要帮？这样的情形最终导致了旁观者的集体冷漠，进而酿成悲剧。 三是在旁观者众多的情况下，不仅帮助受害者的责任感扩散了、递减了，而且不帮助受害者的自责和内疚感也扩散了、递减了。“谁都有责任”最终变成了“谁都没有责任”。 道德谴责无济于事，只有科学研究才能给出解决方案。知道了“旁观者效应”及其危害，我们就应该努力避免成为它的牺牲品。那么，如何有效避免呢？心理学家给出的答案是—— （一）从受害角度讲。 如果你不幸成了受害者，需要别人的帮助，一定要让周围的人明确知道这是危急状况。你要主动让旁观者中的一个人感到有责任帮你渡过难关—— 在一大群看客围观之下，人们都想当然的以为大声求救肯定会有人出手，但正确的做法是死死盯住一个人，向着他恳求，告诉他你需要帮忙。这会让他突然感到帮你是责无旁贷的，而且会带动其他人帮忙。比如，在受到侵害时，看到旁边有一位先 生路过，应该对着他大声喊：“先生！请你救救我！这个犯罪分子要杀我！”，而不是一味地喊“救命”。呼救要具有针对性，要让旁观者知道自己确实需要帮助， 同时引起旁观者的责任意识。这样，获救的几率会大大提高。一般情况下，警察、军人、老人、学生、穿制度的人、穿工作服的人、身材高大的人属于优先人选。 （二）从旁观者角度讲。 如果你是旁观者，发现情况模棱两可，一定要忍住观望别人的本能冲动。如果你认为有人可能需要帮助，就应果断采取行动，你的行动或许可以救人一命。 如果现场还有其他人，你要意识到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推卸责任，这个时候，当你还需要发动更多的人帮忙时，你要指定具体的一个人上去救人，另外一个人打电话报警——具体的指定会打消人们推卸责任的心理。而且，还会吸引更从的人加入其中。否则，会适得其反。我从正反两面举几个例子—— 1、某公交车大火事件中，之所以出现不少司机、路人冒着公交车可能爆炸的危险奋起营救的场面，是因为有人冲上去救火，而且号召大家一起营救，于是，人们纷纷加入，旁观者效应被突破了一点之后，便瞬间土崩瓦解。 2、某公交车大火事件中，由于有人带头逃跑，结果，大家跟着一起逃跑、站在远处观望，司机、乘客、路人全部成为了“冷血动物”。 （三）从国家角度讲。 一些国家选择通过立法来消除旁观者效应。例如，加拿大魁北克省将救人于危难之中定为法律义务，救助的方式包括亲自救和找人救，除非事情对旁观者有危险，或者旁边有更合适的人来救。美国州法律，发现陌生人受伤时，如果不打救援电话，将可能构成轻微疏忽罪。可以借鉴外国的一些经验和作法，既通过立法规定惩罚机制，一方面给予施救者表彰奖励，另一方面，如果遇到被救者事后反咬一口的现象，要求被救者必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我们的邻居新加坡就有类似的规定，正因为有“道歉+赔偿”规定的出台，新加坡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现象，公民在实施见义勇为时也免去了许多顾虑和担忧。只有降低了个人可能承受的社会风险，旁观者才会毫不犹豫地去帮助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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