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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厂的第二天。 就碰上了一件流血事件。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一个员工打着赤膊，坐到冲床前，他更换了模具，然后放上一块裁剪好的铁板，一脚踩下脚踏开关。 可能是模具一边的螺丝没拧紧，压好的铁片成品突然飞了出来，直接切进了他的胸膛。 那工人瞬间脸色发紫，浑身无力。 我跟老板一起，火速开车把他送到大岭山医院。 医生检查了伤情，说很严重，铁片切断了心脏上面的大动脉，暂时堵在那里，如果把铁片取出来，血就会喷涌而出。 医生说：我们医院技术有限，做不了这手术。 又开车到长安医院。 办妥了各种手续，老板对我说：你在这里守着，我还有事先走了。 工人处在生死边沿，他竟然说还有事先走了，这种话也能说得出口。可他是老板，我无话可说，只得点点头。 老板开车走了，主治医生过来找我签字。 我说我没有资格签这个字，我既不是老板，又不是伤者的亲戚和家人，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我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那是个老医生，看起来70多岁，退休返聘的那种。他很沉稳地跟我说：必须有签字我们才能动手术，伤者这情况不能拖了，再迟会有生命危险。 我焦急地打电话给老板。 老板说：那你就签吧。 我说：万一出现意外我承担不起啊。 老板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只有面对了。万一死了，也就是赔个二、三十万块钱的事，我还是赔得起的。 说完，电话挂了。 听完老板的话，我心里突然就没那么恐慌和无措了。同时，我开始佩服起老板来：有钱人的思维格局果然跟我这样的打工仔不一样，面对一个人的生死，他可以很冷静理智地考量出最坏的处理结果，而我却只能是六神无主惊慌失措。 签了字，医生开始做手术。 病床旁边的挂架上，挂着一个血袋用来输血，这是买来的。另外还有一条管子插在身上，红色的新鲜的血液从管子里流下来，流到摆在地板上的一个胶盆里，另一条管子又把胶盆里的血液输回到伤者身上。 那个胶盆跟我们平时的洗菜盆大小差不多，我看到盆里的血将近有大半盆了，都是从他身上流下来的。 老医生很和蔼，跟我说：他身上四分之三的血都在这盆里了。 我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工人，脸色苍白得像一张A4纸，跟死人没什么两样，看得我心里直发怵。 我颤抖着问医生：从他身上流出来的血再输回到他身体里去？ 医生说是的，自体血比买的血更好更安全，不会起凝集反应。
天很黑了，我才想到自己没地方睡觉，于是到楼下的小店里买了张草席，铺在医院的走廊上。 睡在坚硬的水泥地板上，后半夜天转凉了，我像只虾米一样缩着身子，找不到任何覆盖物来保暖。我在心里想：我这样替老板分忧解难，他应该心里有数，将来总不会亏待我吧。 而事实上，我一年多以后离开工厂，连工资都没拿到。这在前面的文章里已经写过了。 3个月以后，这个受伤的员工又生龙活虎了，除了胸部留下一道疤痕，其他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他才20岁，是家里的独子，远离家乡来东莞打工，从阎罗殿前走了一遭，而他远在故乡的父母，甚至都无从知道。 这是我进这家五金厂碰到的最严重的一起工伤事故，有过这样的经历，后面再碰上那些断手断指鲜血淋漓的场面，也就能够从容应付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淋漓的鲜血让我拥有了更丰富和更成熟的人生经历，这在说起来大好的和平年代，到底算不算一种悲哀，我无法找到答案。 在五金厂打过工的人都知道，冲床压断手指是经常发生的。厂里也试过在冲床上安装保险，但那样效率太慢，根本完不成每天的生产任务，所以组长和员工们都自动把保险取了。那时候劳动法也不严格，压断手指老板也就是掏点医药费，所以面对经常性的工伤事故并不很放在心上。 我进厂之后看到这情况，就建议老板给员工买意外伤害险。老板一盘算，觉得每年所掏的医药费大于买保险的费用，于是同意了。 我们买的是美国友邦保险，接下来一有工伤事故我就打业务员的电话，害他隔三差五从东莞市区往大岭山跑，年度一算，这份保单明显是亏损状态。 他无奈地笑说：没办法，亏本的生意也要做。
我在厂里的工作量很大，产品报价、工商税务财务、办公室各种事务、以及生产统筹管理，所以经常加班到很晚。 一次，一个电镀厂的老板问我：你天天这么辛苦，工资有没有5千块？ 我都不好意思回答他。那时，我的工资才1700。 大概一年以后，老板发生了意外，在冲凉的时候煤气中毒，住进了医院，在生死之间徘徊了近半年的时间。 这时候，厂里的全盘事务都落在我头上，算是体验了一回那种大权在握的感觉。 换了任何一个打工者，拥有这样的机会，不发大财，也要发点小财。 我们厂最主要的原材料就是各种规格的铁板，买起来都是几吨几十吨，每个月金额达数十万元，厂商的销售经理了解情况后，明白地告诉我，每个月结帐之后给我五个点的返利。这样算起来，每个月的返利，会高过我一年的工资。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那时候怎么就那么忠厚老实呢，以致于说出来别人都不会相信。我总觉得不能对不起老板，不能乘人之危辜负老板的信任，越是危急的时候越能考验一个人的人品，更何况他还是我表哥。所以，我非常明确地拒绝了厂商的诱惑，在同等质量的前提下，把价格压到最低来选择供货商。 接下来，几家电镀厂和烤漆厂的老板都跟我表示，为了长期合作，他们可以在每月结算的时候给我返点，把钱直接打进我个人的银行卡里，按数目算起来，每个月也都远高于我的工资。也是因为我心里坚守着自以为是的原则，都被我一一拒绝了。 还有就是卖废品，工厂的废品主要是铁板的边角料，那时候价格每吨都在2000元以上，一次卖起来都要拉好几卡车。第一次跟收废品的老板一起去过地磅，那个江西佬问我要不要弄点钱？他说，只要用脚在地磅上稍微踮一下，他就给我5000块，我说这怎么行呢，肯定不行啊，我不能因为自己谋利而给工厂带来损失。 江西佬就笑：你这种人我还是第一次见，我收很多工厂的废品废料，那些写字楼和仓库的文员，你看她们7、800块钱一个月，活得滋润着呢，很多人都从我这里拿钱去分，数额都大于她们的工资。 我说拿人钱财替人工作，我不能做这种事。他只笑笑，不再说话。后来再卖的时候，他又跟我提起，我还是拒绝。
大好的捞钱的机会从我身边溜过。我不是不爱钱，只是道义、品行、兄弟感情这些概念占据了我的头脑。好几年以后回到家乡，有一次去竹市看我生病的表叔（也就是老板的亲舅舅）。表叔笑着问我：你在XX的厂里，弄到有没有百把万？ 天啦，百把万。 我要是告诉他我一分钱都没弄过，他绝对认为我不诚实，因为那时候表叔的儿子也在厂里打工，他很清楚我完全有这机会。说实话，如果我有那份心的话，半个百把万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我知道，任何解释都不可能消除表叔心里的猜疑，我也就没有解释。人一生中，总有些事情是解释不清的，只能让它随着岁月去淡化。 既然表叔可以这么认为，那么，我表姑（老板的妈妈），还有他哥哥和妹妹都可能会这么认为，只是没有证据，也不好明着说出来罢了。 所以，我后来从厂里被扫地出门，老板没有支付我的工资，他们并不认为这么做有多过份，甚至，他们连劝慰一句我的话都没有。 写到这里，我豁然开朗。幸好我后来一直都很贫穷。假如从那以后，我飞黄腾达走上了富裕的康庄大道，那么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在厂里捞到钱之后，从此才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和命运。 当然，也许就象一些人说的那样：性格决定命运。我这样的性格，注定就该过着自己眼前这样的生活。 即便如此，那也无怨无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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