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人事·法术 | 读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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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人事·法术：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公与私

——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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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必叹于钱穆先生对史料的熟稔和对文字的把控。在简短的篇幅中将汉、唐、宋、明、清五朝的政治制度勾勒于纸上，呈现出中国主要五个朝代的政府、选举、赋税、兵役这四个方面的制度设计，并对其利弊得失逐一评价。既然要评价制度得失，站在何种立场便尤为重要，所以钱穆先生在文初就直言指明——“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缘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实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历史意见的重要性就在于以制度切实产生和运行的时期为评判的出发点，才能尽最大可能保持真实而客观，因此，制度与人事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凸现出来。历史意见的基础，是制度所在时期发生的具体人事，所以制度赖于人事而变，人事又赖于制度而存。

人事为公而行，则是制度的体现；人事为私而谋，则是法术的需要。而公与私，一直是政治制度中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在中国历代的政治中，公私之间的互动关系则体现的尤为明显，皇帝与宰相、内朝与外廷，权力的行使方向影响着权力行使的实际收效。在钱穆先生看来，制度彰公，法术徇私；制度是以权为公谋福，法术则是以权为私谋利。人事处在制度与法术之间，成为了中国历代政治制度中在公私之间一个广大的中间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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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人事出于公的心而形成的有分寸度量被称为制度。制度存在的意义首先是保证权力的行使方向是为公事而行，所希望的结果则是为公谋福利。在中国历代的政治语境中，公就指的是普天之下的百姓。自秦之后，贵族政治被彻底从中国的政治制度的主流中抹去，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大户”有着些许贵族色彩，但缺失了之前封建制的基础，也只是一波短暂的“回流”。中国的政治制度进入了知识分子主导的“士人政治”，并且在宋朝进入一个繁盛时期。之所以不说由知识分子主宰，是因为历朝历代的皇帝也绝非一个花瓶般的摆设。由此皇帝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了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主流，在此基础上，制定诸多制度的目的和任务，不仅是为了更好的为公谋福利，更重要的还在于确定公私之间、皇帝与读书人之间的边界。例如，政府机关的设定与安排，一方面确定了官员的不同工作岗位的工作任务，以保证为公谋福的事情能够得以安排与推行；另一方面则是确定皇帝可以参与管理哪些事务，哪些行为是皇帝所不能去做的。虽然中国历代以来呈现出的制度变化趋势是皇帝一点点将原本属于官员的权力收聚到自己手中，但是在基本的制度原则和规范下，皇帝收聚这些权力也不能彻底为自己谋私，仍要为天下的百姓解决问题。如果百姓的问题解决不了，自然就会有一种力量来推动制度的重新修订——起义与改朝换代。

因此，我们会发现在制度背后有一种近乎恒定持续的力量，这种力量被钱穆先生称为“精神上的权”。制度本身有好坏之分，但这种区分不是性质区分，而是结果区分。即是说制度的本意是为公谋福，但因设计的缺陷或时间环境的改变而产生了坏的结果。因此，“应需而变”是制度得以修补完善的重要基础，而这个“需”，其实就是钱穆先生所说的“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这是好的制度的基础，更是政治稳定，国家稳定的基础。制度得以实行推广，赖于对该制度的信心。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不仅是因为这是“士人政治”的核心，更因为科举制度为中国历代的读书人提供了一条实现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的通途，且不说科举制度的确在漫长的时间流逝中而变化以至于问题越来越多，但科举制所凝聚起的读书人的信念和坚定，是中国的“士人政治”得以延续和保持稳定性的重要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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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

前文提及，人事实际上覆盖了制度与法术之间的巨大空白。如果说制度与法术是中国历代政治中公与私的两个端点或临界点，那么人事就是这两个端点之间的巨大空间。无论是制度还是法术，都是由人创立并进行不断地改动与修补。换言之，在中国历代的政治中，制度和法术其实是集中在人事上的一体两面。制度的设计与订立，本身只是条条框框的文字，而制度的执行变更，则依赖于人事。观察中国历代的政府组织演变、选官制度演变、赋税制度演变，不难发现，推动制度发生变革的不是制度自己，而是制度背后的人和事。而在这些推动制度变化过程中，皇帝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博弈，即私与公的较量体现的淋漓尽致。就政府组织而言，从汉初“三公九卿”，到唐时“三省六部”，又到明时“废宰相”，皇帝作为一种“私”权力不断压迫作为“公”权力的知识分子的行使空间，最后到了清朝，政府组织的规定以及不能被称为一套制度，因为知识分子已经无法通过政府组织来压制皇帝私欲的膨胀，政府也不再为百姓而设，变成了为皇帝服务的组织，自然这套人事变动的标准，在钱穆先生眼中就是一套赤裸裸的法术。

除政府组织的变化之外，中国历代选官制度的演变也能体现人事在制度与法术之间所扮演的角色。中国在秦以后进入两千余年的“士人政治”，之所以说士人是公的代表，原因就在于选官制度。无论是“孝廉察举”，还是“九品中正”，或是“科举考试”，选官制度的演变与稳定，体现出中国政治的又一个重要元素——开放。这种开放其实是“公”的重要体现，政权向下开放意味着士人政治的扩大和巩固，更多的知识分子通过不断完善的选官制度进入政治中，以对抗皇帝所代表的私权力。因此，选官制度也在这种人事的开放中逐渐走向顶峰。不过，皇帝本身也是人事中的一部分，皇帝私权在政治中的扩张反映出知识分子公权的式微，所以科举制也不可避免的逐步衰弱式微。明清以八股取进士的做法，在制度上仍坚持着政治中的开放，但实际的收效却因人事的变化而发生了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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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术

制度和法术，实际上是中国历代政治中持续存在的明暗两面，即人事的公与私的两面。虽然制度不可能完全不含私意，但是制度能将公私之间的轻重分量划清，终究公大于私；法术则不然，不仅出于私，而且没有节制与限度。钱穆先生在文中评判中国历代政治时，“论汉代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以说完全没有制度。”钱穆先生这番话其实是对中国历代政治中公私之间的博弈与力量对比进行了高度的总结与概括。法术实际上可以被视为制度在人事影响下的一种异化：制度本身并非全部为公而存，自然有私意暗藏，当人事不再以制度中的公意为行使的导向，而去放大制度中原本固有的私心，那么制度就会异化成为一种法术。

观察中国历代政治的一条重要的演变路径：即皇帝的私欲不断膨胀以至最终实现大范围的独裁与专制，将士人政治这一政治制度异化为皇帝专制的政治法术体现的淋漓尽致。究其原因，这实际上是士人政治中固存的弊病。知识分子在政治中的“私心”在皇帝的“私欲”前是无法得以正常实现的，以至于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私心”而逐步接近皇帝的“私欲”，以皇帝私欲的支持来实现自己的一方私心。虽然制度本身可以通过人事得以修补，但此时士人政治在根源上的漏洞是这个制度中知识分子的行为所能触及的“盲区”，所以他们只能向皇帝求助。此时皇帝的人事不过是将自己控制的“私欲”添进制度中，如此制度本身的“私心”问题无法解决，又加入了皇帝的“私欲”，制度愈发变得繁密复杂，士人政治为公谋福的能力愈发衰弱，皇帝的地位尊严逐渐取代知识分子的主导地位。由此皇帝的私权步步扩张，而政府的公权渐渐萎缩。制度不再是为公的制度，而变成了皇帝专断的政治法术。法术在中国历代政治制度中逐渐“崛起”，实际上反映出中国政治“后不如前”，皇帝一人之私逐步侵吞天下之公的政治趋向。因此，辛亥革命的对象不是制度，而是那套为私欲充斥的法术。彻底根除这一套法术，才能重新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才能重新调动起制度背后的“精神上的权”，唤起民众的信心，从而借助开放以“公”之力，克“私”之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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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纵观中国历代政治，公与私的较量一直存在于政治制度中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人事行为，都摆脱不了公意与私欲之间的争斗。对于当前中国政治的借鉴意义，在于制度背后的信心。这份信心来自于普天之下的普通民众，其初始自然是为公的，但如何引导使其避免为私而造成各项制度的异化以至堕为谋私的法术？这不仅要考虑寻找到一个向中心收拢凝聚的新的共尊共信之点，也需要将制度适时简化以保证为公之意的自由发展。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精炼的篇幅却包藏着诸多影响深远的思考，这对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历代政治中的公与私，对当前中国创建或修缮制度，实现天下之才皆自由可用，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M]. 北京：三联书店,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