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鏖战篇三：未战先败，详细分析袁绍失败的“非战之罪”（下）

学习历史便是要见微知著，大胆猜测，小心求证。前文在下为大家分析了当时众人对于官渡之战的“神预言”，可见战前“天时”已经开始倾向于曹操了。但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有着田豫、韩嵩、贾诩、荀彧以及郭嘉这些前辈高贤珠玉在前，我这个马后炮也就大胆的从中延伸，为大家分析分析其中的原因。

败于天时

袁绍出身汝南袁氏，从高祖袁安开始，四世五人官拜三公，因此有四世三公之称，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东汉末年，董卓乱政，袁绍因其出身成为了反董联军的盟主。《三国志·袁绍传》记载：

卓闻绍得关东、乃悉诛绍宗族太傅隗等。当是时，豪侠多附绍，皆思为之报，州郡蜂起，莫不假其名。

但董卓的此举却反而成全了袁绍，汉代以孝治天下，袁绍为了匡扶汉室，使当时在京城的宗亲全部遇害。这在天下士人眼中，袁绍毁家纾难，于国是有大恩的，因而纷纷代国报恩，依附袁绍，这股支持力量成为了袁绍崛起的最大助力。

但是曹操先袁绍一步“奉天子以令天下”，成为了汉室的代表，取得了大义的名分。使得袁绍与曹操的相争，就变成了与汉室相争，之前营造的道义优势荡然无存。

虽然袁绍针对这种情况命陈琳作《讨曹檄文》，但再优秀的文笔分量又如何比的上汉献帝？所以看似袁绍的力量强于曹操，但是天下大势，其实也就是当时掌握天下最多资源的门阀豪族门，已经开始倾向于曹操了。

官渡之战中，刘表、马腾、韩遂等人的态度，除了名义上的汉臣身份影响，和其势力中士族们的态度不无关系。

官渡之战期间，袁绍部将郭援联合匈奴侵犯河东，并遣使与马腾、韩遂等连和，马腾表面上答应袁绍的联盟。但又反而派马超援曹攻袁，这其中便有士族们的影响。《三国志·钟繇传》记载：

张既说马腾会击援，腾遣子超将精兵逆之。

司马彪《战略》：

尚遣高幹、郭援将兵数万人，与匈奴单于寇河东，遣使与马腾、韩遂等连和，腾等阴许之。傅幹说腾曰：'……曹公奉天子诛暴乱……袁氏背王命……”……於是遣子超将精兵万馀人，并将遂等兵，与繇会击援等，大破之。

可见汉室正统对当时天下士族依然有着可怕的影响力。后来刘备以复兴汉室的名义都能三分天下得其一，更不用说现在的曹操。

故而此战中，袁绍已先败于天时。

败于地利

《三国志·袁绍传》记载，官渡之前初期，田丰曾经向袁绍建议采用类似申公巫臣“疲于奔命”的战术：

初，绍之南也，田丰说绍曰：'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脩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於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於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

这个方法得益于一袁绍底蕴厚于曹操，二两者边境长，三地处北方的袁绍有骑兵优势。若采纳这个计策，只要派出多股精锐骑兵，沿着漫长的边境线不断劫掠袭扰，曹操必定是疲于奔命。

但好面子的袁绍却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反而寻求和曹操进行决战。

而面对袁绍十余万大军的南下，黄河防线多段可渡的情况，曹操果断放弃前期胜利果实，率领主力快速退往官渡，以诱敌深入的方式，将袁绍引入自己精心布局的优势地利当中。

官渡地处鸿沟上游，濒临汴水，是许昌北部屏障，想要夺取许昌必须要占领官渡。曹操在此地筑垒固守，凭借官渡易守难攻的地形，用仅仅一万人马就使得袁绍十余万大军无所作为。

且官渡近许昌，便于后方补给，又使袁绍远离冀州，补给不便，大军粮草完全依赖于乌巢，为后来兵败埋下伏笔。

败于人和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果说天时地利是胜负的关键因素，那么人和便是导致袁绍失败的决定因素。

在上文中，我曾就荀彧对袁绍方情况了如指掌提出过疑问。通过分析袁绍集团内部势力的情况，我发现这应该是由其内斗造成的。

袁绍内部势力派别非常的复杂，从来源上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南阳派。代表人物有逢纪、许攸。

二、颍川派。代表人物有郭图、荀谌（荀彧之兄，又有说是其弟）、辛毗、辛评等。

三、河北派/冀州派。代表人物有田丰、沮授、审配等。

三派中南阳派最弱，但是袁绍最初的班底，最受其喜欢。后来逢纪提出反客为主之计，利用公孙瓒进攻的机会夺取韩馥的冀州。但是此计当然被韩馥手下的谋士们看出，并分成了两派。出身颍川的荀谌、郭图等人极力劝说韩馥引入袁绍抗击公孙瓒，而冀州的田丰、沮授等人则竭力阻止。

最后，袁绍还是得到了冀州，也因此更加的倚重南阳派，同时荀谌等颍川派也得到了袁绍的信任，至于田丰、沮授等河北派则不受袁绍的喜欢和信任。但是河北派是当地土著，在冀州有雄厚的实力，袁绍又不得不重用他们，于是便偏向南阳颍川两派，打压河北派，而南阳和颍川也便顺理成章的结成同盟。

如表现在是否迎接汉献帝的问题上，河北派的沮授和田丰都提出应该奉迎汉献帝，但是出身颍川派的郭图、淳于琼者极力的反对。

再后来，田丰、沮授都反对发起官渡之战，而南阳派和颍川派的逢纪、许攸、郭图等人者竭力怂恿袁绍。

除上述之外，史书中我们都能看到，只要是田丰、沮授提出的建议，不管正确与否，其他两派都会反对，而袁绍也会选择打压冀州派，支持南阳和颍川派，这种对人不对事的领导手段无疑是非常愚蠢的。

最著名的还有曹操偷袭乌巢时，河北名将张郃提出救援淳于琼，而郭图者提出攻打曹操大本营。袁绍选择了支持郭图，命张郃、高览攻打曹洪、荀攸坚守的曹操本营。结果乌巢被劫，本营也没攻下，郭图为了摆脱责任诬陷张郃出言不逊。

张郃却没有选择回师辩解，只是这个罪名便恐惧的直接向曹操投降。由此可见，袁绍的偏向和对河北派的打压已经到何等严重的程度了。

当然，河北派也并未就此坐以待毙。在田丰、沮授先后遭受打击失势后，审配开始成为了河北派的领袖，于是发起了反击。《三国志·荀彧传》：

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

果然应了荀彧之前的判断，而许攸家不法恐怕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审配想要动手也不是一两天了，只是等待一个机会而已。而同出身颍川的荀彧恐怕正是通过袁绍内部颍川派的关系得到各类消息，从而进行推断，才有了各种神预言，可见袁绍内斗早已出现明显端倪。

这一次，河北派搬回一局，南阳派的核心人物许攸，被迫出走，投降曹操。可南阳、颍川、河北三派激烈的内斗，已经到了肆无忌惮，完全不顾大局的地步了，虽然嬴了内斗，却输掉了整个战争。

一次次的内斗，使得袁绍略次做出错误的选择。一次次的内斗，使得袁绍未战已损失田丰、沮授、许攸、张郃、高览等重臣。一次次的内斗，送给了曹操无数次取胜的机会。

可以说，官渡之战中，袁绍不是被曹操打败的，而是内斗而亡的。

败于内政

汉末的矛盾，其实核心就是门阀豪族与寒门百姓间的矛盾，用一个最常见的分蛋糕举例。东汉天下就是一个大蛋糕，但由于生产力的制约，蛋糕就只能做这么大了。但是分蛋糕的人（门阀豪族）却越来越多，越来越贪婪，直到连贫苦百姓手中仅维持生计的蛋糕渣也不放过。

再在各种天灾人祸的催化下，寒门百姓最终对分蛋糕者拔刀相向（黄巾起义）。于是大家找到了皇帝主持大局，但是此时皇帝手里也没有余粮啊（全在门阀手中了），便提出给你们权利，允许你们把自己手里的蛋糕分出去，招募一些百姓对抗黄巾军。

虽是末年，但和历史上其他朝代相比，汉朝（当然是指那些门阀豪族们）还是非常有实力的，有了自治的权利，三下五除二就把黄巾之乱解决了。可核心问题，蛋糕不够还是没有解决，失去了统一的外部矛盾，分蛋糕者手上却又多了一把利刃。

这时候连皇帝也不能完全制止他们了，于是其中一些比较强大的，将大家团结起来形成各种大小团体，相互抢夺对方手里的蛋糕。其代表人物有袁绍、刘表、刘焉、袁术等，而袁绍就是其中实力最强者。

但这种方法只能治标不治本，在东汉末年饥荒的影响下，即使是富庶的冀州，军民也只能靠吃桑葚渡日。

想要治本，只能打击门阀豪族的力量，收回他们手中分蛋糕的权利，重新制定规则，分配给贫民和中小地主。但袁绍本身就是最大的门阀，又怎么能做到呢？《三国志·武帝纪》引注《魏书》记载：

公令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袁绍在冀州的治理，没有改善门阀豪族之间的矛盾，反而加剧了本土豪族与外来豪族之间的争斗（从之前各派内斗中可见）。更不用说冀州的中小地主、寒门百姓们，完全成为了豪强争斗兼并的牺牲品。因而有识之士开始寻找外部新势力进入取而代之。

这时候快速崛起的曹操便进入了他们的视线，在袁绍军队吃桑葚的时候，曹操便开始打击豪强兼并的现象，并分田地给失田百姓，《三国志·武帝纪》引《魏书》注：

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两相对比，无疑来说政治上的不得人心，加速了袁绍在军事上的失败，成为官渡之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国志·武帝纪》载：

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

曹操吞并河北后，免去当年租赋，并重点打击豪强兼并的情况，使其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快速掌握河北。

败于时机

兵法有云，兵贵神速。而袁绍好谋无决，也多次使其失去了获胜的机会。从历史记载来看，无论袁绍是选择急攻还是缓攻，都能够取得胜利，而他却偏偏非常巧妙的选择了错误的答案。

早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时，关于奉迎天子的问题上，袁绍就失去了先机。直到次年才感到后悔，并以许昌破旧潮湿为由，上表天子迁都到自己控制下的鄄城，结果被曹操控制的汉献帝下诏骂了一顿。

这时候，田丰提出既然迁都不能成功，那么就应该借机攻下许都，奉迎天子。结果袁绍就跟和公孙瓒杠上了一样，否决了田丰的建议，继续进攻公孙瓒。而这时候，曹操东有吕布、南有袁术、西有张绣的虎视眈眈，许昌正是最空虚的时候。

后来袁绍终于打败了公孙瓒统一北方，而曹操也解决了吕布、袁术的威胁。这时候田丰、沮授都建议，我们和公孙瓒打了这么长的时间，士兵也都累了。我们应该先恢复生产，屯兵在黎阳，一边修整一边建造战船器具。同时派出精锐骑兵，四处骚扰劫掠曹操的领地，不出两三年，曹操就不战自溃了。

但也未受到袁绍的采纳，而是选择与曹操正面决战，速战速决。可若真是速战速决，袁绍却又不一定败。

建安五年正月，正在袁绍筹备伐曹的时候，刘备夺取徐州，策应袁绍。曹操为防两面夹击，亲率大军进攻徐州，此时田丰建议袁绍应趁机袭击曹军后方。结果袁绍却以孩子生病为由否决了田丰的建议。

等到刘备被曹操打败投奔袁绍，他又不顾田丰时机已失的劝阻，正式进兵攻打许都。但这时候徐州已被曹操占据，袁术已亡，张绣归降曹操，刘表、孙策坐守观望，钟繇镇守关中已拉拢马腾、韩遂。

袁绍此时发动官渡之战，不能说是最坏的时机，却成功避开了前面最佳的时机，又焉能不败？

败于外交

《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而在官渡之战中袁绍却选择了最下的攻城，尤其是外交之上更是拙劣。除了派出使者给马腾、刘表、张绣等势力送信外，便再无行动，和曹操在外交上的手段，可谓高下立辨。

官渡之战前，割据关中的马腾、韩遂是曹操最大的威胁，司隶经过连年战乱已经不复当初。马腾等人一旦和并州的高干联合，甚至可以引入匈奴，一路将势如破竹，和袁绍对曹操形成两面包夹之势。

如此重要的力量，袁绍却并没有重视。而曹操则重用荀彧推荐的钟繇，上表为“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委之以后事，特使不拘科制”。钟繇到达长安后也不负厚望，“移书腾、遂等”，“为陈祸福”，最终使马腾和韩遂各送一子为人质。

在《三国志·钟繇传》记载的“移书腾、遂等”中，用一等字，说明钟繇在马腾等势力中所做的大量工作。所以导致了马腾势力中傅干、张既等皆倒向曹操，马腾也在他们的影响下派马超率精兵助钟繇打败了高干、郭援。

除了马腾、韩遂外，当时诸侯中还有一大患，便是孙策，《三国志·孙策传》记载：

是时哀绍方强，而策并江东，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抚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翊，又命扬州刺史严象举权茂才。

当时大概是建安五年初期，正是曹操和袁绍交战最激烈的时候。虽然不久后，孙策见曹操和袁绍在官渡相持以久，准备秘密部署兵力偷袭许昌，却在四月被许贡门客刺杀，至五月不治身亡。

排除孙策被杀的意外，曹操的外交至少为其换回了数月的时间，至四五月，曹操和袁绍已经从前期的激烈战斗，进入了相持阶段。这时的孙策即使马上出兵偷袭许昌，也失去了最佳的时机，而官渡之战也在不久后的十月，以偷袭乌巢，曹操完胜告终。

结语

《孙子兵法·始计篇》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由此看来，袁绍之败，失于庙算，非战之罪。战场之外，天时、地利、人和、内政、时机、外交皆输，又如何能在战场上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