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三百年来一草圣

1970年3月15日，日本大阪世界博览会向公众开放，台北故宫于“中国馆”内展出了丰富的历代书画文物瑰宝。

其中所规划的“文字之墙”，呈现了十位中国历代书法大家的精品（怀素《自叙帖》单独展出），他们分别是王羲之（东晋时期书法家，有“书圣”之称）、郑道昭（北朝魏诗人、书法家，魏碑体的鼻祖，被誉为“北方书圣”）、褚遂良（唐朝政治家、书法家，是“初唐四大楷书家”之一）、颜真卿（唐朝名臣、书法家,创“颜体”楷书）、苏轼（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宋四家”之一）、米芾（北宋书画家、书画理论家，“宋四家”之一）、宋徽宗（宋朝第八位皇帝，书画家，创“瘦金体”）、赵孟頫（南宋元初著名书画家、诗人，创“赵体”书，为“楷书四大家”之一）、董其昌（明朝后期大臣，著名书画家）和于右任。

于右任（1879-1964），名敬铭，原名伯循，字右任，号神州旧主、太平老人，别署骚心、髯翁。陕西三原人。著名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

于右任的列名其中，即昭示了自董其昌之后的300余年，在书法艺术上真正能承先启后，推陈出新且形塑自我风格的，唯于右任一人而已。“三百年来一草圣”之名，从此在中国书法史上立名传世。

而于右任又不仅仅只是一位书法巨擘，他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青年时期追随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立下卓越功勋；他是教育舵手，参与创建复旦大学、上海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名校，重教兴学不遗余力；他是民国领袖，是监察之父，亦是新闻先锋，是诗坛祭酒……

他在各领域建功立业、出类拔萃，却一生淡泊，秉性清廉，无论他“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始终都带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有诗赞之曰：

1879年，于右任出生于陕西三原。他自幼喜读诗书，且天赋极佳，17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年纪轻轻，便获封“西北奇才”之名。

然面对晚清时局之混乱与政体之腐败，少年于右任绝弃科举入仕之心，而将一腔热血献给了救国救民的革命运动。在中华民族值生死存亡之际，他因倡言革命，遭到清廷通缉。为躲避祸端，他匆匆离乡，亡命上海。

正是在上海，他给自己起了“于右任”的名字。此间，他关注教育兴学，先是于1905年，出钱出力与马相伯、邵力子等共同筹组创办了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复旦”这个校名，就是于右任从《尚书·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里撷取出来的。

此后，上海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创办都有他的身影，他还是私立南通大学的校董，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重要奠基人之一。

1906年，为创办《神州日报》，于右任赴日本考察新闻并募集办报经费，在日本得会孙中山，自此加入同盟会。

1907年归国后，于右任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报纸，其中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就是中国报史上赫赫有名的“竖三民”，成为革命的号角先锋，他也开始了其轰轰烈烈的报人生涯。

于右任带领报社同仁积极宣传民主革命，又敢于针砭时弊，文笔尤其辛辣，他也为此开罪了许多“高层”——创办《民呼日报》时，因直言时事，被构陷入狱达一个多月，报纸仅发行三个月便被迫停刊；但他出狱后20天就又创办了《民吁日报》，因报道日本名相伊藤博文被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一事不久又遭查封。

1910年，于右任创办《民立报》，他亲撰“发刊词”，提出“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生独立之民族”，很快这一份报纸成为了当时国内发行数量最大的报纸。《民立报》社亦成为同盟会中部总部的联络、指挥机构，为民主革命立下汗马功劳。

于右任也先后在该报发表了300多篇文章，对清王朝的统治进行了猛烈抨击。当时有人评价：“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这些文章也感动和激励了一代学子。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就曾说：“我在长沙第一次看到的报纸《民立报》，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日报，这报是于右任先生主编的。”

毛泽东始终十分敬重于右任先生，不仅在青年时代受其影响，并与之有过谈诗论词等多次交往，晚年时还和秘书田家英索要'已存'的于右任草书。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这是他们间的第一次见面。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于右任曾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二人在宴席上一起畅谈诗词，对彼此都十分欣赏。

及至后来，于右任到了台湾，毛泽东对他的书法却仍极感兴趣。如1958年10月16日，他在致田家英的信中说：“田家英同志：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由此可知，于右任书法艺术的影响，并未因两岸隔绝而减低。

1963年，于右任84岁华诞时，台湾“邮政总局”发行了一枚“元老记者于右任”的纪念邮票。票上印有于氏的亲笔题词“为万世开太平”。端详这枚纪念邮票，于右任感慨万端：“在我生活的历程中，最使我难忘的也最使我怀念的还是从事新闻记者时期。”

中山先生与部分临时政府成员合影。左起吕志伊、于右任、居正、王宠惠、孙中山、黄钟瑛、蔡元培、海军代表、马君武、王鸿猷。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于右任陪孙中山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并出任交通部次长，由报人涉足政坛。

护法运动时期，于右任出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致力西北革命，历尽艰辛，功勋卓著。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1年2月2日，他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直到去世，前后达33年之久。

于右任在世时，拥有崇高显赫的地位，但他一生清廉简朴，是一位真真正正的名士。他是南社早期的诗人，在诗、词、曲上均有很高造诣，曾写下不少寄托国家民族兴衰之情的诗篇，留有《右任诗存》《右任文存》等作品。而其在书法艺术的钻研与推广上更是不遗余力，备受时人及后世推崇。

于右任在其自传《牧羊儿自述》中有记载：“太夫子（指于右任私塾老师毛班香的父亲毛汉诗）又喜作草书，其所写的是王羲之的《十七鹅》，每一个鹅字飞行坐卧，偃仰正侧，个个不同，字中有画，画中有字，皆宛然形似，不知其原本从何而来，当时我也能写一两个。”由此可知，11岁时的于右任即对书法产生了兴趣。

后来他又醉心于北魏碑帖，废寝忘食地练习。好友李春堂赠他的《前秦广武将军张产碑》，对于右任书风有极大的转折作用，他曾言：“我最初学魏碑与汉碑，后来发现了广武将军碑，认为众美皆备，即一心深研极究，临写不辍，大为受用，由是渐变作风。”

他为此广搜勤研北朝碑石，溯及秦汉篆隶并融入晋唐书风，师承既广且深，使于右任在北碑的钻研上，产生了与帖学相互撷精、博采约取、融会贯通的集大成规模，其“字里行间呈现的磅礡大器，笔形字貌流露的雄强伟岸，确实睥睨书坛”。

释文：世无仓海君，谁发诛秦意。一击天下惊，奋起龙虎气。

中年以后，于右任自魏碑转型行草书。他自称：“余中年学草，每日谨记一字（即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

正是靠着这种勤勉与锲而不舍的精神，于右任将北碑南帖中真、行、草相互融合，汲古开今，逐渐形成名闻天下的“于体”草书，用笔劲挺峭拔、大刀阔斧、能收能放，既能藴藉含蓄，又能气势慑人，达到大开大阖的境界。

于右任的初期草书，沿袭魏碑的磅礴之气，用笔险劲峭拔，大刀阔斧，旁若无人。随着年岁渐高，后期草书渐入宁静恬淡之境，晚年更臻成熟，达到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信手拈来，皆成佳构，尽运用之精熟，开胸襟于规矩，被尊为“一代草圣”。

著名书法家王世昭即言：“小草以右军为特佳，大草以右军为极狂，张颠、孙过庭、颜真卿、怀素继之，黄山谷略有黄庭气象，王觉斯挺拔多姿，于右老矩步规行，雍客大雅，真是一代庙堂之气，若论当世草书，于右任当居第一，若论古人，于右老功力在晋唐之间，至少也要与张颠、怀素相伯仲。”

而除这些流传至今的珍贵墨宝之外，于右任惠及后世的还有其毕生致力修订推广的《标准草书》。

自1929年始，于右任便开始从事历代草书的研究。1932年，他在上海成立“标准草书研究社”，1934年开始在上海各大报刊刊登征求草书字帖启事，期能抛砖引玉，使标准草书之参考依据更臻完备。

此后，于右任倾力于“标准草书”的修订，他在研究古代三百多种《千字文》和历代书家大量草书作品的基础上，提出“易识、易写、标准、美丽”四大法则，确立草书系统。1936年，《标准草书》首印本问世，由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印行，对草书在现代中国的普及，起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而这本书在他生前共修订了9次，书画家赞之为“真不朽之杰作，学书之津梁”。

1941年年底，于右任还委刘延涛编辑出版《草书月刊》，全力推广草书的实用性。

在台的时光，于右任仍居政府要职，尽管地位显赫，却仍有各方限制。因此，这时的他，更多的寄情于诗词、书法。台湾知名书学家何南史在其《看墨宝怀右老》一文中，对于右任台湾时期的书风，进行了中肯地归纳：

“第一阶段：1950年至1955年，此时笔力劲胜，有些地方较放，也带点新笔，非常生动。第二阶段：1956年至1960年，这一时期右老的笔刚棱有锋，有的突兀，表现的精神非常。第三阶段：1961年至1964年，这一时期，右老的笔，老重无伦，虽然有些时候因精力的关系，有大小不拘，错的亦只加上一点，不能重写，字简直老的入了化境，甚易辨别。”

此外，他仍致力于标准草书的推广。尽管晚年的于右任自己已需举债生活，但在1961年，《标准草书千字文》在台刊印时，他却与出版商约定不取一文稿酬，只要求定价低廉，便于读者购买，意在推广、普及。

1949年，于右任迁到台湾后，时常来到位于台北市北投溪的“梅庭”居住。

“三十功名袖两风，一箱珍藏纸几张。”一生致力于革命60余载，历任党政军要职亦逾50年的于右任，晚年贫病交加，也愈发思恋故土，渴望叶落归根。

1962年1月12日，于右任于日记中写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1月22日又记：“葬我于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山要最高者。”1月24日，于右任在日记中写下了感情真挚沉郁的诗作《望大陆》。

1964年7月，于右任因感冒引起并发症，缠绵病榻近三个月，于11月10日晚8时零8分病逝，终年86岁。

于右任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人们便按其日记中所言，将其安葬在台北最高的大屯山上，并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为其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

尽管这位爱国志士的铜像在1995年遭到人为破坏，然而他那一首传诵海内外的《望大陆》，却长久回响着：

熊宜敬《济国淑世一草圣》；周涵《民国草圣于右任》；许有成、徐晓彬著《于右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