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托马斯·布朗爵士：瓮葬

溆菱子 2019-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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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布朗爵士，英国医师和作家，于1605年10月19日生于伦敦，1682年去世。英国哲学家和联想主义心理学家。出生于苏格兰的柯库布里郡的柯克麦布雷克，逝于伦敦。他在爱丁堡长大，求学于伦敦，并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布朗是 J.斯图尔特的弟子和助手，并共同拥有道德哲学教授职位达 10 年之久。他的讲稿《人的心灵哲学演讲集》，在他死后不久即发行于世。他继承苏格兰的传统并把它转化为联想主义，对联想主义心理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布朗把联想主义改称为提示原则。

他的父亲是一位商人。布朗性格怪癖，常有新奇的想象，代表作《医生的宗教》、《瓮葬》等。他的散文以文辞华丽著称。他一边行医，一边凭自己的意气和兴趣搞一些哲学研究和随心所欲的考古。1658年，布朗研究了从瓦尔兴恩原野中出土的几十只骨灰瓮，他认为是古罗马人的东西，于是写出《瓮葬》这一著作，诗歌《爱情》就出自本书。

“我生性羞涩，交往、年纪和游历都未能使我颜厚心冷；但我却有一份中庸之性，是我在别人身上很少见到的，那就是对于死亡，我是羞耻甚于恐惧。它是我们天赋中的瑕污和耻辱，能在转瞬之间，使我们形丑貌陋，从而惊吓我们的密友、发妻和子女。地里的飞鸟和走兽，以前出于自然的恐惧而听命于我们，如今却完全忘记了臣道，并且啄食我们。每念及此，我便心中飘摇，真想沉没于深渊，省得死去被人看到，让人怜悯，受那些惊异的眼神，也省了他人再有说道：

Quantum mutatus ab illo（你变得不像他了！）”中文版缪哲译文，译者缪哲在序言里介绍作者其人，引用了后代作家的评价，称其为“幽默家”，是因为他“在最平达、最深刻的见解中，总是杂有一些怪诞不经的成分，有的是属于表达风格的，有的却是属于思想上的”。（很想读译文版）看到一句书评“人心离这类幽默感越来越远的今天，这样的努力，会不会显得更加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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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瓮葬》二师-搜狐博客

秋夜，躺在床上耽读托马斯·布朗（ＴｈｏｍａｓＢｒｏｗｎｅ）的《瓮葬》，令人生出许多旷世同怀之感。按照约翰逊在《布朗传》中的说法：“在这部书里，他以超常的博学，论述了古代民族的丧葬礼俗，铺叙了他们处理死人的不同方法，并对诺福克灰瓮里的物品，细加考探。在他的所有作品里，能见其博闻强记的，当无过于此书。”《瓮葬》不过一部遣兴之作，而布朗却上下钩沉，一时间碎金灿然，盈书满纸，借用蒲松龄的自况，称得上是“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而美国作家爱默生，则从书里嗅到“每个词语，都散发出坟墓的气息”。看来，托马斯·布朗这种行文基调，仿佛此时窗外祭祀亡灵的烛光烟火一般，难免让人恍兮惚兮。

　　《瓮葬》开篇，托马斯·布朗在写给他的对考古有同好的朋友葛罗斯的献函中，开宗明义地说：“当丧火的柴堆熄灭，最后的道别已过，人们向入土的亲友永诀，却未料到后来会有好事者就这些骨灰发表议论，骸骨能留存多久，他们并无过去的经验，故想不到后人的这一番评论。”由葬火想到送葬亲朋，又从送葬亲朋想到锉骨扬灰，这自然是布朗玄想的诡谲。这种生前身后事的种种偶然性，在布朗眼里，只能用命运的无常来解释。因此，他想到了当世之人：“可谁又知道自己尸骨的命运，或者说，自己要被埋葬几次？谁又能料见自己的骨灰是否会星散四离？……”

　　也真是命运弄人，１８４０年，布朗的尸体也因偶然施工被人掘出，考古学家菲奇（ＲｏｂｅｒｔＦｉｔｃｈ）还对他的头骨作了考察。布朗的出生与辞世恰在同一天，这些偶合，正是布朗本人最感兴趣的。对死以及死后的“存在”，西方人在基督教的长期影响下，都被看成是和生一样现实的问题。不过，即使是布朗这样峨冠博带的温和派，在逸兴遄飞之时，也忍不住卖弄一下英国式的幽默与狡狯：“基督教徒常常为了入殓的死人如何摆放而大伤脑筋，聚讼不休，而烧成骨灰放进瓮中，就可以免了这些口舌之辩。”

　　其实，《瓮葬》的陈义，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人总有一死，人间的得失不必计较，生死、荣辱，一切皆属偶然，即《圣经·传道书》中所说“一切都是虚空”而上帝永恒之意。这自然是《瓮葬》思想的出口，但最能益人神智的，倒是布朗引领读者穿行的那些知识与典故的迷宫。似乎是尼采说过，谁陷入了迷宫，谁就永远不会去寻求真理，只会专心去寻找阿德里阿涅（和她的线团）———而阅读《瓮葬》，我却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线团（似是而非的）指引，变得以迷宫本身的魅惑为乐了。

　　《瓮葬》前部主要写古代和各国有关丧葬的风俗习惯和信仰，以及由此引起的议论与考证。有的民族以为火葬有净化作用，印度婆罗门教以自焚为最尊贵的死，而古代迦勒底人则认为火葬玷污神明。布朗也根据穆修斯的航海记，谈到中国人不取火葬和瓮葬，而“使用树木和大量烧祭品，他们在墓旁植一株松柏，在上面烧掉大量的纸画———奴仆、车马，并以这些画中的扈从为满足；而在化外之民看来，它们与实物是浑然不分的”。

　　布朗注意到：“对于死人之物，古人是过于纵诞了；有人用人骨取乐，耍把戏的人，则耍弄死人的骷髅。”这里用典，出自罗马诗人派特罗尼乌斯的讽刺诗第３４首。其实，由骷髅想到生死，是中外文人走不出的“鬼打墙”———拜伦的诗里，就有以骷髅作酒杯的句子。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五幕一景中，王子看到两颗骷髅，不免感叹这是一生辛苦的结局。中文典籍里，骷髅也常被提及。“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檄以马捶。”子列子适卫，从者也见到了“百岁髑髅”。曹植《髑髅说》中，也有“顾见髑髅，块然独居”的句子。至于以骷髅作杯事，我国古亦有之。《汉书·张骞传》：“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战国策》：“赵襄子最怨知伯，以其头为饮器。”庾子山《哀江南赋》所谓“燃腹为灯，饮头为器”，亦正指此。不过，这些饮器目的是为泄愤，与拜伦的骷髅杯的意义自不相若。读《瓮葬》而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之慨，故略缀数语，或可补苴罅漏。

　　可见，在布朗的书里，每一则神话和典故，都仿佛一面魔镜，足以照耀出内心的某些层面，以及我们从昏昧走向成熟的每一个脚印。可以说，对于骸骨的迷恋，让布朗在《瓮葬》中化混沌为秩序，并且以文化与追忆的吉光片羽和幽默感，照亮了灵魂的暗夜。所以，查尔斯·兰姆评价：“当我看到这些晦暗但却华丽的文字时……我似乎是在俯瞰一座深渊，在深渊的底部埋藏着无数珠宝；也可以说它是由一座怀疑与苦想构成的宏伟迷宫，我愿意唤醒作者的魂灵，引导我穿过它。”

　　科学史家怀特海认为，在布朗生活的十七世纪，现代哲学呈现出三个极端，一是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另外两个极端，则是物质或精神的一元论。但这种玩弄抽象概念，并不能克服十七世纪科学思想方法中“具体性误置”所引起的混乱。而读过布朗《医生的宗教》、《流行的假知识》、《流俗的谬误》以至《瓮葬》后，也可以觉察到，他偏爱用罗马神话中的双面神詹纳斯来作比喻。其实，布朗本人正是一个詹纳斯式的人物：他一张脸朝着过去，有中世纪的古怪、狂信与迷信，另一张脸对着将来，有着十七世纪发展起来的情理态度与科学精神。而在神秘主义思潮的支配下，两者往往盘郁错杂———比如布朗习惯以科学的态度，通过分析巫术或以信仰的规矩，来解释科学。这也印证了他的夫子自道：“世界上有两本书，从这两本书里我获得神学，一本是上帝写的，另一本是上帝的仆人———大自然。”

　　所以，布朗远离尘嚣，寝馈经史，以古代与异域的僻典自娱，并沉湎于自然的怪异现象之中，就像千百年来埋在瓮中的骸骨：“这些死人的骸骨，早已超过了玛士撒拉的年寿，埋在地下一米深的地方，和一堵薄墙之下，上面坚固而华贵的大厦早已倾颓，它仍完好，地面上三次征服军的战鼓和脚步掠过，它仍静静地安息，若能保证自己的遗骨能如此长久，哪一位君主不会高兴地说：当我只剩下残骨时，我愿这样静静地安息。”

　　在书里，布朗说道：“人们失去理性，是以宗教为甚的，在这里，石头与利箭往往会造成殉道者；既然一个人的宗教，在他人看来是狂悖之举，那么讲述古人的葬仪及其根由，是需要读者不以苛刻为心的。”这是《瓮葬》中，令我钦服的十七世纪西方学人宽容的和解精神———关于怎样和谐地安顿宗教与科学、理智与情感，避免偏执与苛刻。

　　在华丽而散漫的巴洛克式文风的抚慰下，布朗捧着残瓮，点起鬼火，将一颗疲惫不堪的灵魂还给了我们。“既晞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葬。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陆士衡《吊曹孟德文》中的这几句，也是我所偏爱的。此时油然忆起，与布朗的《瓮葬》似乎是两镜对照，映出无限深度。掩卷之余，我不禁怀疑，经过几百年智识与技术的洗礼后，我们也许丧失了心灵与记忆的富饶丰盛，换来的是一片干干冷冷的理性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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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美妙歌声的女海妖赛莲，她在诱惑水手时，唱的是哪一首歌？为了不让勇士阿基里斯参加必死的特洛伊之战，母亲让他混进女人堆，阿基里斯当时用的又是什么化名？这些固然都是难解之谜，但还不至于无从推测起。

——托马斯·布朗爵士，《瓮葬》

人类的心智特征中，有种名为“分析能力”的特质；然而，这种特质本身却很难加以“分析”。当有人在某时某地发挥了此项特质，平庸如你我，所能做的就是大大“赞叹”而已。拥有绝佳分析能力，无疑是种相当珍贵的特质；而我们之所以会这么认为，是因为发现深具此特质的人，不但“热衷”、而且“乐于”发挥此道。一个人会对自己的绝佳分析能力深感自豪，就像是一个体格健壮的人，对于自己锻炼肌肉的成果感到满意的道理是一样的。对于拥有心智分析特长的人，即使是外行人看来很琐碎的事情，他也一样能从中得到极大乐趣；他喜欢解谜语、解难题、解难辨的文字，他在解答过程中发挥出的机敏睿智，总会让人直呼“不可思议”、 “太神啦”！他之所以能解答难题，不只因为深谙解题方法，事实上，必须得归功于敏锐的观察力。当然，解决难题的能力或许可通过钻研数学来增进。（深谙高段数学能力，就算是拥有分析能力了吗？）然而，数学上的计算能力和心智上的分析能力仍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举例而言，一个棋手，他或许善于计算，但不代表他善于分析；也就是因为这样，一般人都大大误解了玩国际象棋所应具备的心智特质，大家都以为国际象棋下得好的人，一定擅长计算或分析。不过读者您可别误会，我现在并不是要写什么与心智分析能力相关的专论，我只是想在故事开始之前来个有意思的开场白，这开场白只是我个人很随意的一些观察所得罢了。因而，我想借此机会谈谈我对“下棋”这件事的看法。我认为比起技巧复杂且讲究的国际象棋，看似不起眼的国际跳棋反而需要更高的心智思考能力。在国际象棋中，每只棋子都有其不同的步法，变化很多，很复杂，因而经常被人误解成一种很深奥的棋戏，然而它的特色只是步法复杂罢了。因此下国际象棋时，一定得非常专注，一分心就会容易发生失误，下场不是痛失兵将，就是通盘大败；走棋的步法越是纷乱多样，就越可能导致失误，也正因为如此，玩国际象棋会赢的人，十个人中有九个是赢在心智的专注力，而非心智的敏锐力。相反，国际跳棋所有棋子的步法就只有一种，毫无二致；变化性不大，发生失误的可能性也大为降低，棋手要比较的，就是个人的心智敏锐度。心智敏锐度的高低，决定了每个人下棋的技法巧妙程度。假设有两个人在下国际跳棋，双方都各剩两只国王棋子，这下，显然毫无其他分心的可能；无疑，任何一方想获胜，必须绞尽脑汁，走出胜着才行。

一般性招式已经不管用了，棋手要去设想、识破对手的棋路；很多时候，最后的赢家用来使对方方寸大乱的一着，往往都会出人意料。

一直以来，惠斯特牌戏的特色，就是以玩家具备高计算能力著称。许多脑筋好、智商高的人，都会莫名地爱上惠斯特牌戏，而且基本都认为国际象棋只是小意思，不值得花时间与精力在上头。毫无疑问，所有益智游戏中，再也没有比玩惠斯特牌戏更需要分析能力的了。在基督教国家里，国际象棋下得好的人顶多只能算是最佳棋手；但惠斯特牌戏玩得好的人，则意味着在各式各样需要运用此特质的领域里，他都能善用自己的心智分析特长，获得成功。（请注意，我是指在正当合法的情境之下，“精通” 此道的人能充分掌握、理解所有蛛丝马迹，使自己大获全胜；当然，这些线索消息不仅多且繁杂，需思虑足够细密的人才能掌握，凡夫俗子根本难以企及。）如果一个人观察事物时足够专注，那他一定能牢记这些事情。

因此，倘若有个国际象棋棋手，他理解所有惠斯特牌戏的规则，而且观察力、记忆力绝佳，那么他一定能把惠斯特牌戏玩得很好；这就是说，一个记忆力良好以及熟悉牌戏规则的人，一定可以玩好惠斯特牌戏。熟悉牌戏规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玩家还得在牌局中默默观察和推敲才行。

每位玩家都会各自做观察，但观察到的信息却各有不同，重点不在于观察之后是否做了正确的推敲，而在于观察的品质究竟如何。玩家们是和“人 ”一起玩牌戏，因此千万不能只把注意力放在牌局本身，也得仔细观察“ 其他玩家”才行。他得仔细观察搭档的神色，与此同时，还得与其他对手的神态进行比较；他必须猜想其他人如何分类手里的牌；他必须从其他人看着手里每一张牌的神情，来判断对方拥有几张王牌或大牌；他必须从其他人的表情变化来判断敌情：他们是自信？是惊讶？是得意？是懊恼？有了这些观察技巧，玩家就应该能从某人收起一叠牌的神情动作，看出此人是否有自信赢下一叠牌；玩家还能从某人把牌丢出来的神情，看出此人是否故意制造假情报，纯属虚张声势。一个厉害的玩家可以从以下这些敌情动作，敏锐洞察出牌局的真正情势：某人讲出了某句漫不经心的话；某人在不小心掉了或翻开一张牌时，发现他企图想掩饰些什么，是焦虑，或根本只是漫不经心：其他人如何计算及整理所赢牌墩；其他人脸上的表情变化，是困窘？是迟疑？是急切？是慌张？如此一来，出了两三圈牌之后，一个厉害的玩家对其他人手里有些什么牌应当了然于心，感觉上像是对别人手上的牌一览无遗，之后，便能有十足的把握精确出牌。

一般人常把“心智分析”特长和“聪明机灵”特质混为一谈，然而，这是不正确的。一个擅长心智分析的人，肯定聪明机灵；但一个聪明机灵的人，却往往不见得善于心智分析。聪明机灵的人当然也具备推敲、归纳事物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并不一定只有聪明机灵的人才能拥有；即使是近乎白痴之人，也常常被认为具有某种神秘的推理归纳能力，因此那些关注精神心理课题的作家们，往往对他们深感兴趣。奇怪的是，竟有所谓的 “骨相学家”（声称可以从人类的头骨形态，判断一个人的心智能力或特质）指出，推敲、归纳事物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因而自有另外独立的器官掌管（这个观点已被证实是无稽之谈）。可是无论如何，一个聪明机灵的人再怎么擅长推敲、归纳，也不代表他拥有突出的心智分析特长，这两种人的心智特质即使很类似，也不能将他们混为一谈，他们仍是天差地别的两种人。换句话说，或许可以举“喜爱幻想”和“善于想象”为例，事实上，聪明机灵的人一定很“喜爱幻想”，但擅长心智分析的人肯定“善于想象”，想象力丰富。

-----爱伦坡《莫格街凶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