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中国文学史的演变脉络，首先要关注文学的传承关系

文学史识：传承与创造文学史的历史意识，还在于要正确理解历代文学的传承与创造的关系。那些优秀的作品既体现了文学演变的必然趋势，也包含着日后成为现实的偶然的创造性因子。许多优秀的文学大家，本着“立言”的神圣使命，自觉或不自觉地颖悟着文学既往的演变和未来的趋势。这也是作家的“历史意识”。他们正是根据自己的意识去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的。把握中国文学史的演变脉络，首先要关注文学的传承关系。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说：“中国，和其余那三个民族一样，在他开宗的第一声歌里，便预告了他以后数千年间文学发展的路线。”作家也常常使传统的酵母在当代绽开鲜艳的艺术之花。文学演变、延续的千百年间包含着人性共通的东西，也包含着民族所认可的优秀遗产。

千百年来，中国文学虽然在体式上不断变迁，风格上屡屡转换，但中国文学几千年间的诗性传统，却始终一以贯之。中国文学史在其演变过程中有个重要的现象是复古开新。西方的文艺复兴也是一种复古开新。两者虽然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但复古开新更体现了中国文学演变的本质。中国文学更讲究对传统的体认。一旦认为文学走向歧途，就要打出复古的旗号，对既往的优秀传统进行追寻和体认。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抨击齐梁作品浮靡，文章道弊五百年，而推崇有兴寄的汉魏风骨。当然文学史上这种复古的效果，也并不都是相同的。唐代的古文运动和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及其效果，显然是大相径庭的。我们在对具体现象的研究中，要充分显示出历史的洞察力，而不能刻舟求剑。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每个时代的作品又都包含着时代的烙印和个人独特的趣味。时代的烙印具有历史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而优秀作家的独特趣味同样具有历史价值。作为作家的个体承载着文化传统与文学传统，并且在现实的社会中以其独特的个性与才情绽出艳丽的花朵，以其自由的创造及其对后世的广泛影响，开辟了新的传统，汇入到承前启后的文学洪流中。文学史在其演变历程中，存在着许多偶然性和随机性，一些杰作的诞生，某一作家的生成，确实不是天生注定的。那种独特的经历和体验，那种顿悟灵思的产生，常常都是“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的。但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一旦生成并获得公认，走进文学史的行列，就产生了必然的影响，乃至参与传统的形成。有些具有独特性或新颖的作品，某一时代的人理解起来相对有隔膜，故无法有深切的体验，而在另一时代，则可以引起强烈的共鸣。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在问世之初，遭到了评论界猛烈的批评和刻薄的嘲弄。

而1948年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毛姆应美国《大西洋》杂志请求向读者介绍世界文学十部最佳小说时，他选了英国小说四部，其中之一便是《呼啸山庄》，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曾评论说：“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小说其中爱情的痛苦、迷恋、残酷、执著，曾经如此令人吃惊地描述出来。”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在本质上是创造的产品。新、变是文学的根本特征。文学史的历史意识中应该包含着对创新意识和时代精神的关注。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曾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当旧的文体和语言表述方式不适应时代要求，当旧体诗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时，白话文运动便顺应时代的要求、应运而起了。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文学演变的每一步是否必定是进化的，当然还有待讨论。站在以往成就的立场，并且以过去的优秀作品为尺度，认为文学在不断退化，当然是错误的。

而简单地强调文体的变迁必然就是进化，也同样是错误的。有时候两个递进时代的文体从审美趣味上说可能是平行的、各有千秋的。但把文学的演变与时代的要求联系起来无疑是正确的。王国维将文体的变迁与时代的风貌联系起来，认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就超越了进化与退化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