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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中国古代政治的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叫阳儒阴法，指的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表面上听上去都是儒家的道理，但是呢，实际上操作的都是法家的方案。因为在具体的政治操作中，对于先秦时期的那些当政者而言，法家的方案可能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因为它简洁有效。 韩非 人弱点：恐惧与好利而法家之所以那么有效，是因为它掌握了人类两项最为根本的弱点，就是恐惧和好利。在这方面，法家表现出足够的大胆和坦诚，他们明白地告诉那些君王，要治理好这个国家，就要利用人性的弱点，因为人们存有对权力的恐惧，所以要让他们听话，最好的办法就是严刑峻法，一旦犯错就施以最严厉的惩罚，那么他们就不敢犯错了。 那么，从利益的角度来讲，人们因为好利，就会去追寻那些对他有利的事，所以呢，恐惧和好利，其实是一个事情的两面，法家在劝说君王的时候，经常拋出这样的一些中心议题，比如：如何才能建立强有力的统治，如何才能富国强兵，如何才能快速地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这些内容都十分切中当时急于在争霸的局势上取得成功的统治者的胃口。 当时儒家和墨家是显学，追随者很多，儒墨都以上古时代传说中的尧舜盛世作为政治目标，儒家所提出的根本主张，就是通过道德教化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对人进行社会塑造，但这种固本的功夫，就如文火熬汤，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见效，在战国的乱世中，它虽然获得人们的尊重，但却没有几个诸侯肯拿自己的王国作为儒家理想的实验地。所以孔孟虽然奔走于各国之间，却并未获得施展抱负的机会。 法家最早的代表人物商鞅，最初其实也是试图拿着儒家的理想去游说秦孝公的，秦孝公的回答也很实打实，他说你这个方案听上去不错，但收效太慢，所以不准备听商鞅的建议。善于观察形式的商鞅主动求变，由'儒”术改尊'法'术，从而臝得了统治者的信任。那么，为了跟当时的显学儒家和墨家相抗衡，法家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从理论上强调墨家和儒家所塑造的复古体系是不切合当时的需要的。 商鞅的说法是古代的圣王们都是按照他们所面临的不同问题而做出不同决策，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呢，在不同的时期，就应该用不同的方法。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韩非子以其惯常的反讽的手法说，如果我们今天还像燧人氏那样去钴木取火，像有巢氏那样在树上筑屋而居，这岂不是让那些先贤们笑掉大牙。所以真正的圣人不应该抱着过去的经验不放，死抱着祖宗的成法不知道变通，而是要根据现实改变。 如何解决两难困境当然，法家也并非简单地否定儒家的思想，而是认为不同时期应采用不同的观念，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有一种自己的判断。韩非子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尧舜禹的时代，人们的竞争主要是依靠道德，到了中世，人们的竞争就开始要用计谋，他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氏族看谁力气大，实力强。 所以呢，韩非子说，世上的人对仁义的赞美，在实践中不但无益，反而是有害的。为啥呢？因为仁义的政策会导致亲亲尊尊，所以会赏罚不明，会使那些不该得到恩惠的人无功受禄，该受到惩罚的人得以逃脱。这样一来便助长了人们贪便宜的心态，那些暴乱之徒更会有恃无恐，这样国家难保不灭亡。所以呢，韩非子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主张和国家的利益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韩非子讲了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是一个内容，但是由两个不同的部分构成。 他说楚国有一个人叫直躬，他的爸爸偷了别人的羊，他把他爸送到官府去，这个令尹，就是官府的官员，他说，此人杀之（杀直躬）。为啥要杀呢？他说因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也就是说那个儿子把他偷羊的父亲送到官府去，虽然是出于对君主的忠诚，但是他违背了他父母，所以应该杀掉他。从这个事韩非子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按儒家的立场的话，是君主的直臣的话，他就有可能是父亲的暴子，所以呢，忠孝不可能两全。还有一个故事，韩非子说，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打了三次仗都输了，说'孔子问其故'。孔子问为什么输了呢？那个人说，我家有老母，我家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如果我要是战死的话那我父亲就没人养，孔子认为这是个大孝子，举而上之！这个故事表明什么呢？这个人如果是父亲的孝子的话，他就有可能变成君之悖臣。 《韩非子》书影 抱法处势韩非子通过揭示儒家思想在公私层面的矛盾，强调了这样一个意思：一个统治者，不应该听儒家的，因为听了儒家的话，那孝子就不会忠诚于君主，如果他忠诚于君主的话他就不可能是孝子，所以在韩非子看来儒家的思想是自我矛盾的。 正是因为这样认识的不同，法家的政治策略和儒家有着根本的不同，儒家强调敦仁义教化，而法家呢，强调抱法处势，就是应该要根据现实的要求，来做出不同的决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法家在不同的时期逐渐形成了以法术势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这样的一个思想体系是通过不断发展而完善起来的，我们知道，早期的商鞅是以法为主，中期的申不害他们是以术为主，到后期的韩非子，是法术势的结合。 申不害 但我们说法家的时候呢，也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成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的法。法家强调的是规则，最主要是刑罚和规则，在家族主义盛行的时代，法家其实有它进步的一面，它坚持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很大程度上顺应了由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的政治格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战国时期，那么多的统治者都比较接受法家的治国原则的一个原因。法家很重视的还有'术'，法家其实就是一种阴谋政治的推崇者，他认为从统治的策略而言，统治者不能随便让人看穿。申不害还提出来，统治者应该装傻，应该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因为这样做的好处是，臣下摸不透，别人根本不知道你的真实想法，其目的就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控制属下。
同时，对于势的强调，也是法家所特别肯定的。韩非子说，一个人之所以对别人有威慑，主要是他所掌握的权力足够大，所以呢，一个善于领导的人，必须集中权势，集中到让人不能有反抗的机会。事实上，儒家也强调君主的权威，但是儒家认为君主的权威主要来自于他对民众的关注，对于老百姓福利的强调和对于教化的推广。在法家看来，君主的权威主要来自于他所掌握的权力。法家与儒家最大的差别在于法家坚持认为政治需要和儒家的亲情伦理之间有巨大的矛盾，也就是亲情伦理会妨碍统一标准的实施。同时法家重视强化君主的绝对权力，因而与儒家将责任与义务结合的尊君观念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如果按照现代政治学的理论来分析的话。法家更注重于将政治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进行区隔，而儒家的亲亲尊尊，这是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混同，以致制约了政治的效率。这也正是韩非子被儒家批评的关键。 得失之间的法家法家的理论，很显然在秦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也知道经过几代法家人物的辅佐，秦国由一个边陲小国逐渐发展成为有能力一统六国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强劲的国家，它所采用的耕战的政策和法规面前人人平等的策略，都极大地激发了秦国人的战争热情和勇敢程度，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是改变他们生命轨迹、取得成功的唯一道路。
但是法家和刚才我们讲到的儒家、墨家、道家都不一样，法家作为一个学派，它的学派内部主要是观点上的相似性，而法家的人物之间其实并没有存在很好的关系，我们从韩非子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篇幅，一直在批评商鞅，批评申不害，也在批评各种各样法家的前辈。
李斯在被秦始皇任用以后，秦始皇看到了韩非子所著的《孤愤》、《五蠹》等篇，赞不绝口，这个时候韩非子在韩国也得不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刚好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使得秦始皇有机会跟韩非子面对面探讨法家治国的道理。
但是历史上有一种说法。说因为李斯妒忌韩非子的才能，也妒忌秦始皇对于韩非的偏爱，所以要设法把韩非置于死地，《史记》里的一个描述说李斯进凍秦始皇：“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什么意思呢，他说韩非是韩国的责族，如果你今天要吞并六国的话，那么韩非子最终还是会支持韩国，而不支持秦国，他这是正常的人情，如果你今天不准备任用韩非子，你就不应该久留他，如果你久留又让他回到韩国的
秦王听了以后，觉得这个建议很对，所以找了个借口，下谕把韩非子关了起来，《史记》里面还说，'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李斯拿着毒药给了韩非，韩非想自辩不得见，也就是说，李斯就根本不给韩非子辩解的机会，最后韩非子只能自己吃了毒药自杀，等到秦王知道以后后悔，那个时候韩非已经死了。
这个故事说明法家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很紧张的。我们当然也知道商鞅死在他自己的政策之下的那个故事。秦国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之下，短短几年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统一了六国，但是我们也知道，秦国统治中国的时间很短，到了汉代，人们就开始反思为什么秦国能在法家的指导下迅速崛起，但是又迅速覆亡，汉代的思想家的结论是认为法家思想太刻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如果要治天下还是应该遵循儒家的思想。
所以呢，法家的思想虽然得到统治者的偏爱，但是因为它难以实现长治久安，所以法家的思想都只能在暗地里继续运营，而在公开的场合，儒家的思想在汉代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个就是儒家和法家的独特关系，法家的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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