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纪增强工厂于第三年落成投产，起名“泰来”，取安泰吉祥、生意兴隆、八方招财之意。 泰来机制面粉厂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泰州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工厂。它用机器生产面粉，使以前只知用石磨磨制面粉的人们耳目一新。解放前，泰州工业的主力号称“三泰”，即泰来面粉厂、振泰电灯厂、华泰纱厂，泰来面粉厂是领头羊。因厂址位于泰州城西南郊外的九里沟村，泰州人习惯称它“九里沟洋粉厂”。  泰州机制面粉厂是泰州人王贻哲与苏州汪子恒等合开的一家股份制企业。其合作之缘，在于他们同样有“实业救国”的抱负。他们选择从创办面粉厂起步，汪子恒先在苏州兴业，王贻哲则拟于泰州兴业，并得到汪的赞同与支持。经过周密论证，决定把厂址设于泰州古城西南郊外的九里沟农村。这里有老通扬运河经过，可以沟通上河与里下河各地，南达长江，北通淮水，原粮与面粉进出十分便捷；而且九里沟村地处城乡接合部，地价低廉，劳动力丰富，粉尘与噪音对周边居民干扰少，作为厂址非常合适。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贻哲、汪子恒等达成协议，集资纹银14万两，在九里沟村购地28亩，启动了泰州历史上第一家工厂的首期工程，先建造制粉大楼一座和动力间、麦栈、粉栈等大型设施，又建造数十间简易平房作辅助车间和职工宿舍。工厂于第三年落成投产，起名“泰来”，取安泰吉祥、生意兴隆、八方招财之意。  创业之初，招收职工70余人，主要设备有蒸汽机1部，美国产爱产斯24吋钢磨6部，生产能力为日产22公斤装面粉1100袋。工厂开张之初，抵御风险的能力脆弱，生产不久资金消耗殆尽。为了维持生产，注入足够的流动资金，厂方向上海四明银行、交通银行贷款，又以高利息吸收私人存款若干。然而，此举并未使面粉厂摆脱困境。 面对生产难以为继的状况，工厂股东进行了第一次改组，民族资本家陈鹤亭先生注入股资8万银元并兼任总经理。陈接手后，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改善经营策略，扩大生产规模，注重产品质量，先后从德国、英国购进30吋钢磨4部、36吋钢磨3部、二汽缸卧式柴油机引擎1部等设备，生产能力较以前翻了一番多。  1927年，泰来的机制面粉生产已经达到一定规模，由于生产流程机械化，操作管理规范，面粉质量稳定，等级上乘。于是，厂方抓住机遇创品牌，申请注册了绿、红、黄“三羊”牌商标，企业声誉日增，所产面粉畅销大江南北，销售范围由苏北地区扩大到无锡、上海、天津、北京等地。次年，泰来面粉厂已经拥有复式钢磨13部共744接吋，具有日生产22公斤装面粉3600袋的能力，为建厂之初的三倍。至此，泰来进入开创以来的第二次规模扩张和技术改造时期。当时的中国农村，普遍靠石磨加工面粉，机制面粉问世后，被称作“洋面”。但是洋面虽好，却很难在农村推广。当时的中国农村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赤贫的农民购买力极低，只能在家里用石磨磨面，农村人能吃到“洋面馒头”算是高级享受了。泰来经营者意识到，企业的发展不能寄希望于购买力底下的农村，必须依靠大城市乃至国际市场。于是，他们炒作三羊牌商标，打出了“绿山羊”牌面粉，通过外贸商埠走出国门，远销到东南亚。这是泰州工业产品营销史上的第一次辉煌。1929年，泰来“三羊”面粉在全国农产品展览会质量评比中获得二等奖。 1931年春，“泰来”面粉厂第二次改组，上海四明银行董事长孙衡甫独资接办了该厂，名为“泰来元记机制面粉厂”。为了把企业做大做强，孙再次注入资本，扩大生产规模，新购土地20余亩，增建西式办公大楼及前粉楼、西仓库各一座。正当孙衡甫踌躇满志时，抗日战争爆发了。厂方担心厂房遭日机轰炸，想借德国企业名义以求免遭厂毁人亡的厄运。孙衡甫打通关系，向上海德商AEG洋行投保，并在工厂房顶及空旷地上涂画德国纳粹的标志。 谁知弄巧成拙，1945年8月，当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江苏田赋粮食管理处以接受敌产为由，将泰来元记工厂的产权没收，改厂名为“泰州面粉厂”，并派员任厂长。孙之子孙祥盈向国民党政府粮食部提起申诉，要求归还产权。 这场民告官的官司要想打赢谈何容易，几经周折后，经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监察处及苏浙皖伪产业清理处调查审理，终于案结，将泰来厂产权判归孙祥盈。孙祥盈继承父业，仍致力于复兴泰来元记面粉厂。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了内战。在那民生惨淡的年代，泰来又不得不改弦更易。1948年，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兼任泰来董事长，聘孙联璋为总经理，这是泰来面粉厂的又一次改组。 经盘点资产，厂房价值为160亿元国币，机器设备及五金物料价值160亿元，职工202人。企业的命运总是与时局息息相关的，工厂改组前后，金融危机加剧，市场萧条，泰来人生计维艰，生产难以正常。从该厂保存的民国账册档案上可以看到，至泰州解放前夕，泰来的生产资金靠贷款勉强维持，因其机构庞杂，开支浩大，加之苛捐杂税，不堪重负。资方老板见形势不对，抽逃资本，甚至变卖仓库，致使泰来雪上加霜，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 1949年1月，泰州宣告解放。近半个世纪沉浮坎坷的泰来面粉厂迎来了新生。在中共泰州市委、市政府的关心下，泰来人在全市率先成立了厂级党组织和工会。1950年，市政府派代表进驻工厂，协助泰来劳资双方组建工厂整理委员会，接着采取了精简机构，紧缩编制，开拓原料市场，增设销售网点等一系列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当年扭亏为盈。 全厂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克服了资方人员擅离职守带来的暂时困难，在厂党组织、工会领导下，自力更生求出路，同心协力谋发展，当年盈余4000元。1952年度，决算盈余16706元，1953年为54736元，连年增利，创泰来建厂以来的最佳效益。 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泰来面粉厂在发展道路上又走出了重要的三步。1955年，“泰来”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正式公私合营，改名为“公私合营泰州面粉厂”，从此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50至60年代，大力开展工艺改革和技术革新，根据标准面粉工艺的要求，拆去5台清粉机，缩短芯磨系统，增加打麦机，加强皮磨系统的刮剥作用，提高面粉的精纯度；为降耗增效的技术革新，缩短粉路，减少磨辊，将两台打麦机由串联改为并联，降低负荷。 70至80年代，泰州面粉厂进行了第二次技术革新，工人技术人员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试制成功粉房玉粉栈的自动运输线和自动记数装置，同时对麦间工艺进行改造，用卧式金刚砂打麦机代替棱角打麦机，增加吸式比重去石机，提高去杂能力。80年代，他们吸收前路均匀出粉法的优点，将粉路改为4皮4芯，使净麦出粉率从86.09%提高到87.69%，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9%左右，日生产能力由上世纪60年代的100吨左右提高到近500吨。如今，泰州面粉厂步入了新世纪工厂改制的行列，它将伴随着创新性的节拍，焕发出更加美好灿烂的青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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