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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维德 未曾想钱稻孙会有遗稿留世，去岁偶知钱家尚有藏存，笔者幸得如数翻检。新的发现和收获颇不少，当中一纸很值得注意，稍补标点，按其格式排出如次： 1.解题（钱） 2.钱译目录（有沈译者加圈） 3.沈译目录（有钱译者加圈） （1）沈译以作者类聚，故作者略转提作者名下（从注中提出）。 钱译注不 （2）沈译误点改正，但提意见，供沈君及社中斟酌不加涂乙。对沈注亦同此。沈氏笔误则用红字改。 （3）钱译放在前面或沈译放在前面？沈译在前或者好些。 （4）如得邱公共事整理，数日可以成事，否则不免游移。 （5）明年专力从事《源氏物语》期以三年完成，《伊势物语》在《源氏物语》迻译中，明年上半年完成如何？ （6）《伊势》地子文用白话（a）；用文言（b）。歌词用五言古调。 如须译做白话则需通体改。 此外追附了先以歌人再按类别排序的沈译《万叶集》简目三页。钱稻孙唯在“冈本天皇”、“额田王”的名字前打了红圈。 这份钱稻孙的意见，透露了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确有出版《万叶集》的计划，而且是以合译的形式。承邹双双小姐告知，上述沈姓者乃沈策。邱公为谁容考。 沈策在1979年刊印的《万叶集（选译本）》，收录译案共二百九十六首。其中有一百首与钱译重复。选译的准则，序中交代系依据一般选本里常见的名歌来翻译的。至于编排的方式也与简目相一致：“译文的编排，分上下两编。上编是有名作者的作品，按万叶和歌发展的阶段顺序排列。下编是无名作者的作品和民歌，按歌的分类排列。”（《万叶集（选译本）》，四平师范学院1979年8月版第5页） 就之译法，“力求用我国的口语，把万叶和歌的格调保存下来”（《万叶集（选译本）》第5页），理由是“以《万叶集》为例，这部歌集基本上是用当时的口语写成的。因为使用了汉字，给读者造成许多障碍，实际上那些歌在当时的读者中，听起来是很容易明白和欣赏的”，又云，“和歌中的语言，与其说是和历史上某一时期的汉诗语言相近，倒不如说和我国现代的口语相近。”（《也谈谈和歌汉译问题》，《日语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3期）李芒也持类似看法，可极讽刺的是，他在1998年梓行的《万叶集选》却仿诗体而译，甚至参仿钱译。像是歌三七五、三四八四、三八四六等乍看以为钱译，略加比对还是能发现有几字之别；尤其歌一五尽得钱译真传，神似貌似到一字不爽。用白话对译古代诗歌，实在平常，无须厚非。但竟轻易地将《万叶集》当时的语文跟现代汉语口语并论相埒，不谈彼之于《万叶集》有多少研究，就是能否识读都很可疑。针对上述一说，孙久富有专文《关于<万叶集>汉译的语言问题的探讨》（《日语学习与研究》1983年第4期），作出了尖锐精到的批评。 沈氏还提及：“二十余年前（一九五七年），钱稻孙先生和我谈到《万叶集》翻译工作时，他说：‘中国语言是单音节语，日本语言是复音节语。两种音节不同的语言，想求得格调上的一致是不可能的。’当然，经过交换意见之后，他也不再坚持他的这个论点。”（《也谈谈和歌汉译问题》）这里讨论的是格律问题，拿歌四八聊作一觑，沈译： 眼望着东方， 大地上蓬勃升起 黎明的光辉； 回过头去再一看， 月亮已倾斜欲坠。 钱译仅十个字： 流景灼东坰，回首月已倾。 原文之意，十字庶尽。沈译据和歌三十一音对以三十一言，自生冗词赘意。便是用口语白话，难度相较低些，可五行的短歌，讲叶韵，沈译常常却押一次而已，实不太能让人满意。韵稍多的，像歌四四二五： “去当防人的， 那是谁的丈夫啊？ 问这话的人， 看来真可羡慕啊！ 她倒满不在乎啊。 好歹也算凑韵，读起来是够响亮的，然全在语助词上，还净一色儿的“啊”，诚叫人郁闷。若三“啊”悉去，不仅毫无影响歌意，音韵倒显得翩跹。而钱译或文或白，取的均是齐言三韵： 出戍边防，伊谁之郎？ 羡彼他人，无思问卬。 防人上路，人问谁夫？ 羡彼问者，牵挂全无。 声韵和谐成律，表达凝练，紧要的仍是有着作为诗歌的情味。翻译所采我国诗歌格律虽有以形害辞之虞，却不见得别开生面创制的格调必能收取更好的效果。正如沈译逐拍入字，强趁韵妄添意的情况即无可避免，遑论信达难顾，节奏或也因此遭破坏，终徒丧诗歌的灵动。通阅沈译，诸如“啊”、“吧”、“啦”、“呀”、“嘛”叹词反复协句，足足三十九首，若连叫唤一次也计入，为数益加可观。更甚者，有“呀”与“夜”，“噢”与“桥”，“呢”与“祭”互韵的例子，恐非出于口语的考量。而“不再坚持他的这个论点”的钱稻孙，终究坚持未用过音字同数的方式去译和歌。 适遗稿中又有由文洁若整理的序说和目次。这份三十一页的目次，编排方式与沈译简目同出一辙，将作者照时代远近排列，其余再按题材卷数编汇，凡五百二十七首，而文氏誊写的序说里却道“今选译五百五十一首”。沈译并没反映在此目次上，或因出版计划又生变动云云，无论如何，那必是钱氏欲付梓的万叶译歌。大部分无题歌特用了译文首句作标题，即据书籍、期刊、手稿失辑的和歌逐一与目次查核。发现记录的五百二十七首译歌中，多出约七十九首前所未见。若同首异译不计，实数六十六首。这些和歌译文，当可视作已佚。 回到这一纸意见之上，关乎《万叶集》成译时间或进度未着一字，尚提议“明年专力从事《源氏物语》期以三年完成”，“明年”确切何时，虽意见未具日期，亦非无迹可寻。 且接着说“《伊势物语》在《源氏物语》迻译中，明年上半年完成如何？”盖为关键。文洁若曾言，出版社“请钱先生先放下已翻译了五卷的《源氏物语》，改译近松的作品和江户时代著名小说家井原西鹤的选集。同时，钱先生还在补译《万叶集选》，出版社并且希望他能将旧译《伊势物语》和《日本谣曲选》也整理出来”（《风雨忆故人》，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8月版32页）。拙文《钱稻孙译事小考》（《上海书评》2013年1月27日）尝推论，钱稻孙开译井原当在1960年，近松比之更早。然而到底是推测，如果要凿实，来回绕不过那几则材料。依照周作人信中所示，1961年钱氏已在翻近松，《源氏物语》却等到翌年方改由丰子恺重译。按放下源氏才译近松的说法，时间似乎错了。仔细再读，钱稻孙不过“放下已翻译了五卷的《源氏物语》”，并未直言把工作转托予丰子恺。因1959年2月人文社向钱氏约稿，“到当年十月为止，他只交稿四万字。于是决定改由北京编译社翻译，完成后由钱稻孙校订定稿。这期间，钱稻孙着手翻译近松门左卫门选集和井原西鹤选集”（《<源氏物语>在中国》，《人民中国》2006年8月号）。故搁置《源氏物语》转译近松、西鹤，以及整理《伊势物语》乃至《万叶集》，非指1962年，时在1959年10月左右，正合笔者推论与文氏记述。那么，“明年”就该为1960、1961年，钱氏之谓“《源氏物语》期以三年完成”，果然的话，殆仍来得及。 另外，从完整独存的“桐壶”一帖凡八千余字推算，五帖共计恰约四万字；兹遗稿残留着未译讫的第五帖稿，还有当年为《源氏物语》草拟的前言分明说道：“这里先译出了‘桐壶’、‘帚木’、‘空蝉’、‘夕颜’四卷”，皆可佐证五帖之言非虚。 意见的第六点，“歌词用五言古调”与“如须译做白话则需通体改”两句，印证了钱译《伊势物语》即过去四十年代登载期刊的文字。文洁若忆述，《伊势物语》整理完后，偏在1969年作为贵重稿件准备运往三线建设时亡失，还包括周作人《平家物语》的一部。这便可以解释，传云周译七卷有多，终第见六卷的原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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