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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四川争夺战：南宋军民用堡砦阻击蒙古铁骑 蒙古初期的入侵 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8）十二月，蒙古军在连破金关中平原数州县以后，第一次侵犯四川，陷四川利州西路所属的西和州、天水军、阶州、成州、文州（今甘肃东南），陷沔州（今陕西略阳），沔州在宋时属四川利州路，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西。蒙古军在这次进攻里并未深入到兴元府西南的大安军以南，而是攻击南宋在四川外围的要塞，四川制置使郑损在攻击下逃遁，南宋在四川北部的主要防线--秦岭防线上的三关全部被攻陷，不过蒙古并未扩大战果，在攻击后旋即撤兵，可能是试探南宋防卫的虚实。 四年后，即理宗绍定四年（1231）八月，为了配合对金国作战的钧州战役，拖雷率蒙军自凤州（今陕西凤县）入川，十月，破大安军，再陷沔州，军民战死者数十万。利州西路西和州、天水军、阶州、成州、文州，（今甘肃东南）全部沦陷。蒙古军乃渡嘉陵江，逼近位于四川腹地门户剑门关附近的葭萌关和涪城（今四川绵阳市），在占领了城池要塞一百四十多个以后退兵。同时，拖雷分出东路军从大散关方向，转两当县（今陕西两当县），出鱼关，直逼南宋四川制置使桂如渊守卫的兴元府，威迫桂如渊派人作向导，顺汉水下洋、金州（今陕西安康地区）出川，假道南宋均州地境（今湖北郧县、十堰市地区）偷袭金国的邓州、钧州（今河南禹县）。 端平三年（1236）九月，南宋利州御前统制曹友闻率部与蒙军战于阳平关，由于统帅赵彦呐不听从曹的计策，而致兵败战殁。蒙古军队在阔端、塔海、八都鲁的率领下，乘胜进攻川北各要隘，长驱入蜀，陷成都。四川四路仅剩下夔州路和顺庆府、泸州、果州、合州少数几个州幸免于难以外，全部笼罩在狼烟中。因为听说王子阔春死讯，蒙军才从成都撤军。 大约在嘉熙时期（1237-1239），南宋驻重庆的制置使彭大雅完成了对重庆城墙的修葺工作，重庆后来代替成都成为四川抵抗蒙古入侵的政治军事中心，南宋末的抗蒙战争，使重庆在巴蜀历史上第一次作为四川的政治中心走上了舞台。 重庆三面环大水，地势高峻，经过彭大雅的营建以后，成了蒙古铁骑难以攻克的堡垒，这样，有了整治后的重庆和泸州这两个要塞，四川已经初步具备了对抗蒙古军队入侵的能力。 蒙古嘉熙二年侵蜀撤军以后，紧接着在嘉熙三年（1239年）、四年，先后侵入四川腹地，屠成都，犯重庆、峡口，被南宋名将孟珙所击退，孟珙刚刚收复重镇襄樊与峡口的归州（今湖北秭归县），于是南宋当局任命在江陵和襄阳前线抵抗蒙军数有功的孟珙为四川宣抚使，坐镇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总领峡江上下游的军事，同时开始认真物色守备四川的人选。 余玠的堡垒防御策略 淳佑二年（1242年）四月，面对着蒙军在利州屯田的汪世显部再次攻破成都，理宗感到很不安，他在和官员赵希暨的谈话里说：“今日救蜀为急，朕与二三大臣无日不议蜀事。”“重庆城坚，恐自可守？”，赵希暨回答道：“重庆在夔峡之上，敌欲长驱南下，虽城坚如铁，何救东南之危。”赵希暨还是把防卫的重点放在长江中下游。然而，自从端平三年（1236年）四川被蒙古军队残破以后，川西主要富庶州县的税收全部失去，这对南宋当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使得南宋的“国用日窘”，四川“民不聊生”，这是理宗寝食难安的关键所在。五月，理宗再次问计于梧州知府赵学时，理宗问他：“嘉定（今四川乐山市）可守否？”，赵学时认为可守重庆，上通利州与阆州（今四川阆中县），下应归州（今湖北秭归）与峡口，意义重大。官员刘晋之更进一步认为蒙古军侵蜀以后，所有坐镇四川的制置使连个屯驻的地方都没有，只有彭大雅守卫重庆，才占住了四川的根本，不然的话，四川早就完了，并建议在重庆筑堡坚守。上述官员的话坚定了理宗早就有了的守蜀决心。 南宋理宗淳佑二年（1242）六月，朝廷任命兵部侍郎余玠为四川宣谕、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因为军情紧急，允许余玠与所领导的官员就地措置，可先行后奏，不必事先请示中央。当余玠从峡口进入四川的时候，整个军事形势对南宋还不算太危急。在东部的两淮前线，蒙军正对守卫的赵葵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东部前线的最高决策官是杜杲，他曾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安丰击败蒙军。由于两淮地区复杂的河流地形，以及淮北的近乎无人烟，也就是无补接的局面，使得蒙古的攻势一直不能得逞。在中部前线，蒙古方面几次偷袭江陵，企图在中游渡江，然后从长江南岸的湖北境内进军湖南，其野心受到名将孟珙的遏制。孟珙时任四川宣抚使，负责联系川东和湖北前线的军事行动，他刚刚收复襄樊重镇，并在汉口附近击退蒙军的入侵。只有四川问题比较严重，蒙军汪世显部驻扎在川北重镇利州（今四川广元），不时出击骚扰川西各州县。虽然蒙方尚未在川西平原上建立起有效的地方政权，然而宋方也没法再象过去那样对川西实行征税和兵员补充，同时蒙方还把它的地方政权向川西、川南扩展。另一方面，宋军却群龙无首，各自为战，士气低落，最大的问题是，军民都不信任频繁更替的安抚使、制置使，因为这些地方大员不是派发苛捐杂税，便是在蒙军的进攻下逃窜。余玠甫一进川，就走访四川各界人士，听取他们对政策的意见。他的口号是集思广益，起用四川地方贤达。同时，他以革除弊政为己任，由于他手中掌握得有理宗给他的金腰牌，使得他能放手对四川的政治、军事进行改革。 余玠起用播州（今贵州遵义）名士冉氏兄弟，采纳冉氏兄弟对防卫四川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在几个重要的州治地点，择其地理环境，沿山筑堡垒，在堡垒里储备粮食，同时将州政府设在堡垒里，依山守水，一遇蒙军进攻，即将军民撤退到堡垒里，坚守堡垒，使蒙军没法破坏地方政权，而又无所得，当蒙军攻势缓和以后，则从堡垒里出动正规军与义军骚扰对方，敌人最终将因粮草耗尽而被迫撤退。这些堡垒又相互联成一气，一遇战事，可以遥相呼应。 于是余玠从北到南，建筑了一系列的堡垒，主要堡垒有：青居，位于川北大城顺庆府（今南充市）北，扼嘉陵江中游，它保卫着四川东北方，成为顺庆府治所在地。大获，在苍溪城东南，余玠迁阆中州治于此，原为名将王坚所筑，是四川腹地最东北的要塞。苦竹隘，在剑门关西小剑山顶，是入川北方门户。神臂山在泸州东，或称铁泸山，余玠迁泸州州治在此。多功城，在重庆西四十里，筑此堡的目的在保卫重庆外围。云顶在成都东北金堂县境，云顶堡是距成都平原最近的堡垒，起着窥视无险可守的成都，同时它也起着扼嘉陵江外水--涪江，与钓鱼一起共同阻止蒙古军队企图利用嘉陵江舟师之便，顺流袭击重庆的计划。虎头，虎头山堡在川南富顺西南，是泸州的北方屏障。西柳关，在万州（今重庆万县市）西北，保卫着重庆下游长江水道和夔门（三峡入口，今重庆奉节县）。钓鱼，钓鱼城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县)城郊，北距重庆百多华里，地当渠江、涪江与嘉陵江三江交汇处，扼嘉陵江内水，合州州治所在地，它保卫着重庆唯一的陆上通道。除此之外，还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堡垒，这些堡垒首尾相连，从川北、川西到川南、川东的盆地群山东麓和南麓，倚着四川的主要河流，构成了一面网，以阻挡蒙古军队东犯长江中下游地区。 
纵观余玠所建堡垒，可以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山势陡峻，却不算太高，一般相对地面高差都在100米至500米，山顶多平整，常靠近水边，特别是选择那种靠近大江的小山。这样的堡垒常使得敌人很难以简单的传统攻城云梯攀登，敌人必须将云梯接得相当高，于是攀登云梯变得非常危险，很容易被守城士兵橇翻或折断，后面蒙哥军攻钓鱼城时就碰到了这种情况。堡垒上面多平整，宜于驻扎军队和老百姓，且很多堡垒山上都有泉水，钓鱼山上的泉水甚至可用来养大鱼。靠近大河，使得堡垒间相互联系和后勤补接便利。最后，相对高差不大，也避免了出击和补接的困难。钓鱼山可以说是最佳选址，它在三江交会处，高度约400米，山上又有92口泉眼，冬夏不竭。符合这样的选址条件，作为一个省那么大的地方在中国并不是很多的。事实上，后来这些堡垒被直接用军事手段攻占并不多，大部分堡垒是由于守卫将领的叛变，才使这些堡垒失守。这些堡垒既是军事要塞，又是政治中心，它们最要害的关键是合州城郊的钓鱼堡，没有钓鱼堡，就没有重庆，没有重庆，南宋在四川的政权就将全部丧失。 余玠在嘉定府筑堡九顶与三龟、紫云，构成一个三连环堡垒，以保卫嘉定。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本来就是一个两江（岷江和大渡河）交会的地方，有山有水，利于防守，且水陆便利，下可达泸州，上可接济成都，这样，除了堡垒以外，余玠又把嘉定、泸州、重庆三个大城联在一起。 余玠紧缩战线，将原来驻守在秦岭南坡，汉中盆地边缘保卫四川的重兵收缩回到钓鱼--重庆--泸州--嘉定弧线防守的外圈，以青居堡和大获堡作为前锋窥视现已陷落在蒙古军手中的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和秦陇山区，做出随时出击兴元的姿态；以金堂的云顶山作为窥视原省会成都的桥头堡，云顶山下不远，就是涪江上著名的箭滩（或称江箭滩）渡口，以此渡口阻挡蒙古铁骑对成都的进攻。 最后，余玠从川北的昭化到剑州都建筑了堡垒，作为防守的最外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到，余玠的四川堡垒群防守蒙古骑兵的策略是整个连成一气的，它们主次分明，依山傍水，目的只有一个，保卫长江水道，防止敌人顺流东下，进攻江南，这样的周密完善计划所起到的作用，是各自为阵的中欧封建城堡群所完全不能比拟的。 不只如此，余玠还命令驻扎在嘉定的俞兴部，在成都平原屯田，以前成都一被攻破，成都平原上的人民就失去了南宋政府的管理，现在可以由嘉定的堡垒和云顶堡垒对成都进行遥控，在平原上部队的军垦农场还可以起到稳定民心，加强联系地方政权的作用。 余玠任都统张实治军旅，安抚王惟忠治财赋，监簿朱文炳搞协调。他还对四川人民执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和兴学，他惩治了为非作歹的官员，闻敌便跑的骄兵悍将也进行了撤换和镇压，在四川驻军里树立起了纪律和威信。余玠在治理四川的八年里，居然能做到在与蒙古对峙的军事形势下四川的大治，使“敌不敢近边，岁则大稔”。八年的治理，使四川恢复了富足，向中央输送了大量财赋，减轻了下游的财政负担和军事压力。“边关无警，又撤东南之戍”。 淳佑十年（1250）冬，余玠在四川形势转好的情况下，率诸将巡边，直捣汉中平原上的兴元，与蒙古军大战。十二年，蒙古汪德臣（汪世显之子）率军抢掠成都，转攻嘉定，余玠率嘉定守军又与蒙古军大战于嘉定，将其逐走。余玠在四川与蒙军三十六战，把敌人打得龟缩在几个据点里，而大遍的农村乡镇仍然在南宋的基层政权管理下。 正当余玠打算实现他用十年时间，把四川全部土地收复的计划，然后解甲归隐的美梦的时候，他在四川整顿部队的大刀阔斧的政策直接打击了云顶堡垒统领的利益，他们串通朝中川籍宰相谢方叔、老官僚徐清叟等在理宗面前进谗言，于是理宗下诏召余玠回临安，以平庸的临安府尹余晦代替。当余玠得知朝廷决定后，忧愤染病，一夕暴病而亡，四川老百姓听到他的死讯后，“莫不悲慕如失父母”。余玠的防卫计划虽然没有最后完成，却给后来蒙古在四川的进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事实上，蒙古虽然横扫了亚欧，后来也挺进江南，却始终没有获得真正用它的强大军事力量打下四川的战绩，这完全应该归功于余玠防御体系的贡献。余玠防御体系是华夏文明在抵抗蒙古旋风的侵略里最杰出的创造之一，它和人类的其他优秀军事创造一样，完全可以写进史册而不逊色。 钓鱼城保卫战由于余玠堡垒防卫策略的得当，蒙古军队没有能力从四川东下，进攻长江中下游地区。只好改道四川西部，去征服在云南的大理国，目的除了扩大帝国的版图以外，还想在占领大理国后，从云南东南部侵犯南宋交、广地区。宝佑元年（1251）九月，蒙古王弟忽必烈兵分三道亲征云南，十月，蒙军渡大渡河，行军两千里，乘皮筏强渡金沙江，十二月会师于大理城下，云南平。 从宝佑元年开始，蒙古在所占领的利州和阆州筑城屯田，至二年时完成。这是蒙方在几次对四川的穿插行动以后，把重点改在稳扎稳打的方针上，屯田行动使蒙军就地有了军粮，准备和宋军在四川打攻坚战。可是理宗所欣赏的余晦却在四川屡战屡败。败绩频传，使理宗忧虑，于是他再次更换四川的方面大员，宝佑三年，他改用蒲择之任四川宣抚兼制置使，驻节重庆。 宝佑六年（1258）八月，蒙古分兵四道伐宋。在淮东前线，蒙军李璮部进攻海州（今江苏东海县）、涟水军（今江苏涟水县）；在长江中游，蒙军忽必烈、张柔部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蒙古主蒙哥则自帅主力分四路进攻四川；同时，蒙哥命在云南的兀良合台军从交、广进军湖南，从鄂州的后方，配合忽必烈消灭华中面南宋的主要军事力量。 蒙古主蒙哥亲率四万大军征四川，说明了他把四川看作南宋的主要战略基地。他从六盘山进军，顺秦陇小道蒙古占领区前行，两个月以后，抵达剑州（今川北剑阁县），这时，为他扫清道路，事先已在四川的前锋一直在堡垒阵里冲撞。宝佑六年（1258年）二月，制置使蒲择之派安抚刘整占据遂宁涪江上的箭滩渡，以便遏制蒙古前锋纽璘军东侵成都，刘整军在与纽璘军大战一整日以后被击溃，蒙军乃乘胜西击云顶山，守将降蒙古，蒲择之丢掉了成都、汉州、绵州等数州县后，退守重庆。 宝佑六年（1258年）九月，纽璘军在侵占成都等地后，以战舰二百艘，顺岷江水陆并进，来势汹汹，沿途击溃蒲择之派来阻击的宋军，直抵泸州防区。渡马湖江，擒宋将张实，使其招降驻守在苦竹隘堡垒的守军，张实进入苦竹隘以后，与守将杨立坚守。十月，蒙哥亲率大军渡嘉陵江，架浮桥渡白水江，临于苦竹隘，于是蒙古大军全力攻打苦竹隘堡垒。同月，苦竹隘堡垒被攻陷，张实和杨立捐躯。随后的一个月里，蒙古大军连拔鹅顶、青居、大获等重要堡垒，大获山守将杨大渊降，随即被蒙哥命令和汪德臣一起去打川西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到简州(今四川简阳)、隆州(今四川仁寿)等一系列堡寨。 现在，东部前沿堡垒只乘下合州的钓鱼堡了，蒙哥又使了轻取前面几个堡垒的老法子，派员去合州妄图说降守将王坚，王坚不但不愿投降，反而将派去说项的特使杀了，气坏了蒙哥，他命令降将杨大渊带队进攻合州，在合州城下，俘虏了八万名逃难到川东的男女。 王坚原是孟珙的部将，他曾受命在收复襄樊的战斗中立过功，其后，被调入四川，淳佑十二年，以功转升兴元府防御使，宝佑二年，蒙古军围合州，为王坚所败。在合州城将不保的情况下，他和副将张珏率军民退入附近的钓鱼堡里继续抗战。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蒙哥率蒙军主力四万，强渡合州东北嘉陵江鸡爪滩，进抵合州西南十五里的石子山，遣兵将合州团团围住，准备在这里向南宋四川第一要塞合州发动最后攻势。 这时候，南宋朝廷在四川战事恶化的局势下，撤了蒲择之的职，临安当局在经过认真讨论以后，决定让能力较强的吕文德代理四川宣抚使兼制置副使，率战舰千艘，溯江西上救四川守军。五月，吕文德舰队突破蒙将纽璘的封锁，攻破蒙军设在涪州(今重庆涪陵市)的浮梁，进入被围困的重庆城，宣慰四川坚守军民。六月，吕文德率舰队沿嘉陵江北上，援救重庆西北一百里的合州。进军之初，蒙军节节败退，蒙哥命史天泽率军抵挡，史利用蒙军占据上游的有利地势，顺流攻击吕文德军，外加沿江两岸的弓弩和排炮轰击，吕军不支，在损失战舰一百多艘以后，被迫退守重庆。 合州城自从二月以来，被蒙古大军围困了四个月的时间，蒙哥认为差不多是该拿下的时候了，下令在荆鄂前线的忽必烈、张柔部以及已经深入到湖南的兀良合台军对宋军发起全线攻击。 蒙古前锋汪德臣夜袭钓鱼堡外城，王坚率军来战，汪的计策不能得逞。拂晓，汪单骑冒进，对城堡上的王坚劝降，大吼道：“王坚，我来活你，全城的军民快快投降吧”！，可是迎接侵略者的却是飞石如雨，汪中石块后退走，正好天大雨，登城的云梯又折断，只好停止了攻势。 七月，久攻钓鱼山宋军堡垒的蒙哥大汗在钓鱼山染疾后撤退，行未远，病死于巴州温汤峡。稍前，蒙古主将之一的汪德臣也因伤重死亡。在五个月的钓鱼城攻防战里，双方参战军人平民百姓大批伤亡。蒙军方面，在钓鱼城战役使蒙古久征沙场的大汗死亡，同时丧失了一个在四川与宋军长期作对的将领。其他尚有数名将领阵亡，同时，在后期钓鱼之战里，蒙军官兵因染痢疾死亡惨重，不得不终止是役；南宋方面，未见文献记载有名姓的将领死亡，但据《元史》，宋兵战死甚众。 钓鱼城战役是蒙古侵略者除西夏首都兴庆府的围城战役以外，所遇到的另一次最猛烈的抵抗，和兴庆府战役不同之处在，蒙古方面在战斗里，在丧失了统军大汗以后，以失败告终。钓鱼城之战的胜利，创造了十三世纪时期蒙古军事扩张过程里，少有的成功阻止蒙古攻势的例子，并深远地改写了蒙古帝国的扩张史。 蒙哥汗死后，蒙古大军在史天泽等大臣的率领下北撤，合州围解。合州围解后，吕文德回师救被忽必烈军包围的鄂州城（今湖北武昌）。此前，忽必烈军已经渡江包围了鄂州，形势十分危急，吕文德利用夜战和上游优势，突破元军封锁，进入鄂州城与原来坚守的高达部合军，后来，贾似道又奉命率军来援，鄂州的城防更加稳固。九月，蒙哥死讯传到鄂州前线，忽必烈只好撤走大军，赶回燕京处理蒙古王位的继承问题。十二月（1260年1月），鄂州围解。 王坚对合州钓鱼堡的坚守，使南宋对蒙古的抗击又坚持了十七年，要是没有王坚的胜利，特别使蒙哥丧生在合州，忽必烈将会打下鄂州，再利用蒙哥在上游制造的舳舻，顺流东下，不到一两年时间就会象西晋灭吴一样灭亡南宋。 后期的抵抗 两路蒙古大军于1260年北撤以后，忽必烈回到燕京附近，在那里继承了蒙古政权，至度宗咸淳七年（1271）改国号为元，正式成为元帝国的皇帝。忽必烈掌握政权以后，蒙古在中国的统治集团内乱减少，使得蒙古对南宋的侵略更加有效率，因此也就加速了对南宋军事胜利的进程。与此同时，在贾似道军援鄂州围的前夕，贾似道已经开始掌握了南宋中枢的大权，鄂州围解以贾似道和蒙古之间达成的和平协议使得他攫取了更多的权力。鄂州围解以后，整个南宋政权实际上操纵在贾似道一个人的手里。贾似道一手遮天，通过制造虚假的胜利战报，蒙蔽南宋朝廷。贾似道妒忌抵抗有功的，有才能的军事将领，不是把他们陷害系狱而死，先后害死曹世雄、向士壁等将领，就是贬斥他们，不让他们掌握重兵，或不让他们领导最关键的战役，如对优秀的将领孟珙、赵葵、高达的排斥。贾似道祸国殃民的作为，严重地削弱了南宋抵抗蒙古侵略的防卫能力，加速了南宋的败亡。 这时候的四川战场的形势，呈现出胶着状态。南宋后期的四川防线是由嘉定--泸州--重庆--夔州的岷江--长江水道连成的一条弧线，这条弧线与另一条大巴山--嘉陵江水道连成的南北弧线在重庆交会，保护着长江水路。在这两条弧线所包抄的广阔地区，是川中的潼川路（原州治在今四川三台县，1207年后迁泸州）和川西的成都路，其中有四川最富饶的川西平原，但无险可守，虽然蒙古重兵在1260年的进攻里，由于宋军将领的投降，占领了大获、青居等堡塞，即南宋防卫线的北支的北端，而且蒙古在成都驻扎重兵，但大片农村地区已经荒芜，这条地带成为双方交兵，从而频繁易手的地区。 1261年，南宋泸州守将刘整举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投降蒙古。泸州是四川宋军防线的重要要塞，南宋四川安抚使俞兴出兵争夺，被刘整击退，十月，吕文德和俞兴收复泸州外围，筑城长江北岸，与蒙军对峙（后收复泸州）。 景定三年（1262），蒙古汪良臣部以钓鱼山“险绝不可攻”，在钓鱼堡附近筑武胜堡以阻断宋军北上支援达州（今四川达州市）、巴州（今四川巴中市）路线。 景定四年（1263），蒙军进攻嘉定不克。 度宗咸淳元年（1265）二月，蒙古元帅约哈苏侵犯钓鱼堡，在嘉陵江上击败宋军，焚战舰一百四十六只，但蒙古仍无法攻占钓鱼堡。 同年四月，宋将咎万寿复云顶山堡，在金堂峡败蒙军。 同年九月，新任四川制置使夏贵率军攻潼川（今四川三台），在蓬溪(今四川蓬溪)奋战整天。双方战平。度宗咸淳二年（1266）十月，蒙古汪惟正部陷开州（今重庆开县），明年七月，开州被都统咎万寿收复。 咸淳二年十二月，蒙古刘元礼修复在战乱中荒废已久的眉州城（今四川眉山县），以遏阻南宋军自嘉定进攻成都。 咸淳八年（1272）十二月，成都安抚使咎万寿大败元军于成都，焚毁元人所筑的成都外城。明年春，咎万寿军败元军于碉门。五月，咎万寿部兵分两路进讨元占领的雅州（今四川雅安市）和眉州。同时咎万寿军收复了兴元府。 咸淳九年（1273）六月，元军筑堡马鬃山，合州守将张珏击走元军。张珏是南宋最后阶段守卫四川的优秀将领，他原来是王坚的副手，和王坚一起竭力守卫钓鱼堡，王坚调出四川以后，他负责保卫合州。自从合州保卫战以后，民生凋敝，张珏以兵护卫老百姓耕种，同时教育百姓垦荒屯粟，使得公私皆足。刘整叛变以后，向蒙古献计从所占领的青居堡向南筑马鬃山堡和旁边的虎头山，目的在扼合州嘉陵江上游的三江口，以攻取合州，这是刘整献计攻取襄阳的办法。张珏遣奇兵绕在马鬃山的后面偷袭元军，焚烧元军的船只和建筑器材，使元军无法建马鬃堡。张珏善用兵出奇制胜，在合州的治理期间，“士卒必练，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虽奴隶有功，必优赏之，有过虽至亲必罚，故人人用命。”咸淳九年八月，镇守达州（今四川达县）的守将赵章率所部收复洋州(今陕西洋县，在汉中东）、吴胜堡两地，这是南宋在最后存在阶段在四川的最北方军事胜利，连同上述咎万寿、张珏在川西和川东取得的胜利，说明了南宋四川军民已经适应了不可一世的蒙古军队的作战方式，如果南宋不是灭亡得很快，四川军民有可能取得更多的战绩。 但是，川外元军在伯颜的率领下，于咸淳十年十月渡江占黄州，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南宋中央与四川的联系中断，元军开始对四川军民取得的胜利进行反攻。 德佑元年（1275），咎万寿在兵败后投降了元军。这时候的中国南部在元军的进攻下，变得支离破碎，元军既碰着大批开城投降的南宋官吏和将领，也碰到坚守不屈的南宋军民，德佑二年（1276）二月，伯颜军临临安，南宋太皇太后奉玉玺向伯颜投降，同时谕令包括四川抵抗州县在内的军民也向元军缴械，臣服于元朝。 然而，由于交通的困难，南宋四川军民并不知道南宋朝廷已经投降了元军，也不知道文天祥、李庭芝、张世杰又拥立起南宋宗室二王继续在福建、江西、广东等残剩州县里进行悲壮英勇的抗元斗争。他们在失去与中央的联系后，也在继续与重兵压境的元军作战。 元至元十三年（1277）十二月，元东西川守将合兵万人，占领重庆，守卫合州的南宋四川制置史张珏出兵大败元军，收复重庆、泸州、涪州，并“派兵四出，所向俱捷”。张珏还派人去寻找二王，而二王在福建和广东，号令达不到四川，四川军民却还在为南宋保卫故土。 至元十五年（1278），元军采用宣传宋帝对元投降书的政治攻心战以后，泸州、涪州的一部份官员、守将投降，使得这两处坚守的军民无法再坚持下去，继而相继失守。正月，元四川主帅汪良臣督兵入重庆，在与张珏的鏊战里身中四箭，守将赵安以城降，张珏率兵巷战不支，乃饮鸩自杀不死，顺流走涪州，被元军俘虏，后自杀。 德佑元年（1275），张珏迁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张调任后，王立任合州安抚使，继续与军民坚守钓鱼城。在艰难的形势下，王立出兵收复了青居堡、遂宁全境。张珏被俘后，王立继续领导钓鱼城军民抗战，至元十六年（1279）一月，在大军重重包围下，为了保全避难在钓鱼城里数万军民的生命，通过他的义妹，实际是元西川行院枢密副使、王相、太子侍读李德辉的姨妹（一说胞妹）向李谈判投降，条件是让合州人民不被屠戮。李在请示过元世祖忽必烈后获准满足了王立的条件，于是合州以及钓鱼城的军民才得以保全。 从1254年到1279年，钓鱼城在前后25年的时间里，击退蒙古军队上百次进攻，使蒙古军队死伤超过万人，使蒙古大汗和重要将领身亡在四百米的峭壁下，最终还是不能用军事手段征服她，这不能不说是反抗蒙古军事扩张历史里的一个奇迹。 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元军张洪范部围南宋王朝残余于广东崖山（今广东新会）海上，陆秀夫怀抱年幼的宋卫王投水死，同赴水死的有杨太后以下后宫、大臣数十人，死亡将士官民达十余万人，南宋的抵抗运动最后失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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