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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比干和比干精神的中文论述三千年来如黄河之沙浪淘不尽，大粒同小粒异，沙里淘金的比例极低，是金子还不如沙子发光。这里姑且从古代蛮夷之邦延祀下来的西方心理学和哲学渠道找补一点新思路。限于篇幅，仅作引申和借代，不做类比。 “囚徒困境”是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和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Dresher）拟定的理论，由公司顾问艾伯特·塔克以囚徒方式总结阐述，命名为“囚徒困境”，后引用至社会学领域，泛指人类思维自身无法克服的先天性、先验性矛盾，对立而不统一。 “囚徒困境”理论的本意是两个被捕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其核心论点是：为什么甚至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时，双方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比如，两个犯罪嫌疑人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黑屋子里，接受同样的讯问。警察确信这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证据给他们定罪。审讯者告知这两个嫌疑人：如果两人都抵赖，否认自己有罪，各判刑一年；如果两人都坦白，承认自己和同伙有罪，各判八年；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十年。于是，这两位囚徒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抵赖。然而，不管同伙选择什么，另一位囚徒的最优选择只能是坦白：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的话，自己便被放出去，不坦白的话，判一年，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的话，判八年，不坦白的话，判十年，坦白还是比不坦白好。通常的结果是：两位囚徒都选择了坦白，各判刑八年。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一年，那么显然，双双抵赖比双双坦白的结果更有利。但这实际上办不到，因为这与人类的理性要求相悖，面对危险，人的理性会本能地选择逃避或抵御。这个心理学上名噪一时的“囚徒困境”反映了一个看似深刻的哲学悖论：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聪明的人类会因自己的聪明而作茧自缚。 基于逻辑实证和演绎推理的西方学术思维与基于冥思玄想和身心体会的东方神秘主义是人类理性的两个侧面，恰如一句心灵鸡汤“当科学历尽千辛万苦到达真理的顶峰，却发现神学早早等候在那里”。“囚徒困境”与中国成语“作茧自缚”之间本质而细微的区别即在于：科学在真理的顶峰打败了最后一个敌人，神学。 囚徒困境的本体意义是，囚徒们虽然彼此合作，坚不吐实，双双抵赖，为全体（双方）带来利益最大化（无罪开释）；但在单独隔离，无法沟通的情况下，出卖同伙一方可为自己一方带来利益（缩短刑期），同伙一方把自己一方招供出来也可为同伙一方带来利益。彼此出卖对方，虽违反双方的共同利益，反而是自己一方的利益最大化所在。然而，这种预设的完美性在执法机构却依旧办不到，因为执法机构不可能设立如此精确无误的情境来诱使所有囚徒招供，心理处于强烈不稳定状态的囚徒们必须考虑刑期以外的因素，如古今中外一些伪警察们常用的“钓鱼执法”、以正义的名义出尔反尔、出卖同伙会受到报复等，被囚禁各方不可能完全以执法者预设的利益诉求（刑期）和审讯程序作考量。 在地缘政治学中，两国之间如殷商和岐周的军备竞赛也可以用“囚徒困境”来模拟。两国都有两种选择：增加军备（背叛）、或是达成削减武器协议（合作）。两国都不能肯定对方会遵守协议，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试探、谈判、再试探、再谈判，最终都会倾向增加军备。无解的是，虽然增加军备是两国的理性行为，但结果却是非理性的。 从地缘政治学到战争威慑遏制理论到暴力（恐怖）平衡战略的选择，殷商和岐周的囚徒困境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仍然间歇性地存在着，可用“积极性防御”和“消极性进攻”两个概念予以概括：殷商一方（帝辛）的积极性防御不断压缩岐周一方（姬发）的生存空间，实际上具有了侵略的性质，岐周一方（姬发）的消极性进攻刺激了殷商一方（帝辛）的防御心理，实际上也具有侵略的性质。殷商的帝辛和岐周的姬发都声称自己进行的是正义战争和反侵略战争，而正义和非正义、侵略和反侵略的界限在帝辛和姬发的战争行为中却不再具有价值评判意义。也可以说，帝辛和姬发双方都代表着或都具有正义和非正义、侵略和反侵略。 人类的商业活动也存在各种囚徒困境。以广告竞争为例，两个公司展开竞争，各自的广告内容针对同一群消费者，常常抵消对方的广告影响，即一方公司的广告也被同一群消费者接受，促使其购买另一方公司的产品，进而削减了己方的部分收入。如果两家公司发布产品类似和内容雷同的广告，双方的销售收入都会减少而成本增加；但如果两家公司不加大广告力度，生意又会被对方夺走。对此，两家公司有以下选择：互相达成协议，减少广告的开支（合作）；互相攻击对方，增加广告开支（背叛）。如果两家公司都不信任对方，采取不合作或对抗措施，双方都将陷入广告大战，互相拆台，而广告成本的增加则必然减少双方的收益，这就是陷入囚徒困境。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两家公司的广告大战最终只有一方胜出，那就是广告公司、代理商和媒体。当今的电子商务垄断性的市场地位正是实体经济们互相恶性竞争的结果；当交易的手段和工具变成了交易的目的和对象，泡沫经济自动生成，不可避免。世界范围内的传统互联网和房地产领域，这种不以时空为转移的“囚徒困境”一再上演。 殷商集团和岐周集团为推销各自的公共服务产品、扩大市场份额而大打广告战，双方有着同样的广告诉求：谁才是真命天子，谁才是江山社稷的总代理，谁才是轩辕黄帝世系的正宗品牌；就连广告关键词也是一样：仁德、仁义、仁厚（“忠孝”二字是后来的岐周代理商孔子儒家广告有限公司自己加上去的）。身为殷商集团和岐周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比干和姜子牙面临的囚徒困境不亚于各自的董事长（董事局主席）帝辛和姬发：帝辛和姬发的先祖都是轩辕黄帝的曾孙帝喾的直系后裔，否认姬发的正统性、合法性，也就是否认帝辛的正统性、合法性，间接也是否认双方的共同祖先帝喾乃至轩辕黄帝的正统性、合法性。如果公开撕破脸皮，否认对方的正统性、合法性，那么就只有请蚩尤或帝夋的后裔来坐这个君王的位置了。既然双方都承担不了互相撕破脸皮的风险，那就只能在技术层面或工具性层面解决或缓和双方的矛盾。这下就使得不善此道的比干很快落于下风，而最后胜出一方的姜子牙也不得不继续承认比干一方所代表的正统性、合法性，于是便有了封比干为“国神”并加以祭祀、封帝辛儿子武庚为殷国国君以延续殷商社稷的双重一幕。 美国学者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在其著作《合作的进化》中深入探索了经典囚徒困境的扩展情景，画蛇添足地命名为“重复的囚徒困境”。在这个重复性博弈实验中，参与者必须多次选择他们彼此相关的策略，并且记住他们以前的对抗，以便实验者检测可能的遗漏。该学者邀请全世界的学术同行来设计计算机策略，亲身参与这个“重复的囚徒困境”情景竞赛。实验的结果令九泉之下的比干和姜子牙以及两人的后裔们都还算满意：当这些对抗被每个选择不同策略的参与者一再重复很长时间之后，从利己的角度，最终“贪婪”策略趋向于减少，而“利他”的策略更多被采用。费了老大的劲儿，该学者不无自豪地回到了孟子的“性善说”：通过人工干涉的模拟环境下的自然选择，一种利他行为的机制可能从最初纯粹的自私机制进化而来，而最初纯粹的自私机制源于人类本能的利他行为。这句话倒回去翻译成文言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当西方学者千辛万苦到达真理的顶峰，却发现中国先哲早早等候在那里。 这就非常容易理解周武王为什么克灭殷商两年之后就郁郁而终，周公和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及其意识形态捍卫者为什么全力以赴宣传“仁德”、“仁义”、“仁厚”并将之总结为“忠孝节义”了。民间学术界有人坚称“胜之不武”这个成语就是从周武王那会儿流传下来的，意思近乎“胜利之于周武王来说不需要多少武功”。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后来又写了一本《合作的复杂性》，给出了摆脱囚徒困境或“重复的囚徒困境”以获得正确策略而达成功的几个必要条件：最重要的条件是策略必须“友善”（该学者在此似乎暗指忠孝节义的“节”和“义”；一说“友善”即“节义”，待考），话外有话，就是说不要在对手背叛之前先背叛，所有的高分策略都是友善的。因此，完全自私的策略仅仅出于自私的原因，也永远不会首先打击其对手（谁都不首先打击对手，似乎意味着对手不存在）。其次，成功的策略必须不是一个盲目乐观者，要始终报复（要么自己跟自己较劲儿）。一个非报复策略的例子是至始至终保持合作（这是一个糟糕的被动选择，因为“下流”策略将残酷地剥削处于被动或不首先打击对手的傻瓜）。再次，成功策略的另一个品质是必须要宽恕（问题是谁宽恕谁）；虽然它们不报复（问题还是谁报复谁），但是如果对手不继续背叛（问题仍然是谁背叛谁），它们会一再退却到合作。这停止了报复和反报复的长期进行，最大化了得分点数（问题变成了爱谁谁）。该学者得出一个杨朱式的老生常谈结论：成功策略的最后一个品质是不嫉妒，就是说不去争取得到高于对手的分数（语出《列子·杨朱》篇“拔一毛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杨朱，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5年，一说约公元前450年-公元前370年，杨姓，字子居，魏国人或秦国人，中国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杨朱主张“贵己”、“重生”、“人人不损一毫”，是道家杨朱学派的创始人，见解散见于《列子》、《庄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战国时期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传闻，有学者认为杨朱学派和墨家学派同为西方哲学的渊薮，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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