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明特征，通过制礼作乐，利用“礼”教与“乐”教，形成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对后来历代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
礼乐是指礼节和音乐。古代帝王常用兴礼乐为手段以求达到尊卑有序远近和合的统治目的[1]。
礼
原本是古人事神祈福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在这种仪式上，献祭、颂神、祈福的各项活动都按照一定的规程进行。西周初年，经过周公等人的改造，礼便从宗教的制度转换成了基本的社会典章制度，规定着贵族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周公“制礼作乐”。据《仪礼》记载，周初的礼，内容有十七项，包括士冠礼、婚礼、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聘礼、朝觐礼、丧礼、祭礼、凶礼、军礼(行军，出征)、宾礼等。
乐
原本是一种辅助性的原始宗教仪式，是古人将“颂神娱神”的愿望以舞和乐的形式“送达天听”的手段。周初，经过周公等人的改造，乐便成了人们在宗庙中，在族长乡里之间，在父子长幼闺门之内等等社交场合沟通情感的基本方式，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唤起血缘亲情，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亲近感，从而化解因为礼的等级化、秩序化而引起的种种对立感和心理矛盾。荀子把乐的这种功能恰当地称之为“和”。
礼乐文明是指“周公之典”。《尚书》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候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制作的礼乐是处理等级社会上下贵贱之间的人际关系的伦理规范[1]。
礼的本质是差异，也就是说贵与贱，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的各种人之间，必须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绝对不可混肴。这种有差异的秩序叫“礼”，不可僭越。所以孔子曰：“非礼忽视，非礼忽听，非礼忽言，非礼忽动”。但是社会只讲差异，不讲大同，社会就不会和谐。因而周公“制礼”的同时又“作乐".乐讲和同，乐当然是指音乐，但已超越了音乐，以音乐激起人们相同的共鸣的喜怒哀乐的情绪[1]。
礼和乐不可偏废，“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乐文明是国家和谐的基础。春秋鲁人孔丘发扬了儒行。其所谓儒，其有不灰心丧志，不得意忘形，有上尊下慈的美德。无怪乎孔子对礼乐崩溃时，发出如此的感叹：“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一生所致力追求的理想就是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1]。
孔子招受学生开经讲学，整理《诗》·《书》·《易》·《礼》·《乐》·《春秋》。他死后，他的学生把的他言行整理成《论语》。上述著作构成儒家博大精深的政治伦理体系。孔子主张“仁爱”，“克己复礼为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节用爱人，伺使民于时",是对执政的要求。在孔子看来，仁是礼的基础，礼是贵浅有序，乐是对礼的调度。礼乐不僭越，就会形成和谐社会。所以，一个有文化的人要以“格物·致远·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最高理想[1]。
礼之所以合理，正如孔子所说，“礼缘人情而作”，它是基于人情而制定的。儒家从人本主义出发，提出治理人民的前提是尊重人性。只有充分注意到人民的好恶之情，社会才能长治久安。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人性可以不受制约，可以纵情放任，那样无异于将人类等同于动物。人的好恶之情的缺乏或者过度，同样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只有健康的情感，是社会和谐、进步的保证。人的情感应该与天道(大自然)一样，处在阴阳和谐的“至中”境界。但是人性不能自发企及于至中之地，因此需要礼(各种仪式节文)来引导人性，使之合于天道，这是儒家礼治主义的根本要旨之所在[2]。
礼乐的表达需要有一定的形式，玉帛荐献、进退揖让；黄钟大吕、干戚羽旄是礼乐之美，但是欣赏盛美的仪式并不只是为了满足耳目之欢，更重要的是要体会礼乐文明引领人向善的本义。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记・乐记》说：“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这些论述旨在说明，礼乐文明美的形式是为了表达善的内容，而其中美是次要的，善才是主要的。孔子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在这里，他就是把仁爱作为礼乐引领人向善的一个目标提出来的。因此，认识礼乐文明，重要的在于把握其中的要义[3]。
礼
礼乐文明中“礼”的要义有数端。其一，“礼”是人性的基础。《礼记・曲礼》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把“礼”作为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所以“礼”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其二，“礼”的重要作用在于规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使人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正义。其三，“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礼乐文明更强调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其四，通过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既强调了“和为贵”的愿望，又指出“和”不能单纯为和而和，不能是无原则的和，这个原则就是守礼。在彼此遵守社会秩序的情况下达到和谐，才是最美的境界[3]。
乐
礼乐文明中“乐”的要义也有数端。其一，“乐”的社会作用重在和谐精神。《礼记・乐记》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所不能免也。”指出“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其二，“乐”注重有秩序的协调。《乐记》说：“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chì）之音矣。”其用五音比喻各种人物，说明要有序协调，才能奏出和谐之乐。其三，“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乐记》曰：“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孝经》也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乐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生命长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们要听雅乐，远淫音[3]。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礼记・乐记》）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明的主旨。《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是说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礼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然而，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在远古传统中，“礼”即人文，是涵盖一切，包括“乐”在内的。到了周代，礼、乐虽各有制度，但是“乐”毕竟仍是礼制的一个方面，“乐”的“和”也是为实现“礼”而辅助、服从于“礼”的。《乐记》说人受外物的引诱会丧失天性，产生贪婪、残暴、欺诈等邪念，于是先王制礼乐，用以调节人心。“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就是用“乐”之“和”，弥合“礼”之分所造成的心理差距。孔子等儒家常将“礼”、“乐”相提并论，就是因二者之结合，能起到平衡与调和的作用[3]。
二者关系的认识。“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本质上是相通的。《乐记・乐论》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在儒家的体系中得到规范。礼”先“乐”后，礼是乐的基础，乐为礼定，乐为礼用。不仅选用乐，要按礼的规定，评价乐，也要以礼为标准。礼和乐不可偏废，礼乐不潜越，平衡与调和，就会形成和谐社会“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是贵贱有序，乐是对礼的调度[2]。
礼乐思想的升华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对周朝礼乐制度的欣赏与留恋溢于言表，但并不是袋周礼作为不可变化的教条来崇拜、遵守。当时孔子所面临的客观社会的形势是:一方面作为国家典章、制度、仪式的礼乐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国家、社会又不能没有一定的礼乐典章制度，否则人们就无所遵循。这就需要对旧的礼乐典章制度加以改造，寻求新的理论根据和心性道德的支撑，于是孔子担负了这个时代的任务，对礼乐作出新的解释和理解。“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这里，仁是统领礼乐的灵魂，他把仁爱作为礼乐引领人向善的一个目标提出来的，用“仁”的理念来调适自我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孔子把礼乐制度这种外在的形式与主体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行为的仁、不仁直接联系起来，不仁的人是不能正确对待礼乐典章制度或遵守礼乐典章制度的，只有具有道德理性自觉的仁人，其行为才能自觉地遵守礼乐或合乎礼乐制度。个体应该注重约束自己，加强自我道德修养，成为具有道德理性的仁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仁便成为礼乐制度的本质义蕴，这是孔子对于礼乐制度这种外在形式、仪式的后面所以然的追根究底，是对于礼乐典章制度理论基础的寻求，亦是对传统礼乐制度的新诊释[2]
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青铜文明主要是青铜兵器和工具，而中国古代的青铜器是以礼器和乐器为主。由此可见，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的重要特征。中国古代的“礼”和“乐”起源于远古的原始崇拜。“礼”这个字原来是表示祭祀神灵的一种仪式。“乐”象征的是一种乐器。古代举行祭祀神灵仪式的时候，一般要演奏乐器、表演舞蹈，并且伴有歌唱，是古人将“颂神娱神”的愿望以舞和乐的形式“送达天听”的手段。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的统治者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用于管理国家，使人们在一种礼仪规范中遵循社会道德和秩序，维护社会人伦和谐。周朝的礼乐制度，不仅维系了周王朝长达八百多年，更为以后秦汉帝国建立的大一统华夏文明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两千多年来礼乐成为儒家思想根本的支撑，礼乐教化在人们修身治国与构建融洽的社会关系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古代中国文化主要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也成为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2]。
产生
中国古代的“礼”和“乐”起源于远古的原始崇拜。《礼记・礼运》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尊而?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其贡献的礼品、击土鼓而作乐，便是最早的礼乐仪式。到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虽然帝王的领袖地位和递相禅让产生了“礼”的意识，但是礼的制度还未产生。只有到了夏朝，由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于是“大人世及以为礼”，“礼义以为纪”，礼仪制度才逐渐建立起来。夏礼因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缺乏，已难知其详。商礼由于殷墟考古的大量发现，以及《史记・殷本纪》有较多的记载，则已彰彰可考。到了周代，礼制集前代之大成，逐渐完备和成熟起来。“乐”在周之前也已有不少歌舞产生，《庄子・天下》说：“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到了周代，“乐”的内容不断丰富，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当时除了代表性的《大武》之外，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载，周乐有数十种之多。周代还设有专门的机构“春官”规范和管理乐舞，并在春官下设大司乐授“乐”，教国子“乐德”、“乐语”和“乐舞”（《周礼・春官》）[3]。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是在周代形成和完备起来的，因为这时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赋予礼乐以丰富的人文内涵。周代形成的冠、婚、丧、祭、朝、聘、乡、射以及职官制度等礼仪、礼制和礼义，主要保存于流传至今的儒家经典《仪礼》、《周礼》、《礼记》等三礼之中。周代盛行的“六代之乐”及乐德、乐语、乐舞等内容本记于《乐经》，然《乐经》“失于秦火”；好在“礼乐相须以为用”，不少乐制的内容可以在“三礼”中的礼仪制度中看到，而专述乐义的《乐记》也保存在《礼记》之中。另外，古代的“乐”是歌乐舞三位一体的，按照杨向奎先生的考证，周乐的歌词部分可以在《诗经》中找到，如《周颂》[3]。 《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左传》文公十八年记：“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在礼乐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周公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制礼作乐，不仅将远古至殷商的礼乐加以改造和发展，形成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而且注入“德”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孔子是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的贡献一是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二是他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3]。
周代
公元前11世纪中期推翻殷商建立的周王朝，在总结殷商典章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了等级严密的礼乐制度。“礼”是为了区分贵贱等级，“乐”可以使人互相和敬，两者结合，为的是维护奴隶制贵族的等级秩序，巩固统治阶级内部团结而更有效地统治百姓[2]。
周礼的种类繁多，主要有祭祀、丧葬、交际、征战和吉庆五大类。涉及冠、婚、丧、祭、朝、聘、乡、射及职官制度等诸多礼仪、礼制和礼义。由繁琐的礼仪制定了与之配合的各种音乐使用标准，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仅礼仪有别，所用音乐也有严格规定。为了维护和推行礼乐制度，周王朝还设立了由“大司乐”总管的音乐机构，对十三岁到二十岁的贵族子弟进行系统的音乐教育。在周礼中，“礼”与“乐”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礼”体现为等级制度的规定和要求，社会秩序中的君臣、父子、夫妻和高低、贵贱、尊卑都要由礼来加以区别和定位。但是仅仅有“礼”是不够的，单纯强调“礼”可能会造成等级间的距离和人际关系的冷漠，而“乐”的作用就是与“礼”相配合，起调和关系、融合感情的作用，消解由“礼”所带来的等级差别感，以达致和谐的理想境界。二者虽然功能各不相同，但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政治制度。西周王朝能够延续275年，在一定意义上，依赖的就是这套礼乐制度[2]。
东周时代(公元前}}o-一前256年)也即春秋战国时代，总体上是诸侯争霸、列国争强，战火频仍、纷争相继的乱世，同时吃'郑卫之音”的传人，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礼乐制度逐步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被列国纷纷弃之如弊履，史称“礼坏乐崩”。但正是在这一“礼坏乐崩”的时代，礼乐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价值得到了包括孔子在内的各类有识之士的思考和重新认识，基于此，礼乐制度才能在汉初重登政治舞台，并绵延两千多年而不衰。
继承和发展
自周朝以后，历史上每个朝代兴起后都要有一番“制礼作乐”的活动，或者把前代流传下来的礼乐加以改造，或者根据当时的需要制定新的礼乐，历代史书里面都有一部K}L乐志》。那么，在周代“制礼作乐”至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再到以后每朝每代的“制礼作乐”，这中间明显存在着一个断层。是谁将这个断层连接起来的呢?儒家是主要的贡献者，儒家创立者孔子则是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2]。
先秦礼乐文明经历历代沿革，具体内容有变而主旨不变。摒弃旧礼中的贵贱之分，汲取礼乐文明的秩序、和谐理念，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具有现实意义[3]。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礼乐文明的主旨具有值得开掘吸取的价值。礼乐文明的秩序与和谐理念，既有内在的源于自觉意识的道德规范，又有外在的带有约束性的行为规范。用一定的礼仪形式来调节人们的行为方式，可以加强社会的亲和力，并对人的社会化施予积极影响。礼乐内在的道德修养，可以达到人性的平衡、升华，生发“礼尚往来”、以“诚”相待、以“信”相许、以“义”相重的情操，从而实现主体与外界的和谐，群体的和谐，社会的和谐[3]。 改革开放的中国正敞开胸怀，面向世界，与各国人民一道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努力。礼乐文明的秩序、和谐理念，无疑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实现各国人民建设和平、稳定、繁荣的新世界的追求[3]
(一)以科学的态度对传统礼乐文明进行批判地继承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在孔子心目中一直是君主权威的象征，是统治工具的体现。被仁统领的礼，最大的特点当然还是秩序、等级与差别，这种“仁者爱人”之爱，也是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有差等的爱。礼乐强调严密的等级也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二）传统礼乐文明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
“礼乐无常制”，应该与时俱进。建设“和谐社会”，这个目标包含很多具体内容，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一与自然和谐相处等。这些内容当然都带有现代生活的特点，但是和传统礼乐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礼乐文明具有值得开掘吸取的价值。比如其中对中和之美的爱好，对尽善尽美的追求，对道器合一的向往，对人格尊严的歌颂，对社会和谐的规划，对艺术目的的设计，对教育功能的要求等等。今天许多有识之士为保护传统文化多有举措，主要集中在感官所及的范围，如民间工艺、古建筑、传统节日、饮食文化、戏曲等等，仅仅这些，不足以有效地捍卫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
(三)保护文化延展性是我们精神家园的需要
礼乐文明是中国自周代以来直至清代近三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从古代中国的家庭到家族、国家，都是按照“礼”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从国家典制到人们的服饰、建筑、行为方式等等，无不贯穿着礼的精神。
礼乐文明的优良传统也将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的理念，与奥林匹克“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的精神交相辉映。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仪式、乐舞其实是与古代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和仪式相仿佛的。“礼”中的“乡射礼”和“大射仪”，分别是乡村和诸侯举办的运动会。这些射箭比赛自然也有规则和竞争，不过，比赛前要相互行礼，比赛后一起喝酒，所以孔子说“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这是友谊和谐的竞争。礼乐中的乐舞则类似于体操，人们在音乐中且歌且舞，行进跳跃，从而追求躯体与灵魂的和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文奥运”是文化交流的奥运，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历史悠久的奥林匹克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一次伟大的握手。中国礼乐文明的秩序与和谐理念，是通过人文奥运奉献给世界的一份富有价值的思想，它将展示中华文化的东方神韵，并向世界传递中国人民维护和平，与各国人民共同发展的美好心愿[3]。
现代社会学的理论，通过对各民族社会的比较研究指出:礼仪、规范、风俗、伦理，并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表面文章，而是权威、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的符号。正由于此，传统的礼乐文明，有许多值得当代人反思和学习。孔子在对周朝礼乐制度有所损益的基础上，对礼乐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形成儒家独特的礼乐精神。在道德伦理、修身治国、构建融洽的社会关系方面都有生动的阐述，在解决人自身矛盾，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大矛盾方面俱有值得今人继承和借鉴的宝贵品质。我们要继承和发展传统礼乐文明的优秀成果，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2]。
(一)“修己”、“安人”，有助于人与社会的和谐
礼乐文化的重要作用之一，正是调节人的心性，修身养性从而达到人自身的和谐。《大黔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一个通过“修己”而获仁的人，其行为一定惠及他人。因此，“修己”的结果必然是“安人”。“修己”的实质是求仁，“安人”的实质则是行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立身修德，也要让别人立身修德。自己通达事理也要让别人通达事理。因此，古代文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自觉意识到人是有价值的，体认到人生之可贵，要使“人为贵”就要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联系起来。发挥人的特殊性与能动性，不坐而论道，充分重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2]。
(二)以人为本和以德治国的思想
《L记・经解》说:“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儒家学说把观察问题、研究问题的核心和重点放在对人和人事的关心上，从而确定了儒家学说的最基本的、最核心的价值，即以人为本。从人本、民本这个核心价值出发，从而进一步建立了独具儒家特色治理模式―德治的理论基础。当然这里的以人为本和所说的“以人为本”是有差别的。社会主义社会，文化大繁荣，人的主体地位无与伦比地被重视和尊重，这是以往任何社会都无法相比的[2]。
(三)与人交以“礼”为重
“礼”首先是要区别和有秩序。“五伦”关系的和谐，需要“礼”作为润滑剂，才能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兄弟有序，朋友有信”。这在现代也是基本适用的。比如孝善、忠义、诚信。有了区别和秩序，人们就能各按其位、各司其职。如果每个人都能尽职尽责，不越礼，那么社会必定就和谐了[2]。
(四)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
“和合”思想是儒家独特的核心价值追求。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以“和为贵”为自己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评价体系。以“和”作为道德观的宗旨和价值目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协和万邦”作为其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指导自身行为的原则和化解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原则;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帮助不发达国家，以求共立共达;以“和而不同”的原则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各联盟和平共处;以和平、发展、合作的精神，建设和谐世界。建设和谐世界坚持“以邻为伴”、“以邻为善”原则。我们建设和谐文化，就是要弘扬社会公平、公正，化解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间的冲突，营造健康的文化环境，使人的心灵和谐，并有所归属和安顿[2]。
(五)“孝”、“善”、美德
儒家对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以及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作了这样的界定:“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又说:“弟子人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孝”、“善”可以说是先秦儒家的精华之所在。通过凡俗的孝道，父慈子孝的生活修养、道德提升，努力达到“善”。孝善自古就是中华传统美德，更是要大力提倡。
(六)独特的尊卑观念
礼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精神就是尊重人，在一系列的礼仪礼典等规范中体现对人性与人格的充分尊重。尊重他人的意愿，体谅别人的需要和禁忌，不能强人所难。不苛求别人做不能做的事，不强求别人接受不喜欢的东西。C(}L记・曲ply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不仅自尊更要尊他，所以我们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来调适自我与他人、社会的关系，调整和规范人们之间的矛盾分歧，平等待人，推己及人。“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礼是讲自我谦卑的，“卑己尊人”，主张与人交往要低调、放下身段，而把对方放在尊敬的地位来对待，这是人际关系和谐的基本前提[2]。
(七)文人的高贵气节和问道传道精神
“居庙堂之高，而不以为自大;居草茅之野，而不以为自轻。”舍小我而兼养天下。礼乐精神之下，古代文人显示出一种从道不从君的高贵气节和不假外求的独立人格。这也对当前的知识分子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八)礼乐文明与人的社会化、艺术化生活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乐教。儒家认为，音乐有优劣、高下之分，只有情感纯正、节奏高雅、能够体现道德教化的乐曲才能荡涤邪秽，动荡血脉，流通精神。因此，树立健康人性的途径之一就是听雅乐。琴棋书画不是用来寻欢作乐而是熏染自己的品行的。可以说礼乐艺术充满节制和克己的、理性的精神，因而陶铸中国传统文人一种沉静的激情，难有心灵的迷狂，却有谨严的思想，虔诚的目的[2]。
礼乐文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说是国家和民族保持永久魅力和活力，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内在要求。用礼乐文明的秩序与和谐理念，用礼乐内在的道德修养，生发“礼尚往来”、以“诚”相待、以“信”相许、以“义”相重的情操，造就孝亲睦邻、敬业乐群、尊师敬长、礼贤下士、温良谦恭、平和中正的君子风范，也只有当礼乐精神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人的社会意识和文化精神，才能实现主体与外界的和谐，群体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只有社会有礼，人心和乐，才能成就新时代的“礼仪之邦”[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