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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一八四四—一九二七)名俊,字苍石、昌硕,湖州安吉人。在书法、绘画、篆刻领域都是一代宗师,是近代海派艺术的代表人物。但吴昌硕既不是上海人,也并非在上海拜师学艺,他定居上海时已接近古稀之年。他艺术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实为三十七岁至六十九岁在苏州生活的阶段。 欲善楼书院将连载由清华大学博士后顾工先生撰写的论文《吴昌硕与晚清吴门印学》(入选2014年西泠印社第四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 吴昌硕（1844-1927）名俊，字苍石、昌硕，湖州安吉人。在书法、绘画、篆刻领域都是一代宗师，是近代海派艺术的代表人物。但吴昌硕既不是上海人，也并非在上海拜师学艺，他定居上海时已接近古稀之年。他艺术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实为37岁至69岁在苏州生活的阶段。 吴昌硕与夫人施酒婚后不久，于同治十二年（1873）30岁时离开老家安吉，前往杭州、上海、苏州等地寻师访友。在浙江省城杭州，吴昌硕拜同乡著名学者、诂经精舍山长俞樾为师。由阮元开创的诂经精舍，是浙江书院中名声最著者。俞樾在教学中既重视经解训诂，也重视词章之学，同时还鼓励学生参加科举。[5]俞樾的朴学思想，对青年时期的吴昌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治十三年（1874），吴昌硕到了苏州。他有《哭铁老》诗自注云：“余与先生甲戌年同客杜氏曼陀罗馆，庚辰正月重遇吴下。”[6]“铁老”为杭州人金树本，而“曼陀罗馆”是嘉兴杜文澜的斋名。有文章说吴昌硕在嘉兴杜氏馆中结识金树本，其实这时杜文澜在苏州任江苏按察使，久官苏州，是吴门真率会的重要成员之一。但以当时吴昌硕的年龄和身份（他比杜文澜小29岁），没有资格参加吴门真率会，也不可能与杜文澜以朋辈论交，可能仅仅是参加了一次杜文澜召集的聚会而已。林树中《吴昌硕年谱》据此认为“客杜氏曼陀罗馆，过幕僚生活”[7]，尚缺乏证据。 经过几年东奔西走的生活，光绪六年（1880）吴昌硕回到苏州，成为前苏州知府、金石学家吴云的家庭教师。正月他与金树本重逢于吴下；九月在吴云两罍轩中为自己刻“俊卿印信”朱文印。随后，吴昌硕在苏州的交游逐渐开阔，结交了汪鸣銮、吴榖祥、金心兰、顾潞等人。其中汪鸣銮后来官至吏部侍郎，但此时不过是国子监司业，到吴云府中参加过真率之会。顾潞是吴门画家，吴昌硕晚年曾从他手中借观吴让之篆书屏，背临一通。[8] 又过了两年，吴昌硕通过关系在苏州谋得胥吏之职，把母亲和妻、儿接来定居。当时苏州城中，既有省治、府治，又有吴县、长洲、元和三县县治。吴昌硕《年谱简编》载：“时鬻艺生涯清淡，不足以瞻一家生计，友人荐作县丞小吏以维家计。”[9]作者是吴昌硕孙子，说吴昌硕“作县丞小吏”，当有所据，只是不知在哪个县任职。陈三立《安吉吴先生墓志铭》云“既补诸生，贫困甚，乃出为小吏江苏”[10]，说的也是吴昌硕这段经历。查吴昌硕诗集，见《潘燕池先生书问近况奉答》诗中写道“薄宦如游民，浮家累妻孥”[11]，光绪十年自刻《吴俊长寿》白文印边款上《寄友》诗云“大道悲无仰，微官信有闲”[12]。“薄宦如游民”是自嘲为了生计而远徙异乡，“微官信有闲”指他举家迁入苏州后，生活稳定下来。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吴昌硕移居苏州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最初是同治十三年（1874）游历杜文澜馆中，然后是光绪六年（1880）馆于吴云家，最后是光绪八年（1882）出任县吏，举家迁入苏州。 吴昌硕到苏州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真的是像他后人所说，为了艺术而离家远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为尊者讳。吴昌硕出身书香家庭，力不能负耒，原有的一点薄产，在战乱之后也无从谈起。考虑到婚后家中即将添丁，不外出挣钱何以养家度日？吴昌硕《芜园图自题》云：“家食苦不给，买舟湖海游。读书未十年，窃愧升斗求。妻孥守荒芜，谷鸟鸣啾啾……”[13]因为不能供养妻儿，不得已作湖海之游，诗中流露出吴昌硕的郁闷之情。 吴昌硕在苏州担任小吏期间，尽管收入不多，经济拮据，但在艺术上收获颇丰，为他日后成就艺坛宗师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首先，他进入吴门金石书画收藏圈，开阔了艺术视野。吴昌硕在苏州与吴云、潘祖荫、吴大澂、陆恢等名流都有交往，有幸在他们家里观摩了许多古代书画、印章、彝器实物，鉴赏眼光和学术修养有了提高。在吴云家中授馆的几年，吴昌硕得以观摩吴云书画藏品，聆听他的精彩点评。吴昌硕在篆刻方面受益于吴云甚多。吴云不但对金石书画眼力极高，对印章也十分在行。他在泰州任官时，著名篆刻家吴让之曾馆于吴云斋中两年，前后为他刻印近百方[15]。吴昌硕在吴云府中揣摩学习了不少吴让之印作，他于近代印人中最服膺让翁，当缘于此。 杨岘对吴昌硕的帮助也很大。光绪十年（1884），杨岘罢官后寓居苏州，吴昌硕时常拜访，请益诗文，兼求教书法。吴昌硕《迟鸿轩呈藐翁先生》诗赞叹道：“奇文诸子笔，馀事八分书。”[19]他为《藐叟年谱》续编题跋云：“忆俊卿从学时，先生罢官寓吴门，爱之如忘年交。赁居庑下，有作辄呈正。为谈诗学源流正变及斟酌字句，自朝至暮无倦容。”[20]杨岘与陆心源、吴昌硕是湖州同乡，都有古砖之好。杨岘《致陆心源手札十通》之第五札云：“要我书斋榜，须以古砖作润笔，砖愈佳则字亦愈佳也。”第六札云：“如有重复之本初、甘露、黄龙、天册、天纪、天玺、黄武、嘉禾等砖，不论全块、半块，或则三国以前砖更好，只要字画清晰无损伤者,幸开价示我，力所能购则购之。”[21]吴昌硕后来为杨岘《隶书五言联》题边跋时，说起杨岘以砖瓦文字融入隶书之法：“师尝论用笔入门之法，必以汉碑为主，以砖瓦文字为辅。久久相持，而仍参以我法，则上乘禅矣。”[22]可见他们是把带字的古砖作为艺术资料来看待的。作为享有盛誉的诗人和书家，杨岘多次为吴昌硕赠诗和题画，这对于吴昌硕在苏州拓展知名度大有裨益。 光绪九年（1883），著名收藏家潘祖荫丁忧返回苏州，吴昌硕通过潘麟生介绍登门拜访，得以观赏其藏品。[23]吴昌硕在苏州还结识了来自北京的金石学家端方。端方于光绪三十年（1904）担任江苏巡抚，期间扩建江苏师范学堂，聘请罗振玉为监督。端方离开苏州之后，二人联系不断，曾经把碑刻拓本寄给吴昌硕题跋。[24] 光绪二十一年（1895 ）起，顾文彬之孙顾麟士在家中怡园创立“怡园画集”，时常邀请书画家来切磋六法，观赏藏画。吴大澂、顾澐、沙馥、吴昌硕、金心兰、陆恢、任预、吴榖祥、费念慈、郑文焯、倪田等多来雅集，推吴大澂为会长，名盛一时。吴昌硕多次造访怡园，为顾麟士题诗、刻印甚多。 其次，吴昌硕在苏州期间大量刻印，以印交友。吴昌硕自少年时代就喜好篆刻，到苏州后发奋刻印，以“印癖”自称，逐渐以印章周旋于名流公卿和书画家之间。吴昌硕为吴云、杨岘、潘祖荫、张之洞、王懿荣、汪鸣銮、陆恢、吴大澂、吴榖祥、蒲华、任颐等人都有刻印。吴昌硕《石交录》中说：“余性喜画，自游寓江左，与诸画士遇，其艺之尤精者，余必有其画。诸君皆名重一时，人求其画非兼金不可得，顾皆与余善，余有求必应且速，余辄以篆刻答之。”在这个时期，圈中友人并不把吴昌硕看作书画家，而是印人。吴昌硕有两方刻于光绪十年九月的印章边款值得注意。一方是为沈藻卿作《沈翰金石书画章》，款云：“沈五之书画不轻为人作，余与交有年，恒以不得片纸为恨。甲申重九，饮我留有馀斋，出佳石索刻，倚醉凿此。如不以为陋，知必有以报我也。”另一方是为高邕作《狂心未歇》印，款云：“邕之老友别十二年，甲申九月遇于吴下，论心谈艺，依然有古狂者风。所作书画亦超出尘表，咄咄可畏。属刻此石，爱极成之以充知己之赏。”[25]吴昌硕的篆刻，成为他社交的一种手段。 第三，吴昌硕在苏州期间，艺术观念逐渐成熟，篆刻艺术的个人风格日益突出。吴昌硕早期的印章，模仿浙派、吴让之、徐三庚的都有，面目驳杂。他在观摩历代印章之后，写出著名的《刻印》诗：“赝古之病不可药，纷纷陈邓追遗踪。摩挲朝夕若有得，陈邓外古仍无功。天下几人学秦汉，但索形似成疲癃。我性疏阔类野鹤，不受束缚雕镌中……”[26]他批评了当时许多印人只知道学习浙派陈曼生和皖派邓石如，即便有学习秦汉印的，也斤斤于形似，名为学古，实则赝古，呈现出一种病态。《书削觚庐印存后》一首云：“裹饭寻碑苦不才，红厓碧落莽青苔。铁书直许秦丞相，陈邓藩篱摆脱来”，另一首云：“凿窥陶器铸泥封，老子精神本是龙。只手倘扶金石刻，茫茫人海且藏锋。”[27]这些诗歌表达了他对印学传统新的认识。他看到了印章艺术中篆书的重要性，也将古代陶器、泥封上的文字纳入印章文字借鉴的范围，这样，在他眼前就展现出古代印章宏大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含义。故而他不愿做秦汉印或者皖派、浙派 亦步亦趋的追随者，而要自我作古，与古为徒，来实践篆刻艺术的推陈出新。苏州潘麟生送给吴昌硕一套汪鸣銮监拓的《石鼓文》拓本，吴大喜过望，赋诗谢之云“嫌我刻印奇未能，持赠一助吴刚斧”[28]。吴昌硕临写的石鼓文，最初受到常熟杨沂孙的影响，但很快他就将自己的金石趣味融入其中，最终实现了篆书风格和篆刻风格的统一。 [5]参见卢康华《俞樾与诂经精舍》，《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116-121页。 [6]吴昌硕《缶庐集》卷一第二十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据民国九年刻本影印，1986。 [7]林树中前揭书，12页。 [8]民国宣纸印本《吴昌硕先生书吴让之篆书》后有吴昌硕1916年跋云：“江阴陈氏适园藏吴让翁篆屏，真力弥满，古趣横溢。予曾于顾茶村处借观数日，背临其意，未能得一丝灵活，可愧也。” [9]吴长邺《我的祖父吴昌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281页。 [10]林树中前揭书，附5页。 [11]吴昌硕《缶庐集》卷一第十五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据民国九年刻本影印，1986。 [12]吴昌硕《缶庐印存初集》，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59-61页。 [13]吴昌硕《缶庐集》卷一第六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据民国九年刻本影印，1986。 [14]吴昌硕《缶庐集》卷一第九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据民国九年刻本影印，1986。 [15]吴云《〈晋铜鼓斋印存〉序》，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617-618页。 [16]吴昌硕《〈削觚庐印存〉自序》，光绪十年木刻原钤本。此段文字与吴昌硕《石交集·吴云传略》所载大致相同。 [17]吴昌硕《〈缶庐印存〉自序》，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625-626页。 [18]吴长邺前揭书，290页。 [19]吴昌硕《缶庐集》卷二第四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据民国九年刻本影印，1986。 [20]杨岘自撰、刘继增续撰《藐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6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637页。 [21]蔡一平、林拯民《杨岘致陆心源手札十通附一通述略》，《湖州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101页。 [22]常熟博物馆等编《常熟博物馆馆藏楹联》，2004。 [23]吴长邺前揭书，282页。 [24]吴昌硕《颜鲁公书张敬因残碑，陶斋尚书属题》诗云：“……陶斋尚书好古刻，周鼎秦碑罗使宅。此碑介弟远寄 将，友于谊坚比金石……”见《缶庐集》卷二第十九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据民国九年刻本影印，1986。 [25]吴长邺前揭书，283页。 [26]《缶庐集》卷一第四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据民国九年刻本影印，1986。 [27]《缶庐集》卷二第十一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据民国九年刻本影印，1986。 [28]吴昌硕《瘦羊赠汪郋亭司业手拓石鼓精本》，《缶庐集》卷一第十九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据民国九年刻本影印，1986。 [29]吴昌硕《缶庐印存初集》，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7页。 [30]林树中前揭书，2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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