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孙武、孙膑是同一个人吗？

谢邀。关于题主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孙子乃是对孙武的尊称，孙武和孙膑并非同一人。这个回答虽然简单，然而关于孙武和孙膑是否是同一人，历史上一直是存在争议的，虽然《史记》中明确写着：“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

然而由于《孙膑兵法》亡佚失传，历代传世的只有《孙子兵法》十三篇。因此大约从宋朝开始，就不断有人对《史记》中这一记载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有的人认为孙子和孙膑是同一人，有人认为孙武不存在，有人认为孙膑不存在，还有人认为《孙子兵法》是孙膑所著，当然，也有一种折中观点，认为此书由孙武所写，最终完成于孙膑。那么到底是什么证据，能够让现代学术界如此笃定二者并非同一人呢？一切还要从1972年的一次考古说起。

▲银雀山汉墓群石碑

1972年4月10日上午，山东省临沂文管所里突然闯入一个名叫孟季华的老工人，据他汇报，银雀山一带的基建工地发现了古墓。文管所当即组织考古队前往现场踏勘，确认了古墓所在位置，初步测定埋深为距地表两米左右。由于周围乱石林立，无法立即组织开挖，考古队便与工地负责人商量，决定由施工方帮忙清理现场，三日后再开始抢救性发掘。

在考古队员看来，银雀山位于汉墓群区域内，周围存在大量普通汉墓，因此他们起初并不是太看重这个古墓，想着早点儿清理完毕，以免影响工地施工。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古墓出土了轰动世界的先秦古籍，其内容堪称我国考古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4月14日一大早，考古队派出四人在孟季华的带领下来到发掘现场。根据既往经验，考古队决定由成员刘心健和杨殿旭负责地下发掘，成员王文起负责传递器物，成员张雪负责看管工具及出土器物，工人孟季华则负责维持现场秩序。

▲银雀山汉墓椁室内景

在工人的帮助下，刘、杨二人打开了木椁盖板，露出了椁室，同银雀山出土的众多汉墓一致，此墓椁室构造也为一椁一厢式。在西边厢中，刘心健和杨殿旭发现大量随葬品，包括鼎、盒、壶、盆、罐等陶器和杯、盘、耳杯等漆木器。遗憾的是，这些器物同已出土的大多数汉墓随葬品基本相仿，没有太大的研究价值。直到下午四点左右，发掘工作才出现新的进展——刘、杨二人将边厢北侧的椭圆形木几和彩绘筒形漆耳杯小心取出，连同黏在其底部的烂木片一同交给了张鸣雪。张鸣雪乍一看，认为这些木片跟边厢南部取出的篓片一样，就随手将其堆在棺木上，用一张破布打湿盖好，期间不慎折断了几根，但也没有特别在意。

随后，杨殿旭又从水中发现几枚西汉文景帝时期的“小半两”铜钱。就在此时，水面上漂起一片黑乎乎的竹片，杨殿旭顺手捞起之时，隐约觉得上面有字。在简单冲洗后，竹片上果然出现几个黑字。众人大喜过望，争相传阅此竹片并试图辨认竹片上的文字。成员刘心健更为谨慎，他小心地用沾着清水的毛笔仔细冲洗竹简上的淤泥和水锈，最终确认竹片上的文字为隶书，内容为“齐桓公问管子曰”。刘心健激动到不敢相信，又取出一块竹片清洗，直到“秦缪公问百里奚”的字样出现在他眼前，刘心健才意识到这堆竹简十分重要。他急忙告知众人，并要求现场马上停工，由他及文管所领导向省里报告。当日，省局接到消息后，连夜协调并派遣一个班的战士前来协助保护现场。

▲出土的银雀山汉墓竹简

同月16日，省、地、县三级考古工作者紧急组成专家队伍，迅速制定了详细的发掘及保护计划。次日，专家从西边厢中又清理出少量残简。18日下午，考古队又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在该墓室西侧不到50厘米的地方发现了另外一个墓室。其构造与此椁室相对称，东侧为边厢，内有随葬品和部分竹简。经过高强度的抢救性发掘，银雀山汉墓竹简和随葬品全部出土完毕。竹简出土后经过简单的防脱水处理和登记，便被转送至省里，随后被紧急送往北京，由“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负责保护清点。

▲专家清点整理竹简

经过统计，此次共出土4974枚竹简及残片，其中一号墓出土4942枚，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和众多先秦珍稀文献；二号墓出土仅32枚竹简，内容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我国发现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

▲兵圣孙武雕像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孙子和孙膑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有人坚持司马迁的观点，认为孙膑是孙武的后人，两书作者不是同一人；有人认为《孙膑兵法》源于孙武，完成于孙膑；更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孙武和孙膑其实就是同一个人。由于《孙膑兵法》在魏晋时已经亡佚，因此史学界始终无法拿出实证对第二种观点予以反驳。随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日出土，千年谜案终于真相大白。因历史意义重大，银雀山汉墓被列为建国50年影响最大的考古大发现之一。

参考文献：

《中国考古文物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