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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国人在反封建的同时，汉语几乎成为“打倒”的对象，文言文被当做封建的代称，失去了普及的意义，欧化句子和“洋泾浜”言语日趋流行，汉语其实已经发生了严重问题。西方语法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进入中国，汉语随之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吸收了很多西方语言系统、描写、音系和音位的概念。 逐渐发展至今，除了语法，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内容已经从教育领域撤除，其中的一部分又在受着猛烈地批判，更离开了普及领域。而那些对西方形态语言和拼音文字适合的观念和方法，一旦到了中国语言学的顶层，有两个不言而喻的思想被无形中凝固在我们的研究中，一个是“形式化”，另一个是“抽象”。这让我们清楚的看到，用西方的语言学思想来统帅汉语的局势，在一个世纪以前已经形成，习惯成自然，现在我们不自觉地还在接受着。 1906年6月，章太炎先生出狱后到日本，在东京成立国学讲习所，9月开讲，演讲的第一个题目是《论语言文字之学》，在这篇讲演稿中，章太炎一开始就说：“今日诸君欲知国学，则不得不先知语言文字。此语言文字之学，古称小学……此皆当以音为主，而训诂属焉，其于字形，略不一道，合此三者，乃成语言文字之学。” 章太炎先生将包含音韵、文字、训诂之学的“小学”，改造成“语言文字之学”，一方面将字本位的“小学”，改造为语言文字并重的“语言文字学”，对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发展，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章太炎的“国故”并非主张一切都以中国为好，也不是西方先进的文化都不可学习，在他的理念里，浸透着继承与借鉴都要以己为中心、求先进、图发展的强国愿望。同时要看到自己母语文化的特性，自己历史传统的特性；不可放弃自己的优秀文化而盲目崇尚西方、全盘西化。失去自我的语言研究，必会削弱母语，背离语言和传统文化不能取自域外的至理。 如果从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看，中国近代语言学史，应当给章太炎将旧“小学”转变为“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重要的地位，以之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起点。这并不是说，“小学”是不要改造的；但这个起点会把我们引导到遵循汉语的特点来研究语言，让语言学对中国文化的普及、基础教育的进步、全民素养的提高、中国信息的传播起到应有的作用。 中国语言学崇尚西方、轻视传统的不良影响，至今都没有完全消除。解放以后，20世纪初产生的问题不但没有被纠正，反而顺势之下， 有所加重。表现之一就是语言学的人文性受到更大的冲击。50年代学习苏联，《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有对中国语言学有绝对的影响，其中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盲目学习、未加识断，使其中片面的地方也被吸收，对汉语语言造成了更大的伤害。语言是工具”的思想彻底否定了“文以载道”的合理性，仅仅把语言看成“器”，看做一种符号，一种形式。 近年来，评估制度中反映出的崇洋媚外，对语言学的西化倾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能取之域外”的汉语语言研究的优劣要国外说了算，一个中国语言学学者的成就要看国外学者的评价甚至亲疏态度来衡量。研究中国语言学的学者不出国甚至硬性地不能评高级职称。制度的制定者甚至忘记一个早已普及的文化定律，“对于文化，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的”。 我们的语言学国际化，应当是创造自己民族语言的精品来与海外对话，是以自主创新的成就获得话语权，不是每天想着用汉语的事实来证明西方的论断都是正确可用的——当然，有一部分是可用的，我们自然应当吸收。评估制度引发的功利追求，功利追求形成的时潮，时潮带来的盲目性，使我们自己的语言学传统，公然被歧视、被摒弃，受着颇有力度的冲击。而其中一个十分显着的问题，就是冲击语言的人文性。 启功先生有一个极为生动的比喻，他说韵律是汉语的血小板，没有它，不成为正常的血液。韵律像陷阱，想躲它，一不小心就掉进去。单句里不能说的，对句里都能说，散文里不能说的，韵文里到处有。没有形式的意合法，不具标记的内在范畴，形成一种“文气”，充满了特例。语言文字都是负载文化的，如果我们连文化都抽象掉，把人文性抛弃，它还能是真正的汉语汉字吗？失掉了语言文字学的人文性，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 年青一代语言学的人才，越来越失去了真正汉语的语感。胸中的经史、诗书渐渐缺乏。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好文章，都变成了一句一句的例子，甚至句子也拆成一个一个的词来研究。自古以来的“道”与“器”的关系被破坏了，我们的前辈语言学家具有的文气、文采很难找到了，几代老一辈学者对汉语汉字醇厚的感觉也越来越少了。语言文字学变得干涩无趣，在普及层面、在教育领域，很少被阅读者喜爱，即使出现在中学的教科书中，大多数学生也只是为了考分而被迫学习的。 中国自西周开始，语言文字就与教育相生。“礼、乐、射、御、书、数”——“书”是识字，当然属于语文；“数”的教科书《九章算术》一直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学）同科，古代数学是用语文的方式编写的；“礼乐”要训练，但观念、规范写在经书《礼记》上，也要阅读文本，理解文意，其实也是基于高级语文。射箭和驾车虽属于武科，然而“射御”在“礼乐”的覆盖下，首先是要阅读和理解文本的。所以，中国自古至今的一切教育，均以作为载体，从而形成“文以载道”的目的。 现在的语言学研究对语文教育的切入度少得可怜。语法要分专家语法和教学语法，似乎专家语法就应该不能在教学里用。词汇、语义在语文课里应当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的研究也不能介入。说到汉字，小学一至三年级，应当以识字为主，带动阅读；三年级以后以阅读、写作为主，增强识字。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古代传统教育识字的经验最为丰富，“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可是，汉字的字理至今不能系统进入小学识字教学，不能通过字理关联语义。 中国几千年的语言文字都不仅仅是语言形式，而是带着思想、载负情感、富有文化、凝聚美感的话语和篇章。培养学生的国文能力，需要引导学生长期的积累，积累的不只是几条形式化的规律，更多的是具体环境中的言语经验和优质的母语语感。现有的语言学研究插不上手，与语言文字学人文性的失落应当是有关系的。 把人文性排斥在语言学之外的一些观念，已经越来越显性化了，这样做，我们将越来越远离语言的艺术，更会越来越失去对语言教育的话语权。问题不止这一个方面，这只不过是最关键的问题。事实说明，20世纪初期语言学在当时环境下产生的问题，今天并没有解决，我们面临的抉择，仍然是是否要正确对待自己的优秀传统，是否要自信、自觉地立足自己的母语的抉择。 处理好中与西、今与古的关系，做到语言学的自主创新，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至关重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这将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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