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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下唐代官制，分中央官制、地方官制、少数民族政权的职官制几个方面。它的体系就是三省六部制。唐沿隋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同样是国家最高的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国家的政务，同时把原尚书省诸曹正式确定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所以官员们不论职位高低大小，入职的话分散在这个体系内不同岗位上。那么为什么有唐一代，很多诗人都是当官的呢？ 一、学而优则仕，当官可独善其身又能兼济天下 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诗赋只不过是文人抒发胸臆的副产品而已，写诗写得好最多有点名气，朋友多一些。在唐代，当作家发稿多既带不来多少经济收入，个人的雄心壮志也无处施展，没有一官半职的白衣平民，还要服兵役和徭役。 出将入相，建功立业，衣锦还乡，光耀门楣，这些才是文人们追求的最高理想，很多人虽然嘴上不说，但心中对功名却是相当热切执着的。所以学子文人们穷毕生之力一次次参加科举考试，以期改变命运。比如孟郊，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二、科举制考试内容决定学子们的努力方向 唐代科举考试设科繁多，分常科、制科二大类。其中常科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道举等，此外还有制科和武举科等。 经常举行的是明经与进士二科，进士科最为难考，主要考试方式是诗、赋写作，也最能显出应试者的真才实学，临场发挥。唐中叶后又增考诗赋，并重视诗赋的考试，往往帖经不合格的，如果诗赋考得好也可以录取。严羽《沧浪诗话》里面说“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这是唐诗兴盛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唐诗的进一步发展。 明经科的考试以死记硬背为主，又可细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等。只要求熟读经义注疏就行，对于经义也未必真懂，录取的比例也较大。进士科大约每100人只有一二人被录取，而明经科大约每10人就有一二人被录。 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进士科之所以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因为进士及第者前程更好，更受人尊重，反过来又促使朝野上下更重视进士科，成功代表比如王维，白居易，刘禹锡。 所以学子们的考试目标——进士及第，考试重点内容——诗赋，都很明确了，在诗赋上付出投入与来日收获也是成比例的，对于考试成功的人来说自身素质修养不必说，写诗也就成了生活的点缀，胸臆的抒发，而且当官之后较之普通人更有条件保存自己的诗稿，流传相对更多更广。 三、皇帝爱好诗歌，诗歌的主旋律地位让人们都喜欢诗歌 整个唐朝，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大都喜欢诗歌，因而写诗写得好容易得到皇帝垂青提拔，即使科举没有考中，因其诗名也能得到一些在门阀手下做幕僚的机会。 比如初唐唐太宗本人非常喜欢作诗；盛唐唐玄宗曾经将李白招为翰林学士，作文学侍从之臣；元稹因为诗歌写得好得到唐穆宗的多次提拔，甚至将元稹的诗作送给宫中御览，一时间连宫内嫔妃都称呼他为“元才子” 。 再比如白居易，写了大量的讽喻诗，唐宪宗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提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耐”宪宗皇帝觉得无礼的是白居易的各种谏疏，不是诗歌，并没有因为揭露矛盾抨击现实的诗作而对其迁怒罪责。 白居易死后，宣宗皇帝亲自写诗《吊白居易》“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为臣子作悼亡诗，这在古代是非常罕见的。由此可见唐宣宗对白居易其人的器重、对其诗的喜爱。 由此，王公卿相到黎民百姓都喜欢作诗吟诗，而苦读多年成功参加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宦中的一员，擅长作诗就不足为怪了。 四、“官场”不幸诗家幸，很多著名诗人并没有当过官 “官场“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诗圣杜甫，诗仙李白都不是传统意义上功成名就的人，杜甫两次考进士不第，安史之乱时当左拾遗的短暂时光可算一生中最光辉的一段日子了，也只是一个从八品的小官。李白甚至不曾参加科举考试，只短暂地做了一段翰林供奉。 很多有名的诗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做过官，但不妨碍他们为诗歌思想内容的丰富成熟做出贡献。比如孟浩然，虽然张九龄爱慕其才华曾招为幕僚，终生只是一介布衣。 比如罗隐，科举十次不第，自称“十二三年就试期”，最终还是铩羽而归，史称“十上不第”，但并不妨碍我们读他们的诗，喜爱他们的诗，比如罗隐《蜂》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身份高低贵贱都是过眼烟云，诗作流传千古，至今仍被人们传唱才是永恒，毕竟比起身份，我们更熟知的是诗人的作品。 作者：小安，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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