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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军旅遭丧起复之事，必取断于《戴记》“金革无辟”之条：“子夏问曰：‘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辟也者，礼与？初有司与？’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丧，既殡而致事，殷人既丧而致事。’《记》曰：‘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此之谓乎？’子夏曰：‘金革之事无辟也者，非与？’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弗知也。’” 窃详读此文，盖春秋大夫，卒哭从戎，习为常事，故圣贤严辨而正之如此。然孔子既言其不可矣，而子夏复问，孔子复引鲁公之事以答之，何也？岂不有国家有急，而任事之人，或不得代，于此之时，君有不得不命，臣有不得不受。若鲁公伯禽之事，必不得已而行之，其可也。人之贤者少，不肖者多，金革无辟，虽礼之变，古有行之者，而必不可以许人。圣人之意，略可于言外见之。盖有为为之，非从其利者，犹圣人之所许也，后世无故夺情之事，纷纷而有，而金革无辟，几为正文，动可援引，然后知圣贤放虑之深，礼之不可以畿微假借也。 今兵部侍郎湘乡曾公，讨贼江西，而遭父忧，既闻讣奔还，而以不得请终制为疑，以书商之左郎中季高，并属及于敏树。先是，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以募勇起军。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固未平，军未少息，而叠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伪言之者，人又知之，然其事固有所不能得也，所谓“君有不得不命，臣有不得不受”，非今日之谓乎？果朝旨仍命之，即无可辞者矣。愚闻曾公前日尝数请于朝，乞无加官赏，奏折中尝以不填官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左季高之论今事曰：“曾公终制不得请，宜请开兵部侍郎缺，而身讨贼如故。”此论与曾公前所自处正合。 愚又窃以金革者，国之变故，非吉事也。凿凶门而出，战胜以丧礼处之，与居忧之义，犹不甚相远，故古人有不得已而行之，非诸夺情起复公然为朝官之比也。丧礼之废坏久矣，独丁忧之名存，而古人居丧之实尽去，衰亦无弗墨者。曾公素讲于礼，今不得已而从金革，所犹可私自尽者。哀痛之实，寝处饮食之事，视世之名为居庐者，相去必大远，如是亦可以无讥矣。辄不自忖，书此以质于季高，而附致之曾公焉。 注释 起复：古时官员服父母丧守期未满即应召赴任官职。明清时专指服父母丧期满后重新复出做官。 金革无辟：金革，军械和军装。无辟，国君有令则行，不敢辞避也。金革无辟，在军旅中要听从国君的旨意行事。 鲁公伯禽：(前?年-约前998年):姬姓，名禽，伯是其排行，尊称禽父，周文王姬昌之孙、周公旦长子、周武王姬发之侄，周朝诸侯国鲁国第一任国君。 大夫：大夫古代官名。 西周以后的诸侯国中,国君下有卿、大夫十三级,大夫世袭,且有封地。后来大夫成为一般任官职者的称呼。 终制：父母去世服满三年之丧。 季高：左宗棠(1812－1885)，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首领。 今译 古今军旅将帅遭遇丧事，服父母丧期满后重新复出做官，这根据必然取自于《戴记》“金革无辟”之条：“子夏问：‘三年居丧期间无时不哭，在军旅中要听从国君的旨意行事，这是礼吗？最初官府也参与这种事？’孔子回答说：‘夏后氏三年居丧期间，既停棺待葬而辞官，殷人居丧期间既人一死而辞官。’《记》说：‘君子不夺人尊亲之情，也不可夺人对长辈的孝敬，大概说的是这个吧？’子夏说：‘在军旅中要听从国君的旨意行事，不这样行吗？’孔子说：‘我从老聃那里听说过过去鲁公伯禽有意定为三年居丧期，现在因为三年居丧要服从他自身的利益，这我就不知道了。’” 私下里详细读这篇文章，春秋时期的大夫，居丧期间无时不哭而从军，成为很平常很习惯的事情，所以圣贤严格分辨它并且矫正到这样子。然而孔子既然说它不可能，而子夏反复问他，孔子又引鲁公之事做回答，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国家有危急的时候，而担当大事的人，别人不得代替，在这个时候，国君必然有不得不下命令之时，臣子也有不得不接受命令之时。比如鲁公伯禽的事，是必不得已而要实行的，那也可以。人类中贤良者少，不肖者居多，在军旅中要听从国君的旨意行事，虽然是礼数之变，古代却有这样做的人，然而必不可以拿来许人。圣人的意思，大略可以在言外之意看见。所以有意为之，并不是从他自身利益出发的，如同圣人就是许可了，后世之人无缘无故夺人之情的事，纷纷不断，而在军旅中要听从国君的旨意行事，差不多成为了正经的律条，动不动就援引，然后才知道圣贤考虑的深刻，礼制不可以有细小的假借。 现在有兵部侍郎湘乡曾国藩公，正在江西讨贼，而遭到父丧，既听闻噩耗后奔家而还，而因为不得请终制为疑惑，用书信和左季高郎中商量，并且也问到了我吴敏树。先前的情况是，曾国藩公原本因为母丧留在原籍，被朝廷命他办理湖南的防堵军务，于是凭着募勇开始练军。曾国藩公的事，暴露于天下，人们都知道他有所作为而作为，并不是从他个人利益出发的，现在洪贼原本就未平，军旅也没休息，而多次遭遇家庭变故，还希望有终制这一古礼惠及于他，因为他的心确实有不能安宁的一面。曾国藩公确实不可以没有这个心，他有这个心，而不是说假话的人，人们又知道，这他的事原本就不能实现，所说的“国君必然有不得不下命令之时，臣子也有不得不接受命令之时”，不就是说的今日之事吗？如果朝廷旨意仍是命令他继续服务国家，那就没有可以辞官的了。我私下里闻听曾国藩公前日曾多次向朝廷请假，请求不要授加官爵和赏赐，奏折中曾经因为不填写官衔，导致被皇上责备，他的心事很明白，实在不是寻常的见解。左季高就现在的事论说：“曾国藩公请不到终制，适宜请开兵部侍郎缺，而亲身讨贼仍然如故。”这说法与曾国藩公前面自己的说法正好吻合。 我又私下里认为军旅之事，关系到国家变故，不是吉事。凿凶门而出，战胜以丧礼处之，与居丧的意思，如同相差不远，所以古人有不得已而这样做，并不是官员遭父母丧应弃官家居守制，服父母丧期满后重新复出公然为朝官可比的。古代丧礼的废坏已经很久了，只有丁忧的空名还在那里，而古人居丧的实际内容都没了，丧服也没有黑色的。曾国藩公向来讲究礼数，现在不得已而从事军旅工作，所作所为还可以私自尽孝。哀痛的根本，睡觉吃饭之事，看待这个世界之名为住在守丧的房子中，相去必然太远，如果这样也可以没有讥刺。就不暗自思考了，写了这些话拿来问左季高郎中，同时也给曾国藩公寄去一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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