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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新:人格权请求权(上)

 余文唐 2019-04-26

  杨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人格权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停止妨害请求权/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 

  内容提要: 人格权请求权是一种独立的请求权。人格权请求权的内容主要包括排除妨害请求权、停止妨害请求权和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预防和保全是人格权请求权的主要功能。在人格权请求权与其他相关请求权的关系上,人格权请求权与人格权侵权请求权属于聚合关系;人格权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知识产权请求权属于竞合关系 

  近年来,在制定物权法的过程中,我国学者对物权请求权有相当的研究,无论是在学者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 中,还是在人大常委会起草的民法草案物权法编,都规定了物权请求权。但是,在学术界却很少有人研究人格权请求权以及相关的问题,甚至人格权请求权的提法都很少有人提到。在一些提到人格权请求权的著述中,多数是主张其没有独立的必要,完全可以由侵权请求权来替代。少数人主张将人格权请求权作为人格权的独立的 权利内容。我们认为,既然人格权是绝对权,它就必然地存在保护自己不受侵害的人格权请求权。本文围绕这个主题,详细阐释基于人格权产生的请求权——即人格 权请求权的基本问题。  

  一、人格权请求权存在论  

  大陆法系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具有严格的概念体系,注重抽象的概念体系的作用,请求权就是其重要的私法思考工具之一。  

  在请求权的体系中,物权请求权在《德国民法典》中首次得到确立,其第985条和第1004条 规定了返还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与侵害停止请求权。一百多年以来,物权请求权的概念被私法理念所认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现在的一个疑问就是,性质同样是绝对权的人格权是不是也能够衍生出人格权请求权呢?我们认为人格权请求权也应该在民法理论和实践当中得到确认。  

  我们依据的推论是:首先,物权具有物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两种不同的保护手段,而物权请求权产生的基础是物 权的绝对性、排他性和直接支配性。其次,人格权与物权在权利属性上具有可类比性——人格权也是绝对权、专属权,也具有直接支配性。那么,我们通过推理就可 以直接得出结论——人格权也应当基于其自身的绝对性、专属性和直接支配性而具有人格权请求权, [2]在它受到侵害的时候,需要人格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这两种不同的保护方法体系进行保护。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格权也应该具有人格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两种不同的保护手段,人格权请求权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的。  

  (一)人格权请求权客观存在的立法考察  

  事实上,人格权请求权客观存在的最主要依据,就是各国民法典对人格权请求权的确认。  

  各国规定人格权请求权的基本做法分为以下几种:  

  1.规定个别具体人格权的请求权  

  比较一致的做法是,很多国家的民法典都在总则中直接规定姓名权的请求权。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2条,《意大利民法典》第7条、第8 条,《泰国民法典》第42条,《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46条,以及我国的《大清民律草案》第55条、《民国民律草案》第19条和第20条,以及我国台湾民法第19条等,都规定了姓名权请求权,大多包括姓名权的停止妨害请求权和姓名权的排除妨害请求权。  

  《日本民法典》没有人格权请求权。但是,日本通过判例的形式确认了人格权请求权。“北方杂志案”是日本最高法院就存在名誉侵害之嫌的表达行为可否事先停止侵害而表明立场的第一个判例。日本最高裁判所1986年6月11日的判决认为,名誉遭受违法侵害者,除可要求损害赔偿及恢复名誉外,对于作为人格权的名誉权,出于排除现实进行的侵害行为或预防将来会发生的侵害的目的,应解释为还可以要求加害者停止侵害。 [3]  

  2.规定人格权的某种请求权  

  在有些民法典或者草案中,就人格权的某一种请求权做出规定。例如,《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10条、我国《大清民律草案》第51条、《民国民律草案》第18条,都规定了人格权的停止妨害请求权。我国台湾民法第18条规定了人格权的停止妨害请求权和排除妨害请求权。《俄罗斯民法典》第1065条规定了人格权的排除妨害请求权。  

  3.全面规定人格权请求权  

  《越南民法典》是全面规定人格权请求权的立法。该法第27条规定:“当公民的人身权受到侵犯时,该公民有权:1.要求侵权行为人或请求人民法院强制侵权行为人终止侵权行为,公开赔礼道歉、改正;2.自行在大众通讯媒介上更改;3.要求侵权行为人或请求人民法院强制侵权行为人赔偿物质、精神损失。”这一规定涉及到了人格权请求权的所有方面,是一个关于人格权请求权的全面、完整的规定。  

  《阿尔及利亚民法典》也是全面规定人格权请求权的立法。该法第47条规定:“当事人基于人格享有的固有权利遭受不法侵害时,得请求停止侵害和损害赔偿。”这个条文虽然简单,但是其内容非常全面,是规定的最为完整的人格权请求权。  

  《瑞士民法典》是在立法史上第一次规定一般人格权和专章规定人格权的民法典。在这部民法典中,也第一次完整地确立了人格权请求权,几经修改,不仅将原来的第28条作了修改使之完善,并且增加了第28条a至第28条l共11个条文进行完善,建立了全面的人格权请求权,包括请求禁止即将面临的妨害、请求除去已经发生的妨害和请求消除影响,同时它也确立了人格权请求权的其他相关规定。  

  《瑞士民法典》关于人格权请求权的规定的最主要的内容是:  

  第一,规定人格权请求权,这就是第28条规定:“(1)人格受到不法侵害时,为了寻求保护,可以向法官起诉任何加害人。”  

  第二,规定人格权请求权的具体权利内容,即第 28条a规定:“(1)原告可以向法官申请:①禁止即将面临的侵害行为,②除去已发生的侵害行为,③如果侵害仍然存在的话,确认其不法性。(2)原告尤其可以请求消除影响或将判决通知第三人或公开。(3)赔偿金和慰抚金之诉以及依照无因管理规定返还利得之诉,不受此限。”  

  第三,规定人格权请求权中的采取预防措施的要件。第28条c规定:“(1)凡经初步证明,其人格已受到不法侵害,或有理由担心该侵害会发生且因此可能对其造成不易补救之损害的,可申请有关预防措施的责令。(2)法官尤其可以:①出于预防目的禁止或除去侵害,②出于保全证据目的采取必要措施。(3)侵害行为会导致非常严重的损害,其显然无支持理由,且采取的措施又并非不合理时,仅在此条件下,出于预防目的,法官可以禁止或除去通过周期性出版媒介施加的侵害。”  

  第四,与其他大陆法系民法典的规定一样,《瑞士民法典》也单独规定了姓名权的请求权。该法第29条第2款规定的是姓名权请求权的内容:“因他人冒用姓名而受到侵害的人,可诉请禁止冒用;如冒用有过失的,并可诉请损害赔偿;如就侵害的种类侵害人应当给付一定数额的慰抚金时,亦可提出此项诉请。” [4]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法国改变了拿破仑法典没有规定人格权请求权的状况。《法国民法典》第9条(1970年修正)规定了法官有权采取阻止或者抑制妨害私生活隐私的任何措施;第16-2条(1994年修正)规定了法官有权采取阻止或者抑制对人体非法侵害的任何措施。  

  通过以上的考察说明,各国民法典尽管在规定人格权请求权的立法例并不相同,但是多数国家的民法典是确认人格 权请求权的。在这些立法中,《瑞士民法典》的规定最为详尽、具体、全面,建立了完善的人格权请求权制度。在《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和我国台湾民法中,也规定了人格权请求权,不过其范围和完善程度不如瑞士立法。在德国等民法中,只规定了姓名权请求权,而没有规定其他人格权请求权,究其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民法采 用的是将人格权的主要部分规定在侵权法当中,而在总则中仅仅规定姓名权,这样就有了姓名权的请求权保护和其他人格权的债法保护方法的区别。不过,不论怎样,民法单独规定人格权请求权的基本做法,反映了人格权请求权客观存在的现实。因此,人格权请求权应当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独立存在。人格权请求权的内容包括 排除妨害请求权和停止妨害请求权,侵权请求权的内容为恢复原状请求权和金钱赔偿请求权。  

  (二)人格权请求权客观存在的学理考察  

  1、德国学说  

  德国学者拉伦茨认为,人格权请求权具有独立性,是一项独立的权利。他指出,在人格权有受到侵害之虞,司法实践准许提起侵害之诉,在继续受到侵害时,准许请求停止侵害。 [5]德国学者沃尔夫认为,从德国的民法典和单行法律当中可以得出德国的先进法律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即每一个绝对权都与《德国民法典》的第1004条的适用相应,通过不作为请求权和排除妨害请求权而得到保护。因此,无论是《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权利还是违反一般的人格权(判决BGH NJW 1984,1886),无论是违反对公司企业的会员权或者股权还是违反经营权,都可以类推适用第1004条主张不作为或者排除妨害。 [6]  

  2、法国学说  

  拿破仑法典没有确认人格权,当然也就更不必说人格权请求权了。根据萨瓦第埃的研究,当时的立宪委员会从未想过要就人格权提出什么宣言。实际上,法国一直是通过判例保护各种人格利益不受侵犯的。直到20世纪初,法国才借助德国的学说在人格权领域有了基本的共识,并进一步区分人格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后来,法国民法典修正委员会吸收了这一研究成果,在民法典草案的第165条规定:“对人格权施加的不法侵害,被害人有中止侵害请求权。这并不妨碍加害者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7]类似的条文在1970年和1994年分别被通过,正式成为《法国民法典》的组成部分。  

  3、日本学说  

  在日本,关于侵权行为的效果,是否应该认可能够请求停止、排除侵害行为的停止行为请求权,存在着对立的意 见。有学者认为,在构成侵权行为的侵害行为仍在继续的场合下,只承认对已经发生的损害的赔偿请求权,作为对受害者的救济是不充分的,这种见解是认可停止行为请求权的立场的根据。但是,对在立法论上主张停止行为请求权应该如何评价的问题另说,仅就解释论而言,通说对现行法上作为侵权行为的效果,是否应该认可 停止行为请求权的问题是持否定态度的。关于停止行为请求的法律依据,也同样存在着“权利说”和“侵权行为说”的对立,“权利说”包含物权性请求权说、人格权说和环境权说。“侵权行为说”包含纯粹侵权行为说、违法侵害说和新忍受限度论。 [8]  

  总的来讲,日本的学说总体上倾向于支持本国法院的判例,承认人格权请求权的独立性,否认侵权请求权包括停止行为请求权。  

  4、我国台湾学说  

  我国台湾学者大多根据台湾民法第18条、第19条、第184条、第194条和第195条的规定阐释人格权保护的理论。他们在实质上承认了人格权请求权,但是,台湾学者很少用人格权请求权这一提法,他们大多用“不作为请求权”、“除去侵害请求权”和“保护(保全)请求权”等提法。 [9]略举数例以说明:  

  (1)史尚宽先生认为,不法侵害人格权,可以请求除去其侵害。人格权因其为绝对权,其有被侵害之虞者,亦得请求防止之(参照民法第767条)。 [10]史先生的这一论断,阐明了人格权请求权的两个主要方面。  

  (2)王伯琦先生认为,(人格权)其保护方法有二:(一)除去侵害请求权。民法第18条规定,人格权受侵害时,得请求法院除去侵害。所谓除去其侵害,系使侵害之行为或状态终止之意。被侵害人为此项请求时,不必证明自己之损害,及行为人之故意过失,一有侵害行为虽未发生损害,行为人虽无过失,即得请求除去。此与第767条对于所有权之保护相仿佛。人格权得受与财产权同一之保护,乃近代法律之进步也。(二)损害赔偿请求权。上述之除去侵害请求权,仅属消极的保护,仅使不再有侵害行为,或使侵害状态不能再继续存在而已。如其已受损害自应予以赔偿。故第18条第2项规定,人格权被侵害的请求损害赔偿或慰抚金者,有第11条之姓名权,有第194条之生命权,第195条之身体,健康,名誉,自由。 [11]王先生关于人格权的保护应当与所有权的保护相一致,人格权得受与财产权同一之保护的观点,是极为鲜明的。  

  (3)李宜琛先生的观点与王先生的意见大致相同,只不过其又指出,“然于具体侵害之际,欲为排除侵害之请求,自须就各种特定的人格利益而为考察。盖非此不足以明确其侵害之有无及损害之程度也。” [12]  

  (4)陈猷龙先生认为,人格权受损害救济方法有三:请求除去侵害;请求防止侵害;请求损害赔偿或抚慰金。 [13]这个说法,言简意赅,明确指出了人格权请求权的基本方法。  

  (5)王泽鉴教授认为, 五编制是民法之形式结构,贯穿其间而作为其核心概念的,系权利及法律行为。权利可以分为人格权、财产权(物权、债权)、身分权。此等权利,为满足其利益,或为维护其圆满之状态,均具有或可发生一定的请求权,得请求他人为一定的行为。如:人格权受侵害时,得请求法院除去其侵害,并得依法律之规定,请求损害赔 偿或慰抚金。 [14]人格权的保护分为不作为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请求权。其中不作为请求权包括侵害除去请求权和侵害防止请求权(须侵害行为具有不法性,有无故意或过失在所不同)。 [15]王先生的这个主张,客观地描述了人格权请求权的基本含义和意义,是对现实存在的人格权请求权的准确表述。  

  以上关于人格权请求权的学说主张,并不全面,但是通过这些学者的论述,可以说明人格权请求权的客观存在是被 学者所确认的。人格权请求权作为私法的重要思考工具,其在制度设计上是围绕人格权考虑的,其功能就是预防和保全人格权不受损害,避免更严重的侵权行为发生,它作为独立的请求权类型,客观存在着,立法必须正视它的存在。  

  (三)确认人格权请求权为独立请求权的意义  

  既然人格权请求权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是一个对人格权保护的不可或缺的法律制度,那么在民事立法上就应当依法确认它,使它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认为,确认人格权请求权为独立的请求权制度,具有以下意义:  

  第一,确认人格权请求权为独立请求权,是对人格权保护制度的完善,对“民法是人法”精神的进一步弘扬。  

  人格的弘扬乃人类社会的根本,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梁启超先生曾言:“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 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尽管我国有“仁者爱人”这样的古老的传统,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长期的战争和政治运动破坏了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的连续性。同时,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和高度国家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利益主体和意识形态日益多元化。这一切都会进一步加剧人 们对人格权的漠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法律有必要加大人格权的保护力度。  

  加大对人格权的保护力度,仅仅有侵权请求权并不完全和完善,还必须有人格权请求权对自己的保护。侵权请求权 主要的是对权利已经造成了损害的情况下适用,如果人格权并没有受到实际的损害,而是受到损害的危险,仅仅依靠侵权请求权的保护就无法实现。只有建立了完善的人格权请求权制度,人格权才能够得到应有的保护。  

  第二,确认人格权请求权为独立的请求权,是对私法请求权思考方法的完善。  

  请求权是私法的基本思考方法之一。德国学者梅蒂库斯认为,当今流行最广的案例分析方法,是根据请求权进行操 作的。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对未经严格训练的初学者来说,是其分析案例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思维手段。用请求权及抗辩权来思维,可以使对法律关系内的问题的分析,集中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解决了这些问题,案例中提出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6]这是关于请求权基础的思考方式的精辟论述。王泽鉴教授专门论述了请求权方法比照历史方法处理案例的优越性。 [17]他还强调了请求权基础的检查次序的重要性,认为请求权基础的寻找原则上应该依照上述次序,通盘检讨,其优点有三:可以藉此养成邃密深刻的思考;可以避免遗漏;可以确实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但是,上述请求权的思考方法是围绕财产权而展开的,传统意义上请求权基础的思考方法没有给人格权请求权以一 席之地。王泽鉴教授认为,各种请求权基础包括,契约上的请求权,类似契约请求权(包括无权代理人损害赔偿责任等),无因管理上之请求权,物上请求权,不当得利请求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其他请求权。 [18]此外,王泽鉴教授对人格权请求权的称谓很不固定,按照其理论,他所说的保护请求权、不作为请求权、人格权上的请求权,实际上指代同一内容,即人格权的停止妨害请求权和排除妨害请求权。 [19]事实上,名称上的不确定性反映了理论上的混乱或者不清晰。  

  我们认为,人格权请求权没有取得合理的理论地位,是与其母体权利——人格权的发展状况密切联系的。财产法观念的膨胀使作为私法工具的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集中在物权和债权等财产权的请求权上面。 [20]事实上,学者们并不是拒绝吸收人格权请求权的概念和理论,而是认为人格权的保护自有其办法,不一定非得要建立人格权请求权和债权请求权两套办法。这其实是对 人格权及其保护的忽视。在一个庞大的民法典体系中,对一个庞大的人格权的内容仅仅将其放在债权法的角落当中,偶尔一提而过,不能不说是《德国民法典》等对人格权的忽视。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规定或者仅仅规定某种具体人格权请求权,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现实的问题是,如果过分地强调民法的财产法属性,那么人格 权请求权很难进入请求权基础的思考体系。反之,如果我们强调民法是人法,并且首先是人法,那么我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确认人格权请求权为请求权基础思考方法的内容之一。说到底,对于民法本质属性的认识决定了请求权思考方法对人格权请求权的取舍。  

  完善的私法请求权制度,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绝对权请求权,包括物权请求权、知识产权请求权、人 格权请求权和身份权请求权。第二方面,是相对权请求权,就是债权的请求权,包括合同请求权、侵权请求权、不当得利请求权和无因管理请求权。这既是私法的请求权思考方法,也是私法的权利保护体系。在这样一个严密的体系当中,如果缺少人格权请求权,那就是残缺的思考方法,也是残缺的请求权制度。  

  第三,确认人格权请求权为独立请求权,有利于厘清侵权法体系上的混乱。  

  如前所述,人格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是两种不同的请求权。由于人格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的个性大于共性,如果将排除妨害和停止妨害的人格权请求权纳入侵权法的体系,将会使以过错为基础的侵权法进一步消解 [21],不利于侵权法的内部协调,会发生体系混乱的问题。而我们现行的做法正是这样操作的。例如,我国现行的侵权行为法立法和理论构筑的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体系, 实际上都是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所构建的,对于排除妨害和停止侵害等侵害人格权的救济基本上不适用。因此,区别人格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对于侵权法而言,有如下意义:  

  其一,重新界定侵权法上的损害。有学者认为,因侵权行为导致的损害,主要有侵占、损害、伤害、妨碍等几种情形。 [22]人格权请求权的独立使我们能够区分损害与妨害,把妨害行为与损害结果相区别。  

  其二,侵权法归责原则的协调。人格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的混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侵权法归责原则的混乱。事实上,人格权请求权的归责,就是客观归责,凡是非法妨害,尽管没有造成损害,也应当认为构成请求权的要件,可以依法行使。台湾曾经有学者主张侵害姓名权适用无过失责任,对于姓名权成立侵权行为而发生之损害赔偿,不以侵害人有故意或者过失为要件。 [23]这也说明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侵权法的混乱。  

  其三,淳化侵权责任构成内涵。我国现行侵权行为法关于侵权请求权是同责 任规定在一起的,是从责任的角度做出的规定,因此讲到侵权请求权的时候,就是讲侵权责任;讲到侵权责任的方式,又包括了八种之多。但是在规定侵权责任构成时,所强调的则是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因而,或者将排除妨害或者停止侵害等人格权请求权的构成等同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在责任构成上同等要求,或者 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形成理论和实践的“两层皮”。将人格权请求权独立出去,对人格权的保护会更加完善,也对侵权法的责任构成学说和规定更为单纯和精确。  

  二、人格权请求权本体论  

  如前所述,人格权请求权在传统的大陆法中的确存在,并且有着自己存在的必要性。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确定有关人格权请求权的最基本的规则呢?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始终围绕这一问题而逐层展开论述。  

  (一)人格权请求权的概念与特征  

  首先,人格权请求权应当作为正式的称谓。虽然将其称作人格权损害之除去请求权、人格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和侵害 防止请求权等,但是这些不同的称谓都没有人格权请求权更为准确和周延。理由是,这些称谓实际上都是人格权请求权的具体内容,只有人格权请求权才是能够涵盖它们的唯一概念。另外,在物权请求权中,还可以称之为物上请求权,学者认为统一称为物权请求权更为准确。 [24]在人格权请求权,不存在这样的称谓,更容易统一。  

  其次,关于人格权请求权的概念界定,我们认为,人格权请求权是指民事主体在其人格权的圆满状态受到妨害或者有妨害之虞时,得向加害人或者人民法院请求加害人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以回复人格权的圆满状态或者防止妨害的权利。  

  再次,人格权请求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人格权请求权是基于人格权而产生的权利,但是它不是人格权的本身,而是一 种手段性权利。它的功能是预防、保全母体权利即人格权不受非法妨害。正如德国学者拉伦茨指出的,人格权请求权实际上具有服务的功能,这种请求权的实质和目的仅仅是回复人格权的圆满状态,在请求对方不作为的情况下,则是保持人格权的圆满状态。请求权使人格权主体能够反对特定的人,即非法干扰者,从而使人格权 相应的状态重新恢复。 [25]  

  第二,行使人格权请求权的前提是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到妨害。我们认为,这里需要 区分妨害、损害和侵害三个概念。妨害和损害适用于不同的救济制度,妨害是行使人格权请求权的要件,损害是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的要件。从人格权请求权的角度出发,可以概括为,妨害是没有构成损害的侵害。而侵害一词可以涵盖妨害和损害的内容,侵害是二者的上位概念。学者运用语义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侵害行为(infringement)是侵权行为(tort)的上位概念。在一般意义上,侵权行为(tort)的范围要稍窄一些,它只覆盖了负有损害赔偿责任的侵权行为。而侵害行为(infringement)的覆盖面就较宽。它除了把侵权行为(tort)涵盖在内,还涵盖了一切侵犯他人权利或利益的行为。从字面上看,你只要“进入”(in)了他人的“圈”(fringe),即只要有了侵入事实,侵害行为(infringement)即可确定。这里绝不再以什么主观状态、实施损害等为前提。至于进一步探究侵害行为(infringement)之下包含的侵权行为(tort)是否能构成侵权,则要符合过失、实际损害等要件。 [26]这种分析是正确的。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人格权受到侵害并没有达到构成侵权行为的时候,也可以行使人格权请求权,因为只要具备了对人格权妨害的 条件,就可以行使人格权请求权了。当然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当人格权受到侵害已经构成侵权行为的时候,当事人仍然可以行使人格权请求权,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是人格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的聚合,“举轻以明重”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国侵权法的理论和实践一直认为侵权行为的效力包括排除妨害和停止妨害等人格权请求权内容,就是因为人格权请求权属于侵权请求权救济的前一阶段,这一点与刑法中的“既遂吸收未遂”理论有某些相似之处。  

  第三,人格权请求权的基本性质是请求权,是对于相对应的民事主体的请求为一定行 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请求权。所谓相对应的民事主体,不是相对权的意思,而是指的人格权请求权的义务人。义务人对于特定的人格权人实施妨害行为,或者有妨害行为之虞,这个义务主体即确定,与权利人从绝对的关系变为相对应的关系,因而产生了请求权。义务人的义务也就特定化,从绝对的义务转变为相对的义务,需 要对权利人承担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义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民事主体都享有同样的人格权请求权,实践中需要对不同的人格利益进行具体分析,进而确定不同人格权请求权的具体内容。“盖非此不足以明确其侵害之有无及损害之程度也。” [27]  

  第四,权利人可以向加害人直接行使,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权是一种实体权利,人格权请求权的权利人可以向加害人提出请求,加害人不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  

  (二)人格权请求权的基本内容  

  1、人格权请求权的来源和性质  

  不言而喻,人格权请求权的来源是人格权。人格权是民事主体生而固有的权利,是必备的权利,那么,人格权请求 权也是附随于人格权的发生而产生的权利。一方面,人格权作为一类民事权利,这种人格权就具有请求权的内容。当我们从总体上研究人格权请求权的时候,人格权请求权是人格权所具有的请求权权利。另一方面,我们在研究具体人格权的请求权的时候,人格权请求权就是具体人格权的请求权。不论在哪方面观察,人格权请求 权都是人格权的具体权利,是随着人格权或者具体人格权的产生而产生的。因此,人格权请求权也具有固有性、必备性的特点。  

  正因为其有着这样的来源,人格权请求权的性质应该属于非独立性请求权。德国学者拉伦茨认为,请求权有独立请 求权和非独立行请求权之分,独立请求权自身具有一定的意义。它具有独立的经济价值,本身就属于一种权利。这些独立的请求权有:债权、亲属法中的抚养请求权。非独立请求权则是为实现它的权利服务的,这些权利是绝对权、人格权、人身亲属权、支配权或无体财产权。 [28]易言之,人格权请求权是基于人格权而产生的保护人格权的权利,是一种手段性权利。它是非独立请求权、防卫性请求权。人格权请求权本身兼具绝对权和相对权的效力,它是人格权和债权的混血儿。 [29]而侵权请求权是债权请求权、独立请求权、进取性请求权、索取性请求权,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2、人格权请求权的功能和目的  

  人格权请求权的功能和目的,就是通过人格权行使过程中的排除妨害和停止妨害,起到预防和保全权利人的人格利益的作用。德国学者拉伦茨认为,人格权请求权具有这样的意义,即它能够使一个针对某人的、和一个绝对权相应的状态得以实现 [30],人格权请求权是服务于人格权的。人格权请求权主要基于人格权的支配性、排他性、绝对性而产生的,其为人格权权利本身的作用的结果。 [31]在可能存在妨害的情况下,权利人可以行使排除妨害请求权;在存在妨害的情况下,权利人可以行使停止妨害请求权。因为如果等到损害真的发生了,也就只能够要求 损害赔偿了,这对于保护人格权是极为不利的。有学者主张,“人格利益是难以事后救济的。与财产利益的侵害不同,人格利益一旦遭受侵害就覆水难收,事实上无 法再通过金钱对损害予以填补。生命、身体、名誉、隐私等人格利益被侵害后的治愈是极端困难甚至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针对盖然性较高的侵害事先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就显得极为必要。” [32]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确立人格权请求权独立性的意义较之确立物权请求权的独立性具有更大的意义。可以说,人格权请求权的独立对于弘扬“民法是人法”的精神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在这一点上,作为侵权请求权的恢复原状和金钱赔偿主要发挥的是补偿的功能,其目的是为了使“被害人能够再处于如同损害行为未曾发生然之情况”。 [33]简言之,人格权请求权——防患未然;侵权请求权——亡羊补牢。  

  3.人格权请求权的基本类型  

  人格权请求权的基本类型,按照人格权请求权的方式划分,可以分为停止妨害请求权和排除妨害请求权。  

  人格权请求权所针对的对象,是存在妨害行为或者极有可能存在妨害行为,而不是权利损害的结果。对于可能发生的妨害,权利人可以通过排除妨害请求权请求救济 [34];对于已经存在的妨害,权利人可以通过停止妨害请求权请求救济。排除妨害和停止妨害这两种请求权都直接指向于妨害,其目的也只是积极地预防或者保全权利人的 人格权不受损害。侵权请求权直接指向的是一定程度的损害,包括财产损害、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具体到人格权,其成立的基础就是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侵权请求权针对的主要是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损害。 [35]无论是恢复原状,还是金钱赔偿,都以既存的一定损害为前提。没有损害,侵权请求权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西方法谚——无损害,无赔偿——从一定意义上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是否要纳入人格权请求权范围,作为人格权请求权的一个种类。我们认为不应该把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规定为人格权请求权的内容。  

  首先,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 [36]同属于侵权行为的法律效果即损害赔偿。当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标的物是可替代物的时候,可以适用恢复原状;当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标的物是不可替代物的时候,可以适 用金钱赔偿。实际上,请求恢复原状和请求金钱赔偿的目的是一致的,其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使权利人的权利回复到未受损害的状态。关于二者的关系,请求恢复原状和请求金钱赔偿为选择之债,金钱赔偿与回复原状,应属请求权竞合的关系。 [37]  

  其次,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是恢复原状的措施。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针对的是损害结果而非 妨害行为,是事后的救济措施而非事前的预防措施,因此,其本质上是恢复原状的措施。尽管人格权本身一旦受到损害就不可能恢复原状,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定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是法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一种无奈的立法技术考虑。  

  综上所述,不应该把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规定为人格权请求权的内容。  

  第二,侵害人格权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否需要纳入人格权请求权。  

  我们认为,已经构成妨害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将侵害人格权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纳入人格权请求权。原因如下:  

  首先,有必要规定侵害人格权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在现有的债法框架之内,侵权损害赔偿适用 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当人格权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时,受害人就不能够获得赔偿。这种情况和人格权在法律乃至整个社会运行中的最基本地位是不相符的。我们知道,中国目前还有为数众多的法律意识不是很高的中低层收入者,如果他们做人的最基本的人格权受到侵害而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就会影响人 类所追求的正义的实现,甚至会为社会制造不安定的因素,因此,有必要在侵害人格权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方面开一个小口,允许其在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的情况下适用人格权请求权获得赔偿。  

  其次,该例外应该规定在人格权请求权当中,而不应该在侵权请求权当中。我们认为制定民法典应当将侵权责任部 分独立成编。侵权责任编的总则有必要抽象出较多的通用规则。基于此,已过诉讼时效的侵害人格权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应该规定在同样具有人身属性的人格权请求权当中。同时,还应该对其做出严格规定,例如不允许其单独转让等等。  

  第三, 精神损害赔偿是否要纳入人格权请求权,作为人格权请求权的一个类型。  

  我们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不应该作为人格权请求权的内容规定。理由如下:  

  首先,人格权请求权本质上是预防保全措施,而不是赔偿措施,其针对的是妨害行为,而不是损害结果。而精神损 害赔偿本身是相对应精神损害这种结果的一种赔偿措施,其针对的是损害后果,而不是妨害行为本身。因此,精神损害赔偿不符合人格权请求权的预防保全功能的本质,不应该作为人格权请求权的内容。  

  其次,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性质上更符合侵权法的本质。侵权法本质上是赔偿法律制度,赔偿制度是侵权法构成的核心要素。 [38]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恰恰符合侵权法这一本质属性的, [39]因此,精神损害赔偿应该作为侵权法的重要内容规定,而不应该作为人格权请求权的内容规定。没有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侵权法就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赔偿体系。  

  4、人格权请求权的举证责任  

  主张人格权请求权时,权利人只需要证明妨害行为的违法性、妨害行为可能发生或者正在进行和因果关系为已足, 不必像行使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那样,权利人必须证明构成侵权责任的全部要件,依据通说,即要证明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事实上,主张侵权请求权的权利人举证责任还是很重的,权利人必须证明损害的程度,损害的范围,行为的违法性,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以及加害人的主观 可归责状态。在这里,是否要求加害人具有过错,是区分两种请求权的一个重要标准。众所周知,侵权法的责任基础主要是过错,诚如法学大儒耶林所言,不是损害而是过错造成了责任。简而言之,就像化学家所断言的那样,燃烧的不是光亮,而是空气中所含的氧气。 [40]  

  5、人格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  

  依据传统理论,人格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而侵权请求权则适用诉讼时效。这个意见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从理论上讲,人格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原因如下:其一,如果对于人格权请求权也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将 不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停止妨害请求权所指向的,或者是持续的妨害行为,或者是持续的妨害状态。而对于排除妨害请求权而言,其所针对的是可能发生而又没有发生的妨害,更加难以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总之,诉讼时效在人格权请求权起算点上的难以确定性,决定了诉讼时效不能够适用人格权请求权制度。其二,人格权请 求权与诉讼时效的设立目的相冲突。旧中国民法的“立法理由”认为:规定请求权若干年不行使而消灭,盖期确保交易之安全,维持社会秩序耳。盖以请求权永远存在,足以碍社会经济之发展。” [41]可见,诉讼时效本质上是交易的制度,是财产上的制度。而相对于人格权请求权而言,人格权请求权具有人身性,其主要行使方式——停止妨害和排除妨害,都是非财产性的法律措施。人格权请求权救济措施的非财产性决定了其不能够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人格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还可以在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不能保护人格权的时候发挥作用。这就是,人格权受到妨害或者侵害,依据诉讼时效制度,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已经丧失胜诉权的时候,权利人仍然可以依据人格权请求权请求义务人排除妨害或者停止妨害。  

  注释: 

  注释: 

  [1] 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袁雪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2] 学者认为,如果已确认的相同的属性和推出属性之间的联系达到了必然性的程度,那么类比推理就可以转化为一种演绎推理。黄伟力:《法律逻辑学新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186页。据此,本文正文的推理事实上可以构成演绎推理。理由如下:人格权和物权的相同属性是绝对性,专属排他性和直接支配性。在一般意义上,绝对性、专属排他性和直接支配性是权利产生请求权的基础。因而,人格权可以具有人格权请求权的结论是一个演绎推理。 

  [3] 参见姚辉:《民法上的“停止侵害请求权”——从两个日本判例看人格权保护》,载《检察日报》2002年6月25日。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页。 

  [4]《瑞士民法典》,殷生根、王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5]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栻译,谢怀栻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170页。 

  [6] 参见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2002年第18版),吴越、李大雪译,法律出版社2002版,第161页。作者所称的不作为请求权即本文所称的停止妨害请求权。 

  [7] 参见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闯译,载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55-358 页。 

  [8] 参见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335页。也可参见邓曾甲:《日本民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9] 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8页。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234-235页。郑玉波:《民法总则》,台北三民书局1979年11版,第97-99页。 

  [10] 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11] 王伯琦:《民法总则》,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8版,第57-58页。 

  [12] 李宜琛:《民法总则》,(台湾)国立编译馆1977年版,第403页。 

  [13] 陈猷龙:《人格权之保护》,载《首届海峡两岸民商法学研讨会成果报告》(台湾辅仁大学2000年刊印),第105-106页。 

  [14] 参见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3-64页。 

  [15] 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 -130页。 

  [16] [德]迪特尔?梅蒂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0-72页。 

  [17] 参见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6页。 

  [18] 参见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以下。王泽鉴先生没有明确指出其他请求权包括人格权请求权。 

  [19] 在《侵权行为法》一书中,王泽鉴教授将人格权请求权称为不作为请求权、保护请求权。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 页。在《民法总则》中,王泽鉴教授曾经直接用了“人格权上的请求权”(第18条)的提法。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2 页。 

  [20] 关于传统民法注重保护财产权的论述很多。兹举一例:台湾学者施启扬认为,各国民法在传统上偏重对财产权的保障,而忽略人格权的价值与对人格权的保护。此乃因为19世纪到20世纪初叶,欧洲几部重要民法典制订时的法律思潮,将个人意思的自由以及个人尊严的价值,表现在个人对财产权的支配方面(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所有权绝对原则),对于人格权本身的保护反而未加注意。参见施启扬:《民法总则》,台北三民书局1996年增订七版,第97页。 

  [21] 曾世雄认为,民事责任之基础并非单一,而系复数。惟复数之责任基础中,仍以过失惟其主干。亦即民事责任原则上仍建立在过失之要求上,例外之情形建立在危险、社会安全或保险之上。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7页。 

  [22] 宁金成、田土城:《民法上之损害研究》,《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 

  [23] 参见王泽鉴:《人格权之保护与非财产损害赔偿》,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24] 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25]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栻译,谢怀栻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328页。 

  [26] 参见郑成思:《中国侵权法理论的误区与进步》,《中国专利与商标》2000年第4期。郑成思:《WTO知识产权协议逐条讲解》,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 

  [27] 李宜琛:《民法总则》,(台湾)国立编译馆1977年版,正中书局印行,第403页。 

  [28]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栻译,谢怀栻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这里,作者将支配权、绝对权同人格权、人身亲属权和无体财产权并列,这种做法和我国传统民法理论是相背的,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是我国在继受民法的过程中出现了某些错误,还是翻译上存在错误,我们暂且存疑于此。 

  [29] 人格权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同为绝对权请求权/非 独立请求权,具有可类比性。在台湾的物权请求权学说中,也存在物权作用说,认为物权请求权乃物权之作用(效用),并非独立之权利;准债权之特殊请求权;纯 债权说;非纯粹债权说;物权效力所生请求权说;物权派生之请求权说;所有权动的现象说等。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第38-39页。 

  [30]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栻译,谢怀栻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328页。 

  [31] 此种论断较多地参考物权请求权成立的解释。有学者认为, 物权请求权是一种典型的从物权的排他性、绝对性衍生而来的防卫性的请求权。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 页。也有学者认为,物权请求权系直接来自物权之直接支配性。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32] 姚辉:《民法上的“停止侵害请求权”——从两个日本判例看人格权保护》,载《检察日报》2002年6月25日。 

  [33] 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5页。 

  [34] 王泽鉴教授指出,在台湾地区法上,若无损害,虽然不成立侵权行为,但无碍于主张不作为请求权(第767 条)。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182页。台湾民法第767 条规定的是物权请求权。 

  [35] 该损害例外地存在以预期性利益为赔偿客体。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50页。 

  [36] 传统理论认为,侵权损害赔偿包括了恢复原状和金钱赔偿,但是究竟哪一个为原则哪一个为例外,各国规定不一。回复原状主义为原则的:《德国民法典》第249条至第251条,《奥地利民法典》第1322条;金钱赔偿主义为原则的:罗马法、法国法、日本民法。张龙文:《民法债编实务研究》,台湾汉林出版社1977年版,第78页。 

  [37] 邱聪智:《民法研究(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页。 

  [38] 参见[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卷,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39] 除了传统的民法典,这方面新的证据是2002年新修订的魁北克民法典,其明确规定了民事损害包括财产损害、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例如其具有侵权行为法一般条款性质的第1457条规定:“Ⅰ 每个人都有义务遵守依据具体情况、习惯、法律设定约束自己的行为规则,并不得对他人实施加害行为。Ⅱ 具有识别能力而没有尽到其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不论该损害在性质上是人身的、精神的,还是财产的,均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Ⅲ 在一定条件下,一个人也有责任赔偿由于他人的行为或者过错或者其监护下的物件造成的损害。” 

  [40] [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张新宝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41] 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6 页。 

  出处:《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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