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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邓小南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教授 信息与言路：防范壅蔽的努力 （一）中古时期的“信息” 信息是时人思考的依据和产物，也是一切政务决策的基础。信息承载的既是音讯，也是周边畅通与隔绝的表征；信息的沟通对于民情抚慰具有重要意义，而渠道的封闭阻断，则是人身禁锢或环境动荡的体现。对于国家政治而言，信息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历代朝廷对于军政信息、社情民意动向都十分关注。 宋代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中最为拘狭的；而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程度，却是前朝所难于比拟的。朝廷对于实际权力的把握，对于地方官员的督覈，对于民间动态的掌控，都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渠道通塞，包括上下双向甚至多向流通的顺畅或阻滞；本文关注的 “言路”，主要指信息的向上汇聚渠道，尤其是官员的进言途径。 （二）警惕壅蔽的“言路” 好谏纳言，历来被认为是君主政治开明的反映，而其背后的深层关切，则在于防范壅蔽。所谓“防范壅蔽”，不仅是防范基层信息收集不及时不畅通，更是戒备高层臣僚的选择性报告或揽权阻塞。宋王朝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始终承受着来自北方的沉重压力。从培根植本、防患未然的意义出发，宋人对于开广言路尤为重视。 宽容议论、鼓励进言，确实是宋代治国特点之一。总体上讲，宋代朝野风气相对开放，士人意识到对于国家社会的责任，亦追求清誉。即便不在言路的官员，也是“职在论思”；其他官员也会利用朝廷求言、轮对等机会进言。士人间的清议评骘，亦是朝廷得知外情的途径。为防范来自“在位者”之壅蔽，宋代帝王容忍甚至鼓励朝廷上“异论相搅”。 尽管如此，广开言路在宋代并非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政争中控制言路，封锁消息；灾伤时“递相蒙蔽，不以上闻”；日常事务中大事化小，敷衍应对 ……利益驱动使得官员们瞒报虚报的动力从来不曾缺乏；君王态度的好恶，更成为群僚窥伺的焦点。围绕言路通塞问题，朝廷之上始终呈现着拉锯战般的状态。 （三）广植“耳目”的努力 信息征集背后，是控制效力的问题。无论从君主还是朝廷的角度，掌控信息来源都是严峻的挑战。以朝廷君王为体，“耳目”作为视听的器官与途径，成为与信息沟通分不开的关键词。不仅“台谏给舍皆耳目之任”，执政、侍从、讲读官与京都长官等，都被视为帝王耳目。“耳目”服务的对象不言而喻。当政者都利用耳目，也控制耳目。宋人会在章奏中提醒皇帝，言路乃圣上耳目之官，不能作执政鹰犬之用。实际上，言路不仅可能是执政鹰犬，更是君主鹰犬，挟主上之势纵威逞虐，攻击不肯驯顺之人。宋代党禁等政治整肃中，此类事例颇多。君主不愿意直接出面罢斥臣下时，也会诱使台谏官上言。言路的作用绝非限止于“耳目”，帝王意欲用作喉舌、鹰犬。而此类的强化，必然会打破君主—行政体制—监察体制之间的制衡关系，使制度沦为权势意志的附庸。 来自地方路级监司、州郡长贰的上报讯息，对于地方事务、地方官员“访察”、“体量”的消息呈递，都是事实上的言路。官方的民政系统、巡视、探报、邮递进奏，都围绕信息上传下达而有所建设。 帝王御用的“耳目”，并不限于体制之内、“言路”之上的正规职任。皇城司、宦官、御药院、太祖太宗朝信用的军校亲随、藩府旧僚，伺察外事，侦人阴私，也被用作耳目之职、鹰犬之任。 历代都有许多敏感信息是靠正式体制之外的方式，靠皇帝“私人”打探传递的。貌似繁复重叠的信息来源各有其特殊意义。这些讯息通常不经正式途径，不公之于众，类似清代的秘密奏折，是皇帝个人的“直通”信息渠道。“广耳目”以“闻外事”，随其意旨拓宽信息来源，看上去是人君特有的地位优势；而实际上，“居高宅深”决定着他们在信息获取中根本性的劣势，也迫使他们多方寻求获得外情的机会。 （四）召对咨访与经筵赐坐 从面对面“询访”与 “进言”的角度来看，宋代的百官转对轮对无疑是富有特色的制度。参与转对轮对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言官”，这种进言的途径在宋代亦不被直接归为 “言路”；但其议政意义却不容小觑。在常程制度之外，宋代君王与臣僚的面谈，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宰辅重臣无不关注这些对话内容，对话者通常也有所记录，以便留此存照。 宋代的经筵讲读，也是君臣沟通的机会。讲读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 “言官”，但经筵进读完毕后，通常“复坐赐汤而从容焉”。当时的经筵讲读，似乎并非君臣着意的重点，反而是读毕之后的赐茶对谈，才反映出皇帝关注的重心，也是讲读臣僚期待进言的时分。 端点与关节：滞碍的关键 在帝制社会中，帝王显然高居于权力顶端，制度设计、人事安排、官员驱策，无不围绕这一核心构成。而正因其处于 “顶端”，相对明智的帝王自有 “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政治上的独尊，并不能保证充分的知情与驾御。信息通进的路径不断增加，技术手段愈益多样，投注的心思缜密繁复，但沟通中阻滞仍旧，渠道通塞不常。 进言渠道的延展铆合方式，大体上契合于帝国时期的行政与信息网络。网络中的次第关节控御着开闭的可能，位于不同位置的言者，有活动有顾忌，从中亦可观察到当时的政治秩序与权力格局。 （一）制度与人事 制度规定与人事操作二者密不可分。这里的“人事”，是指人的主观作用，包括君主的意向，官员对君主旨意的领略、对朝廷趋向的忖测，以及官场交际网络对于制度的影响。进言制度是否能够按照设想实施，除去必要的机会安排与技术手段外，起作用的重要因素，是官员面对可能的效果与风险之考虑；更有许多情况下的制度变异失灵，并非由于贪鄙者作弊、怠惰者失职，而是朝廷政治取向、官僚层级操控下的必然结果。 宋人对庆历、元祐的言路评价甚高，回顾本朝故事会说“本朝给舍台谏，庆历元祐时实赖其力”。而求诸史事，欧阳修庆历时批评“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路”，“聋瞽群听，杜塞人口”；元祐年间苏辙更说：“今陛下深处帷幄，耳目至少”，“惟有台谏数人”却“又听执政得自选择，不公选正人而用之”。如此看来，言路官得以独立进言的机会，即便庆历、元祐也非寻常；言路受到干预限制、政治运行“不正常”的状态，帝制时期反而属于常态。 此外，预先将可能不利于己的进言者调离，恰恰是当政者密切关注既往信息，予以及时反应的结果，通向君主的信息链条由此阻断。执掌朝政 “大臣”的这种做法，利用了制度法规的漏洞，手段颇为高明。某些骨鲠敢言的臣僚因此失去了面奏机会，而当政者刻意壅蔽的努力，却被遮掩在制度如常、轮对依旧的表象背后。 （二）“玉音”与“玉色” 谈及信息的“壅蔽”，不能只将问题归咎于逐级官僚。“防范壅蔽”说法的潜在前提，显然预设君主和朝廷是真正希望了解各类实情的，无论 “信息”带来的是喜是忧。但事实上，君主与朝廷的执政倾向，可能助成或者说导致了某些实情的滞碍乃至隐瞒。多数情况下，君主出于对信息的关注、对舆论风向的在意，会表示容受意见的姿态；但对臣僚影响更为直接的，显然是姿态背后君主对于进言的实际态度。 统治者历来警惕言路批评“过度”，更不容其站到君王意志的对立面。台谏官员常有畏葸避事者，不敢 “论天下第一事”，而 “姑言其次”，藉以塞责。言官 “沽名”、“陵犯”，皆涉大忌。就统治者看来，即便需要 “言路”，这进言的路径也只能是通向他们一端；若有溢出，则被认为是鼓惑眩众。事实上，御史 “承望要人风指，阴为之用”的情形十分普遍，台谏往往“取旨言事”。在宋代史料中，常会看到官员由于“领会”上意、“体恤”上情而刻意迎合，乃至隐瞒实情的做法。在众多消息之中，地方官员选择 “上传”的内容，取决于他们对君主“玉色”及朝廷态度的揣摩。这种对于 “玉色”、“玉音”的小心观察与测度，记载中比比皆是。 这种情形不能简单归结于官员个人素质问题，而是由制度周边的整体氛围、由深入脊髓的“奉上”、“唯上”文化所导致。制度设计的核心、官员取舍的依据、冲突周旋的落脚，是效忠君主，顺从上峰。这是官僚文化根深蒂固的选择倾向。 余论：信息通塞与”制度文化“ 信息渠道的路向、制度的针对性及运作形式，显然受到政治局势左右。而信息的通达与否，并不仅仅在于是否有相应的输送呈递渠道；即便渠道设置周全，亦不意味着信息沟通流畅。 信息渠道本身无所谓“通”“塞”，造成通塞的是其中发挥作用的“人事”。渠道不畅、信息不实，当然与国家的实际能力有关，既有技术层面的原因，也有措置安排的原因。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纵横交错的等级体制下，渠道层级的接铆处或曰权力枢纽处，都是信息的筛选流失处。 本文讨论的“言路”活动，涉及各层级官员对态势消息的解读、对政策方针的建议。其中传递的信息，通常经过筛选提炼加工，以供决策。构成这一路径的诸多环节上，少有原始消息，多是经由处理的信息；既有信息收集迟滞片面、缺漏模糊带来的影响，又是特定制度环境下官员主观抉择造成的结果。言路的阻滞、信息的扭曲，往往并非出于忽视，反而出于官员对其重要性的体认；不仅来自权相佞臣，也来自顾及仕宦前途的各层级官员。庸散不职者、作伪蒙蔽者、奉承逢迎者，无不在信息申报选择上下功夫。 有关言路的规定，提供着施行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事态的走势；而施行的实态，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设计者通常希望制度便于把控，而任何制度一经推出，其弹性空间，其内在罅隙，都会在施行过程中逐次显现，其溢出效应与潜在风险可能是制度推出者始料不及的。史籍记载所呈现的，往往是被当作 “国家之典法”被记录的应然状态，希望以此 “垂劝戒、示后世”。我们不能仅依据条目规定及二三范例，就认为制度实施有效；同时，也不能因为制度变形扭曲，就以 “具文”一语草率交代。制度实施的 “万象图”，应该说与环绕制度的政治文化氛围直接相关。 环绕制度的政治文化氛围，或可径称为 “制度文化”。笔者所谓“制度文化”，不是单纯指特定时代创制的规范体系，而是指影响制度实施的环境，指多种因素互动积淀产生的综合状态。观察制度文化，不能忽视制度设计者、执行者、干预者、漠视者、抵制者的意识、态度、行为与周旋互动。朝廷意志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围绕言路有着不同的认知与多方实践。张力与转圜的结果，可能深化制度的影响力，可能消解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也可能导致制度的更新。一方面，特定制度的实施会影响到文化的趋向，制度上包容言者，台谏才会养成“元气”；另一方面，制度也为“制度文化”所包裹。制度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弥漫性的政治生态环境，浸润渗透于制度之中，影响着制度的生成及其活动方式。纵观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几乎没有任何制度按照其设计模式原样施行；调整修正甚至于变异走形，大致是其常态。或许可以说，制度面临的生态环境，决定着制度实施的基本前景。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被称作“制度”的那套规则和程序，在现实中如何实践并且发挥作用；当时的官僚体系如何执行（或曰对待）这套制度，当时的社会人群如何感知这套“制度”。 信息制度的建设，无疑是政治权衡的结果；利害取舍、轻重缓急，取决于判断与抉择。制度注重程序，而许多背离流程的逆向措置，可能被包装在顺势的外表中。即便被认为成功的制度，其路径中亦可能有诸多变形。有些看似被制度 “防范”的做法，事实上可能是体制习用而不可或缺的运行方式。 言路承载着言论开放与意见进呈的特定方式，是士大夫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但根本上讲，其运行从属于政权的需求。宋代官员的进言活动及其效应，有明显的运行曲线，其波峰高下与政治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当政者关切的，主要是控御的维系及朝政的安宁；作为言路及其延展，节门启闭、开放程度，都被制约在这一限度之内。有制有度，这正是 “制度”一语的另一方面意义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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