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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的守成之君宋仁宗,是怎么变成千古明君的

 野田高梧 2019-04-28

网络上提到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通常都会说他是个好皇帝,而证据,无非是些文人笔记记载的仁宗的事迹。

如《邵氏闻见后录》记载,仁宗赵祯去世后讣告送至辽国,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平庸的守成之君宋仁宗,是怎么变成千古明君的

宋仁宗的仁德居然连敌国都能感动?

其实,自从澶渊之盟开始,宋辽两国君主在国葬时互致哀悼,在讣告时掉几滴眼泪本就是外交惯例,要说这里有什么真情实感就太天真了。如仁宗的父亲宋真宗,崩逝消息传到辽国,辽圣宗同样是:

“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

同样的,辽圣宗去世,仁宗接到讣告也是下令缀朝七日,汴梁城中禁止娱乐,百官穿丧服哀悼,因为宋辽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兄弟之邦。

宜特辍视朝七日。兼禁在京音乐七日。辍视朝日为始。其河北河东沿边州军。宜令转运司遍牒。限指挥到。亦禁乐七日。择日备礼乐举哀成服。宜令太常寺详定以闻。

然后辽帝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这话话细想也有问题。仁宗在位确实是42年,但宋辽之间没打仗的时间可不是42年,如果从澶渊之盟开始算应该是59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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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渊之盟能维持下去,靠的不仅仅是岁币

在这59年里,两国边境上也不是那么安定,特别在仁宗在位期间,由于西夏叛乱独立,辽国趁火打劫,对宋朝发出战争威胁,逼着仁宗把岁币增加了六成。

而仁宗也不可能对辽国有好感,为了防备辽国,不得不全国大扩军,仅在河北就增兵20万。从而造成了严重的亢兵亢费问题,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宋朝政府财政支出的八成也用于军队,到而这其中的大头,无疑都是用来应对辽国。

所以现代有人瞎说:北宋交岁币维持和平很聪明,因为岁币比军费便宜。

恐怕这话连仁宗都不会信: 你以为每年给他岁币,他就不打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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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所以这种文人笔记,我们现代人看要多一个心眼。后世美化仁宗的文字很多,但我们追究下去,会发现多半作者有个共同点:反对熙丰变法。

如记载因仁宗驾崩辽帝哭得像死了老爸的《邵氏闻见后录》主要信息来源是邵伯温,邵伯温本人和反变法的司马光有交情。在书中他完全站在反变法一派说话。后世多认为他的书有很多纪事不实甚至是恶意诽谤之处。

像《邵氏闻见后录》这类美化仁宗的书,在熙丰变法时期出现了很多,大量美化仁宗的事迹就此流传,原因很简单:

宋神宗和王安石的熙丰变法,针对的就是仁宗在位42年期间的弊政,而反变法派为了打击变法,就必须美化仁宗在位时期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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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变法时期出现了大量美化仁宗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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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在世的时候,其实在大臣中的评价并不高,北宋的三大弊端:“冗官冗兵冗费”都和他脱不了关系。

如蔡襄曾说他“宽仁少断’“选人但无过疚,无不转官。官冗如此”

苏舜钦则上书指责他执政无方乱花钱,三司计度经费比以前增加了二十多倍而“用度不明”到仁宗驾崩时,国库几乎耗尽。连国葬都捉襟见肘。

司马光则直接指责,宋朝“冗兵”就是仁宗造成的,仁宗中期为了应对西夏和辽国的军事压力,大举募兵,结果军队规模虽然扩大,但却多而不精,战斗力反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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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时期的人民大概也不是过得那么舒服,据《北宋仁宗朝变乱研究》提供的数据,北宋存在的167年时间里,共发生民间”变乱“142起,平均每年0.85起。而仁宗在位的42年则是个高潮,有60起,平均每年是1.43起。欧阳修当时说: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天下祸患,岂不可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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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最出名的事迹之一是“七弹王逵”,王逵在各地任职期间,为求政绩,肆意向摊派民役加税,造成民怨沸腾。然后事迹暴露后,又打击举报人抓捕了数百人严刑拷打。包拯因此在四年内上了七封奏折弹劾王逵。

可仁宗怎么做呢?在四年多时间里,王逵始终只是在各地调来调去到处,仁宗虽然惊呼王逵这样做是在让自己和百姓结怨,但却迟迟不作为。

试问那些被王逵逼得家破人亡的百姓会觉得皇帝仁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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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的仁不是针对小民

仁宗对亲近臣子的偏袒,已经到了无原则的程度,如宰相陈执中,家中的一名13岁婢女被打死,一时众议纷纷。甚至有说法是陈执中自己动手杀人,这事开始审判后,陈执中居然扣住证人不让上堂问话。而仁宗下诏书让这案子就此作罢。虽然陈执中后来因为舆论谴责自行辞职,但仁宗的偏袒行为却没有得到谴责。

对无辜被杀的13岁婢女来说,仁宗的仁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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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的忠直背后,是皇帝的昏庸

司马光对仁宗的一个有名的评价是:身虽节俭而好施于人。意思是自己过的俭朴,但对身边的宫人和亲近大臣赏赐很厚。

闻耆旧之人言,先朝公主在宫中俸钱不过月五千。其馀后宫月给大抵仿此……窃闻近日俸给、赐予比于先朝何啻数十倍矣”

但另一方面,宋朝军民却没从仁宗的慷慨中得到什么好处,几十年后宋神宗特意提到仁宗时对宋夏战争中流血功臣的军人赏赐太薄,受重伤也只给2000钱实在太过分了。

“庆历中,西方用兵,刘平、葛怀敏失律,士卒死伤数万,方赠官,超绝推恩,子孙至及二十人者;士卒用命被重伤才得钱二千,何其薄也!”

仁宗时期宋朝的各种问题已经恶化到不能再拖的程度。所以王安石刚上台变法才会有那么多人支持。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不变不行了。(当然后来等到触动了自己的利益后又转而反对)

至于宋仁宗的庙号”仁'其实也不是有些人说的那么意义重大,要知道连靖康之变的亡国之君赵佶都得了个“徽宗”的庙号。 而“徽”的解释为:德充美曰徽。

宋仁宗去世后,他的谥号最早是“神文圣武明孝”,第一字“神'的含义是”一民无为。这或许在隐晦的说他”无所作为“。

仁宗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是个好人,耳根软,对身边人宽容。但他也有普通人的弱点,就是缺乏大局观,只要惨事不是发生在自己身边,就不加理睬,所以作为皇帝来说,称不上是明君,最多算是守成之君而已。

但历史的讽刺就在于,等仁宗死后,舆论开始转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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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神宗即位,开始任用王安石,实行熙宁变法。

变法,变的就是仁宗时期的法。

但王安石后来的变法举措,无一不侵犯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利益。从欧阳修,到文彦博,司马光,苏轼。。。。无不反对,因为这触犯的是整个阶级的利益。

比如苏轼(后来见识民间疾苦后转向)曾经振振有词对神宗说:”士大夫离开家乡做官,除了做事外,就是为了享乐的,废除了差役法,就没人为我们服务了,当官的都过得那么苦,这不是太平盛世景象。”

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於四方者,用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雕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由于发现变法会直接侵犯到自己的利益,要对变法攻击,就必须找出一尊大神出来,于是因循守旧的仁宗,就被反变法派抬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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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的忠直背后,其实是仁宗的昏庸

1069年,旧党范纯仁不满宋神宗驱逐反对变法的 台官刘琦,拿宋仁宗来说事,说宋仁宗是个好榜样,有“纳谏“的美德,言下之意要神宗学习。

可如果我们翻出1061年,欧阳修上的折子,就会发现当时仁宗对不合心意的谏臣同样不手软。

景佑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简,贬知饶州。皇佑中,唐介言宰相文彦博,贬春州别驾。至和初,吴中复、吕景初、马遵言宰相梁适,并罢职出外。其后赵、范师道言宰相刘沆,并罢职出外。前年韩绛言富弼,贬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陈旭得罪。

旧党成员张方平更是睁眼说瞎话,为了劝阻神宗不要用兵西夏,说仁宗时期虽然打西夏失败,丧师数万,但海内宴然,民无怨言,因为满天下知道仁宗爱好和平,鬼神也体谅皇帝的不好战之心。

他似乎全然忘记了当年欧阳修是怎样描述被西夏荼毒后的河东,陕西惨状的。“骨肉流离,田园荡尽”。

而等到宋徽宗继位,由于谁都看得出来旧党复古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又转而支持变法,但这时的变法一派,已经沦为了争权夺利的逐臭之夫。于是最终迎来了北宋的末日。

等到南宋时,王安石的官方评价变成了奸党,而站在反面的宋仁宗也因此成了千古明君。所以我们从宋代历史中可以得出结论:

变法从来都是危险的,鲜有成功者。而因循守旧却很难被挑错,什么都不做总是最安全的。

参考资料:

北宋仁宗朝变乱应对研究

北宋元役法与熙丰役法的比较研究

宋代士大夫释义“祖宗家法”的意蕴——以宋仁宗时期为中心

政治文化视野中的宋仁宗

宋代皇帝及后妃谥号制度研究

_由迎儿案看宋仁宗朝宰相陈执中之废立

熙丰变法与宋仁宗形象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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