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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是我国流传最久，传播最广的民间传说之一。以梁祝故事为题材的作品，贯穿了整个一部俗文学史。梁祝故事是一曲青年男女抗议封建束缚，要求婚姻自主的颂歌，它歌颂了青年男女坚贞纯洁的爱情和誓死不渝的抗争精神，反映了人们的美好追求和愿望，因此受到了千百年来人民的喜爱，至今遗迹到处留存。仅传为梁祝的合葬墓就有浙江宁波、江苏宜兴、江都、山东嘉样、安徽舒城、甘肃清水等数处；梁祝读书处有山东曲阜、江苏宜兴等处，宜兴还有祝英台故宅。宁波还有梁山伯庙，每年阴历八月初到八月半，香火很盛。据说月半那天，祝英台照例归宁祝家渡母家，演戏酬神更为热闹，为当地传统的仲秋节平添了别一番情趣。梁祝成了美好夫妻的典范，宁波谚语有：“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这些当然都是人们臆造出来的，但它反映了人们的爱憎倾向，说明了梁祝故事在各地留传的影响。
梁山伯、祝英台其人，于史无征，传说是东晋安帝（397—418）时人，清代唱本有托为周平王（前770—前720）时孔子门徒的，也有说是唐代人的。梁祝故事最早见于载籍的，是南朝梁元帝（552一554）时。明末诸生徐树丕《识小录》说：“《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金楼子》是梁元帝萧绎所著，“此书明初渐已湮晦，明季遂竟散亡”。（《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七）今本《金楼子》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不完备的本子，其中并无梁祝文字，可能已佚失。《会稽异闻》其书不传，更不知出自何代何人。现存最早最完整地记载梁祝故事的是唐代张读的《宣室志》（见清翟灏《通俗编》卷二十七《梁山伯访友》所引），但今存张读《宣室志》各版本均无此记载，因此，是否出自张读之手，也难断定。南宋张津《四明图经·鄞县》又说：“按《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塚，即其事也。’”《十道四蕃志》为唐武则天时梁载言撰，此书今亦不存。
至今有可靠材料可征的是北宋。北宋词牌中有〔祝英台近〕，今知最早使用此调的是苏轼、王安石，他们是宋神宗前后的人，其创始当在此之前。新的词牌被采用，往往因初咏某一事物而得名，可见梁祝故事在北宋已很流行。北宋末年已渗入封建迷信色彩，并削弱了梁山伯爱情的纯洁性。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明州（今宁波市）知州李茂诚《义忠王庙记》载，梁山伯求婚祝英台，祝已许马家，“然叹曰：‘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区区何足论也。’”是一个爱情淡漠，功名心重的人。“至安帝丁酉秋”（隆安元年，397）他的灵魂还帮助太尉刘裕打败孙恩的农民起义军，被皇帝封为“义忠神圣王”，在宁波立庙祀之，又在绍兴建有梁王祠。“民间凡旱涝疫疠，商旅不测，祷之辄应。”被传为神，被当作封建义和忠的偶像。庙当修于此时。以后明万历、清雍正、同治，到民国十二年，屡经修葺。
南宋、元、明、清各代纂修的宁波、宜兴、清水等地方志中，都有详略不同的梁祝故事的记载，可见流布之广。
梁祝故事的杰出艺术创造，它所反映的历代人民的美好愿望，应从民间通俗文艺中去寻找，可惜这方面的材料太缺乏了。明代以前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作品；明代除短篇小说外，长篇的戏曲、曲艺作品，都残缺不全；只有清代至民国初年，保留了较多的完整作品，特别是清乾隆以后，随着地方戏曲、曲艺的勃兴，梁祝故事的歌咏演唱遍及全国。
梁祝故事在宋元民间必有广泛的流传，但今仅知最早描写梁祝故事的作品是著名元曲家白朴的杂剧《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惜无传本。天一阁本《录鬼簿》题目正名作：“马好儿不遇吕洞宾，祝英台死嫁梁山伯》。”马好儿和吕洞宾的故事，不可得知；他们同梁祝故事的关系，在此前此后的故事中也无踪迹；马好儿同北宋以来传说祝英台曾被迫嫁给的“鄮城廊头马氏”、“马骏”、“马大郎”、“马文才”是否有渊源关系，也未可知。只有“死嫁”与历来传说是一致的。杂剧的内容仍无法确知。
元代南戏中，只有明末钮少雅《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第三册所辑录的三支仙吕曲留存。题作《祝英台》，注为“元传奇”。此书是增补元天历间（1328—1330）人所编《九宫十三调》而成，所征取均为古曲。这三支曲是山伯访英台时的唱词，二人对唱、轮唱，形式灵活自由，真实地表现出二人久别重逢时的微妙心理和争叙别情的急切情怀，反映了两人真挚纯洁的情感，
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以梁祝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编的《古今小说》（又名《喻世明言》）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的一段“入话”。这段“入话”，很可能是冯梦龙的创作，他曾在《情史》卷十《情灵类》辑录了《宁波志》的记载，并加了按语。
“入话”的故事梗概，与以往的传说基本一致。但适当作了一些艺术加工，特别是突出了故事本身含有的反封建思想。
故事一开始就表现了一个尖锐矛盾：女子也“通书好学”，与男子具有同样的资质，但不能“出外游学”，揭示了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女子要想实现求知欲望，既要改换男装，冒充男子，更要保证男女相处时的贞洁。英台改装，“哥嫂亦不能辨”；又自摘榴花插瓶盟誓，作为验证，这才取得受教育的权利。
英台入学后，结拜山伯，同宿共读，严守誓约，不敢表露真情，唯有私下“爱重”，只在临别时约定“二个月内，可来相访”，“英台有心于山伯，要等他来访时，露其机括”，再“说婚姻之事”。封建势力可以束缚女子的行动，却无法遏制她们天然的真挚的爱慕之情。
哥嫂许婚，英台顺从地出嫁马家的描写，表面看是淡化了反封建的色彩，没有像以前传说那样，“为父所逼”，而是“英台恐哥哥疑心，不敢阻挡”。山伯知道了英台原来是女子，初时只是“自悔愚鲁，不能辨识”。当知道英台已许婚马家，也只是“自恨来迟，懊悔不迭”。似乎梁祝二人在爱情遭到破坏时，都是逆来顺受的。其实不然。英台不予“阻挡”，是要证实自己的纯洁清白；山伯的“懊悔”，是深知回天无力，心情沉痛。梁祝都把痛苦和反抗深藏心底，不做徒劳无益的口头反抗，因此反而显得更婉转深沉。这正是明代后期优秀的戏曲、小说作品表现反封建主题更加深化的一大特色。不然山伯不会相思身亡，临死要求葬于“安乐村路口”，以待英台。最后英台在梁坟前出轿，“忽然一声响亮，地下裂开丈余，英台从裂中跳下”。山伯的一往情深，英台的果断决绝，都表现了他们爱情坚贞不渝，对封建束缚顽强不屈的反抗精神。
梁祝死后化蝶，大约出于南宋。南宋孝宗（1163一1189）时永嘉人薛季宣《游祝陵善权洞》诗，有“万古英台面，云泉响佩环。……蝶舞凝山魄，花开想玉颜。”已透露出英台化蝶的消息。白朴的杂剧、元传奇及宋元其他记载中，均无化蝶的情节，“入话”为当今所知最早写梁祝死后化蝶的作品，并为以后数百年传说故事所继承。化蝶的结尾，吸收了南北朝时，宋朝乐府诗《华山畿》和晋干宝《搜神记·韩凭夫妇》，唐代敦煌变文《韩朋赋》等作品结尾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
故事删去了一般志书津津乐道的“封义妇”、“显灵异，助战役”，被封为“义忠王”，并为之“立庙祀之”等宣扬封建道德观念的荒诞情节，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情趣。
梁祝故事在明代戏曲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今知有朱从龙《牡丹记》、王紫涛《两蝶诗》、朱少斋《还魂记》、无名氏《同窗记》、《访友记》等传奇，可惜大都佚失或仅存一两出演出本。
明万历以降，随着戏曲创作和演出的繁盛，民间坊肆刊印了许多戏曲选本，它们一般是从昆腔或其他声腔的长篇本戏中选取出来，或经移植改编改调而歌的演出本，因此它们保留了更浓郁的民间色彩。现存梁祝故事的单折戏五出，其中三出是“英伯相别回家”，即后来经常演出的“相送”。两出是“访友”，即后来广泛流传的“楼台会”。这两部分都是原来剧作最精彩的片断。其中四出都标明出自《同窗记》传奇，各本因剧种不同，编演者不同，语言风格各有特色。但同一题材，同一情节，又源于同一剧本，竟有两三个不同剧种的舞台演出本流传下来，这在古代戏曲史上是罕见的。
《英伯相别回家》，选在《天下时尚南北徽池雅调》卷一。这出戏深入细致地刻画了祝英台作为一个少女的细心、多情和天真聪慧。末尾以许妹相约，既见机智，又为下文再会留下余地。唱词清新质朴，而连唱十支曲子，取十种景物为喻，这种重叠联章的形式，采用了民歌的表现手法。
《山伯赛槐阴分别》也见《天下时尚南北徽池雅调》卷一。梁祝故事本无“槐阴分别”事，此处加一“赛”字，标明此戏胜过《织锦记》（又名《天仙配》）董永和织女“槐阴分别”的描写。本出比上出文字典雅，堆砌典故，应是出自文人之手。但它充实了山伯疑英台为女，英台巧为辩解的情节，丰富了英台聪明机智的性格。前者许以小妹，叮嘱早来；本出用“你三七、二八、四六日来我家”的隐语相约，为下文误期设下伏笔。两种写法都为后来的戏曲、唱本所继承。
《河梁分别》，选在《新鋟天下时尚南北新调》卷上。本出满篇经史典故和仁义道德教条，即景取譬，生动、朴素、新颖的语言没有了，代之以刘阮遇仙姬，红叶良媒等典故的堆垛，甚至生硬地搬用《西厢记》“长亭”的语句。
这三出戏，取材相同，风格不一，所用腔调各异，艺术上固有优劣之分，却反映了梁祝故事题材在明代戏曲中的广泛采用和流传。
《访友》是梁祝故事的又一个精彩片断。明无名氏《访友记》，《曲海总目提要》著录，清乾隆时可能存世，今已佚。《访友》单出戏，今存两种版本：一为《山伯千里期约》，见《摘锦奇音》；一为《访友》，见《缠头百练》二集“唝啰曲数卷”。两者曲词相同，前者多出事久问路，梁祝相认、问安、对饮等情节及科诨，宾白较多。这一出主要写梁祝分别以后，梁山伯依约往访英台。这出戏梁祝情感表现得最充分，特别是山伯把他对英台的期望、失望、怨愤、爱恋之情，渲泄得淋漓尽致。剧中事久、人心穿插其间的科诨，既交代了情节，又体现了中国戏曲以科诨反衬悲情的传统手法。从这几出戏可以看出，梁祝故事，在明代戏曲中无论其思想性，还是人物性格塑造和其他艺术表现手法，都更加丰富和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梁祝故事到清代已传遍全国，各地方戏曲、各种曲艺形式，都演唱这一节目。存世唱本有鼓词《梁山伯祝英台夫妇攻书还魂团圆记》（以下简称《还魂记》）、《柳荫记》，木鱼书《牡丹记》，弹词《新编金蝴蝶传》、《新编东调大双蝴蝶》等三十多种，戏曲有张雍敬《祝英台》，地方戏《山伯访友》、《梁山杯全本》及近代地方戏三十多种，明清民歌数首。这些作品出自说唱艺人之口，传之于市井书场、村镇街头，它唱出了下层人民对男女爱情苦乐酸辛的关切，也表现了人民群众的美好心愿。过去流传比较简约的部分，在说唱中得到充分展开、淋漓尽致的表达。这些作品既是历代传说的继承和发展，又难免掺杂一些庸俗、落后和荒诞、迷信的成分。从总的倾向看，这些作品都能以生动的语言、丰富的细节，写出青年男女之间深厚的爱情和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坚强决心、痛苦遭遇、美好理想。它们热情讴歌了生死不渝的爱情，无情鞭挞了以封建礼教为信条的封建家长。
从内容看，清代戏曲继承明代戏曲的成就，没有多大改变。只是在有些细节问题上，因版本不同而各有异。比如入学一场，英台为争得同男子一样平等求学读书的权利，先女扮男装，扮作算卦先生，当面瞒过父母，初步解除了父母的顾虑。后因哥嫂嘲笑她出外求学是假，“要找有情人”是真，读书“回来公公抱外孙”。英台扯下三尺红绫，埋在土中，上栽红牡丹（有的作折牡丹花插瓶中，也有折柳插瓶的），对天（或对火神、对菩萨）发誓：英台若失了贞洁，红绫化灰，牡丹枯蔫。终于达到了出外求学的目的。
结拜、共读是梁祝爱情的开端，相送是梁祝爱情的深入发展。这三出戏是梁祝爱情故事的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各本都作了精采的描写，而内容大致相同。
马家求婚是对梁祝爱情的考验。关于马家，各本写法不一。有说是“豪家”，马家儿子是“贪花好色”纨绔子弟，曾逼死前妻；有说马家有“万贯家财”，儿子“一表人才生得好”，“满腹文章”，为人“志诚”，“知文达礼”。英台一律不为所动。有的写祝公、祝母既非屈服于豪家，也非贪图马家厚聘，而是真心实意为女儿选择门当户对、品格端正的东床佳婿。这样写更能深入揭示封建思想统治的严酷，社会的黑暗。英台闻听父母接受了马家聘礼，内心非常痛苦，既不能对父母说已自许梁山伯，也不能公然反抗父母之命，而是采取表面顺从，把反抗深藏心底的态度，从此以后她更加思念山伯。《还魂记》特别写了《思兄》一节，把那种别后朝思暮想，寝食不宁，梦寐苦思的情态写得细致入微，入木三分。《牡丹记》专写了《五羡梁兄》一节，思往昔，忆别后，对同窗共读的美好情景追怀不已，对山伯的高情厚谊、崇高品德，仰慕钦敬无比。与此相应的也写了山伯《五忆窗朋》一节。它们运用“思五更”等联章体反复吟咏，如泣如诉，把双方思念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山伯访友是梁祝爱情故事的重大转折，并为故事的悲剧结局奠定了基础。不少本子写临别时英台以“三七、二八、四六日必来访”这样易生歧义的隐语相约，为山伯来迟，作一伏笔。有的本子写英台临别以一只绣鞋为信物，请师母为媒，较早地揭示了梁祝间的爱情关系，使情节反而自相矛盾，不够合情合理。但各本都没有把它当作重要关目去写，而是把重点放在捅破梁祝爱情中间的一层窗户纸以后，二人的悔恨、怨怅、痛苦心情，通过互相倾诉心曲，互相更加深了解，终以生死相依为誓，为悲剧结局奠定了更充分的思想感情基础。
合墓化蝶是梁祝故事的结局，也是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最高潮。有的写山伯访英台时，因婚姻无望，当场愤而成疾；有的写山伯回家以后，忧思成疾；有的写山伯病后，使事久给英台送信求药，英台暗示今生不得成合，山伯吞信而亡。尽管对山伯死因，各本写法不同，但英台于成婚之日，跳入山伯墓中，二人同眠地下，化作蝴蝶翻飞，这一情节，各本基本一致。四川的戏曲、唱本又有梁祝精魂化作一对比翼鸟的描写。
至于有些唱本写梁祝死后还魂，学成一身文武艺，为国立功，封侯，重新团圆，甚至说梁祝本为天上金童玉女，谪罚人间，受八年离别之苦等，固然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们的美好愿望，但终因太荒诞而又充满封建迷信色彩，不足为训。
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如果说产生于中唐，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产生于北宋，也有近千年的历史。经过长期而广泛流传，内容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成为宋元明清迄今，戏曲、民歌、小说及各种讲唱文学等俗文学各种体裁的重要题材。历代艺人以梁祝故事，表现了不同时代人们对封建势力的批判，对美好生活的憧憬。1949年后，梁祝故事仍有新的发展。1952年10月，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选出了30多种优秀剧目，其中梁祝故事戏两种，一是上海越剧院改编演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是四川川剧院演出的《柳荫记》，各有独特的地方色彩和艺术创造。这两种本子是今天各地方戏改编演出的重要剧本。五十年代末，上海音乐界还创造性地把它改编成小提琴演奏曲，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2015.1.3 转载自：文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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