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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力 吴奶奶是我家东官房那个小院里的邻居。小院是蒋家私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父母结婚后共同出资买下的。不知为何住进一户邻居来，当然，是唯一的一户。我小时候，这户邻居一家三口：吴爷爷、吴奶奶和牛叔（他们的独生子）。吴家三口住在门道的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里，早年他们那间小屋里还有一个水龙头。冬天，院子里的水龙头冻住了，我们有几天是要去吴家屋里打水的。吴家的摆设很简单：一张大床（其实就是长条凳上架一块铺板），两口箱子，一张条桌，一个床头柜，一椅一凳。再多也摆不下了。那时还没有煤气罐，吴家的炉子就放在门道，做饭烧水，冬天移入小屋，居然还能挤得下。我上学放学、出来进去，门道是必经之路，一天里总要见吴家人几次的，见得最多的就是吴奶奶。 吴爷爷和吴奶奶曾从事什么职业？我不知道。自我记事起，他们就赋闲（退休？）在家，偶尔接下一点糊纸盒或挖山楂核的活计，更多的时候吴爷爷骑车出去忙点什么，吴奶奶哪儿都不去。吴爷爷是个大块头，肚子颇大，我们兄弟都叫他“大肚爷爷”。他骑车时犯了一次血压高，摔了跟头，后来就不骑车，改溜达了，那是个呆不住的人。牛叔在京西的水泥制品厂当工人，厂子在老首钢旁边，每天坐车往返需要三四个钟头。周末休息时，牛叔常爱坐在门道拉二胡。后来他考上了市里的职工业大，毕业后调入市总工会工作。 吴奶奶瘦小，有点像晚年的陆小曼。与“大肚爷爷”对应，我们叫她“小肚奶奶”。她的牙齿好像都掉光了，也不镶假牙，所以两腮略嘬。吃东西很慢，因为要用牙床子去抿嚼，有时还要用菜汤或热水把食物泡软，才能吃得稍顺畅些。 吴是夫姓，吴奶奶姓金，旗人。我在宣武区业大教书那两年，认识了一位专门研究旗人文化的人，名叫冯其利。曾请他来院里小坐，对吴奶奶的金氏家族专门做了一点调查。好像是哪位皇帝的孙女的后代。我不谙清史，只晓得改朝以后旗人也是老百姓，也要过普通人的日子。 吴奶奶喝最普通的茶，抽最廉价的烟。烟的牌子我还记得，绿叶、战斗、握手，都是一毛钱上下的价格。茶要很酽，烟不离手。那时的烟没有过滤嘴，吴奶奶的手指，尤其是中指和食指，都有被烟熏黄的颜色。吴奶奶拿烟盒的动作很特殊，拇指和中指捏住烟盒的两侧，那个动作显得特别优雅。 那时的文字读物不多，看报纸是一大乐事。我家订了两三种报纸，没有《北京日报》，吴奶奶家订了一份《北京日报》。我和丰弟每天看完自家的报纸后，总要去吴家看《北京日报》。有时赶上吴奶奶正在看报，她都会让给我们先看。吴奶奶看报是不戴花镜的，我似乎也没见过她戴花镜，估计她看报也就是看个标题，大概瞧瞧。 吴奶奶是她家的老大，她弟弟偶尔来看她，侄子们倒是经常来看大姑。有位大侄子，研究老北京文化史，一度给香港报纸副刊写专栏，还怂恿我写。后来这位大侄子开了个专门起名的小店，叫个什么名轩，据说生意很红火了几年。三侄子不太着调，吴奶奶叫他“三愣子”（愣读len，阴平）。顺此上沿，三愣子的两个哥哥就是大愣子和二愣子。吴奶奶的小弟小妹都在山西工作，小妹夫跟我父亲是辅仁时的同学，来北京看望他们的大姐时，小妹和大姐聊家常，小妹夫总要和我父亲聊聊天。我去太原玩，还在吴奶奶的小妹家住过。 说“吴奶奶哪儿都不去”也有点绝对，每天到东官房后面的龙头井副食店（俗称合作社）买菜，都是吴奶奶去。有时我去买菜，排队人多，队伍中看见吴奶奶，我还加个塞儿。那时的副食供应不太好，很多种类都要凭本凭票供应，猪肉也不例外。每次买肉时，都是先把副食本递给售货员，他看你的本上还有余量，才给你切肉，然后收钱，用油腻的手在副食本上记下本次购肉的斤两，所以每家的副食本（一年一换）用到年末都是油脏油脏的。我去买肉，每次都是买两毛钱的，有时切多了，两毛五，也按两毛记在本上。吴奶奶每次都买一毛钱的肉，售货员免不了要说：“一毛钱的肉，怎么切啊！”很厚的一扇肉，片下一薄片来，那是要见切肉功夫的。吴奶奶也不搭理，售货员只好叨唠之后照切，切多了再剁去一小块儿。 牛叔后来结婚生子，在我家小院斜对面的院子里得到一间小房，每天过来吃晚饭。那是吴奶奶最高兴的时候。她称孙子时总是一个字：乖。孙儿大了些才叫他“曦子”。以前我从未听吴奶奶唱过歌，直到她真的当了奶奶后，我才听到她给她孙子唱歌，那是黎锦晖的作品，歌名叫《可怜的秋香》，现在大概很少有人会唱了。 后来，“大肚爷爷”去世了，“小肚奶奶”和牛叔一家搬走了，我家的亲戚也陆续迁出，现在只有我母亲一人独守这个独院了。 看到文友谭宗远的文章《儿时唱过的歌谣》以及文中写到的孤老头，不知怎地我就想到了吴奶奶，想起她唱的《可怜的秋香》。那不是歌谣，却近似歌谣，是对少年之我的音乐启蒙教育。多年后，我做中国歌剧史研究，这首歌竟作为史初的标志，与我重逢。“秋香，秋香，秋香她是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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