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方言里有个词叫“揾食”，用来指代工作，形象生动。 揾食艰难成为很多人的口头禅，市井味扑面而来。1949年后的香港，从日军统治中解脱出来，又迎来大量因战乱、动荡而躲避至此的难民。揾食成为最紧迫的问题。很多电影反映了新环境下普通市民的生存之道，粤语片[危楼春晓]是其中之一。 [危楼春晓]豆瓣7.6 1949年，中国内陆上映了郑君里执导的[乌鸦与麻雀]，故事围绕一群住在上海弄堂老房子里的租客展开，背景自然是当时动荡的时局，人们为了生计，苦不堪言。 1953年，中国香港上映了李铁执导的粤语片[危楼春晓]，形式和[乌鸦与麻雀]类似，呈现一栋旧房里的租客的生活，折射民生问题。 [乌鸦与麻雀]1949豆瓣8.6 影片的开头是一组不见高楼林立与宽敞大道的市井小巷的镜头，行人与揾食者穿梭其中，接着，画面跟随主角罗明进入快富巷里的一栋老房子。市侩的黄大班最先与其碰面，虽然处于失业状态，但靠着积蓄和放贷，日子过得最滋润。 包租婆三姑正要赶走欠房租的二叔一家，把房间租给罗明。楼道里，众人说情，先是黄大班妻子的表妹阿芳让出自己的房间，夜宿阳台，然后是仗义的威哥与白小姐帮凑租金，二叔一家才不至沦落街头。 这场入住的小风波刻画了房客的身份、性格，上下两层楼，狭小的空间，流淌着升斗小民的邻里情。做老师的罗明，整日穿着白色西装；夜总会陪酒的白小姐，身着修身的旗袍，举止优雅。 他们是社会发展的新世代，老旧房子里的希望，但此时也只是外表看上去体面，背后的生活就和他们居住的环境一样，破败不堪。 市井在中国文化里大概可以和江湖一词对应。 前者是在小商业活动中发展出的社会形态，尤其表现为邻里关系，进而影响到他们为人处世的方式，例如斤斤计较但又能保持融洽互助的关系；后者是侠义文化的产物，讲究一种冒险和闯荡的精神，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相比之下，市井更接近生活本来的味道。 [危楼春晓]里的市井味，体现在二层小楼里，房客之间的关系上。唯一的公共生活区是走廊，生活的苦闷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威哥是房客中的和事佬、仗义的大哥，坚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做人原则，调剂邻里生活。 当然，利益的冲突必然存在，放贷的黄大班占着房间不交租，胆小的包租婆专欺负老实人，明理的罗明走头无路时也会变得和包租婆一样刻薄。 透过房客群像，影片传达了非常朴素的生存观。最后罗明辞去收租工作，帮助威哥度过难关。危楼在一夜风雨之中崩塌，但是邻里关系变得更加牢固。在后来的粤语片[难兄难弟](1960)、[七十二家房客](1963)、[笼民](1992)中，都能看到香港电影对小市民互帮互助生活的刻画，以此反映某些民生问题。 [难兄难弟]豆瓣7.6、[七十二家房客]豆瓣7.8、[笼民]豆瓣8.9 1953年的香港正值战后经济复苏的初期阶段，大量新移民在短期内造成就业困难和住宿紧张，但是为香港经济从港口贸易为主向工业化转变提供了基础，加工制造业发展迅速。这种发展环境造就了香港人勤恳务实的性格。 此时的电影工业尚未进入邵氏时代，主流电影是带着传统伦理观的国语片，类型化不明显。粤语片同期也非常流行，但是早期的粤语电影多由粤剧名伶出演，改编自粤剧，制作粗糙简单。在[危楼春晓]中饰演威哥的吴楚帆联合二十多位粤语片电影人创办中联电影企业公司，提升粤语片制作水准，坚持用电影反映现实，讴歌普通人。[危楼春晓]便是这一创作理念的产物。 老式楼房里的房客、失业的老师、开出租的威哥、夜总会陪酒的白小姐，是当时社会的微缩，如同老舍的《茶馆》，生动反映了历史进程中的个体处境。[危楼春晓]呈现的正是工业化时代到来前的香港市民的生活。这些电影的共同点是情感内核非常接近现实人物，场景设计亦是如此。 《茶馆》1981，豆瓣9.4 观众通过影片看到的是自己的生活，或者像是在体验以前只在戏曲中感受到的家国情仇，这是中国人最传统保守的艺术需求。 很快，这一需求就发生了变化。 前面说到新移民为香港发展经济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同时工业化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兴起，香港进入市民社会，基本的民生问题相继解决或改善，因此观众对电影娱乐性的需求渐渐发生变化。进入1960年代，像[危楼春晓]这钟恪守传统伦理观和叙事的电影慢慢退热，武侠、戏曲、黑帮、功夫等类型片开始流行。市民喜剧也开始改头换面，更多表现职场、爱情故事。 电影的内容和形式随着时代而变化。1950年代，香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还比较传统，电影行业的操纵者们多数是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下成长起来，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虽然十分强调娱乐性，但是故事相当写实，贴近主流价值观或现实生活。 随着市民社会的成形，娱乐的形式和需求都发生转变，过于老旧的电影内容渐渐失去市场，新成长起来的电影人探索了更多元化的电影语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