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死因，引发知识界一桩公案……

gs老张 2019-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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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力量看似巨大，实质却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常常遭遇语言无力表达的绝境，也许沉默可以救场。话语和沉默是语言系统这个硬币的两面。正因为和沉默相对，话语的力量才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

原文：《语言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作者 |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教授王馥芳

图片 | 网络

福柯的死因引发知识界的一桩公案

1984年6月25日，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去世。福柯的死因引发了知识界的一桩公案。关于福柯的死因，官方的说法是其死于与败血症并发的神经系统疾病。但是，此后一直有传言说福柯是死于艾滋病。有人证实福柯于死前的那个冬天曾打电话给其朋友说他已经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另外，福柯的一个朋友在福柯死后看了他的日记，他说：“福柯在1983年11月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知道自己患的是艾滋病。可是，因歇斯底里的缘故，可以将其忘却’。”（樱井哲夫，姜忠莲译，2001：7）

福柯对其身患艾滋病至死缄口不言或者说至死不“自供”的事实，受到知识界很大非议。曾是福柯朋友的历史学家、哲学家保罗·阿伦·让公开对此表示批评：“他对艾滋病保持着沉默，所以我不高兴。因为那是由羞耻而来的沉默，而非一个知识人的沉默。这沉默难道不是与他所宣扬的完全相反吗？！”（樱井哲夫，姜忠莲译，2001：8）。保罗·阿伦·让对福柯的批判被媒体大肆刊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此进行强烈反驳和论战的是与福柯同居了二十三年的菲尔·达尼埃尔，他阐述了福柯对于“自供”的看法：“福柯在权力问题的理论构架的论述中设定了自供。他提示到，自供本身并没有价值，通常，自供被用于刑事的调查程序之中。”

到底该如何看待和理解福柯生前不公开他得了艾滋病一事呢？福柯对此事的沉默真的是“由羞耻而来的沉默”吗？作为时代斗士，作为一个致力于“冲破社会禁忌以确立其理论”的先锋性实践者，作为被认为是萨特死后法国思想界的“帝王”，福柯内心真的对自己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感到羞耻？

“自供性”话语的理解悖论

对于这些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拟从心理语言学的视角来探讨。要较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引入“自供”这个概念。

“自供”本是个法律术语，指犯罪嫌疑人自我招供或者供述与案情相关的事宜。在法律意义上，“自供”是一种有罪推论：只有有犯罪嫌疑的人才应该“自供”，无犯罪嫌疑的人无需自供。基于“自供”这个概念衍生出了“自供性”话语，其主要指个体公开供述一些属于个人隐私性质的、且通常不为社会传统或规约所理解或接受，甚至是反社会传统或规约的信息。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自供”是一种“标记性”话语表达方式。“标记性”的含义主要有二：一是，“标记”自供者的身份。一旦说话者把自己置于自供者境地，就意味着他潜意识中认为自己具有某种与正常人不同的“标记性”特征；二是，“自供”的内容势必具有某种隐私性或者非比寻常性，因为普通的内容无需自供。

一般人多把“自供性”话语理解为自供者对与自身有关的某些隐秘性信息的供述。但仔细分析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维特根斯坦（黄正东、唐少杰译，2010：44）指出：“没有人能够诚实地说他自己是一个废物。因为如果我这样说了，尽管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但这仍然不是他人据此可以识破我的真相；否则我或者会发疯，或者会改变自己。”在这段话里，维特根斯坦揭示了“自供性”话语的理解悖论：表面上看，“自供性”话语是一些私密信息的供述，但仔细分析却发现，不管是何种“自供性”话语，其一经说出，实质上就被下意识地打上了某种“标记”。对这种“标记性”话语的解读是多维的：除了供述之外，其还下意识地“标记”了自供者和“自供”内容的非比寻常性。与这种非比寻常性相关联的情绪或情感多半是羞耻、内疚、发泄、自责或反省。只因这些关联性情绪或情感是自供者潜意识里的，故一般人很难捕捉到。

有鉴于在20世纪八十年代艾滋病被看成是同性恋这种有悖伦理道德的“有罪”行为的“罪恶之果”，故任何人对同性恋和艾滋病的“自供”都意味着，其在下意识里对其同性恋身份进行了公开的社会“异类标记”，而这种社会“异类标记”在某种程度上实质是迎合社会对同性恋和艾滋病的排斥。有鉴于福柯在其有关权力论述的理论构架中对“自供”进行了设定，故福柯不可能不知道“自供性”话语的理解悖论。加之以福柯的时代斗士身份，其在同性恋和艾滋病问题上，绝不允许自己有任何迎合世俗看法或与世俗妥协的嫌疑。在我看来，这也许就是导致福柯至死沉默不言的两个主要原因。

语言的力量及其局限性

可是，用沉默来对抗“自供性”话语的理解悖论真的那么有力吗？沉默难道不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吗？要理解这两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语言的力量以及它的局限性。语言是有力量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语言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维特根斯坦（黄正东、唐少杰译，2010：15）如是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

语言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出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所不同。作为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进步对于哲学进步的决定性作用：“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哲学确实没有进步，我们仍然忙于解决希腊人探讨过的相同的问题。然而，说这种话的人不懂得哲学为什么不得不如此。原因在于我们的语言没有变化，它不断地诱使人们提出同样的问题”。影响哲学进步的因素有很多，维特根斯坦却将其主要归因于一个以往从未被考虑在内的因素——语言。这一看法虽然有失偏颇，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聚焦性关注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语言的本质：语言的工具性价值之外，更具有思想形塑能力。用认知语言学的术语来说，语言的工具性特征之外，还具有思想主体性本质。此外，福柯还说，话语即权力。

语言的力量看似巨大，实质却受到很大的限制，限制来自多方面。其中一个主要的限制来自语言自身。语言对世界的描述在本质上是图式性的，即粗线条性质的。而世界万物的精度却可以在原子级别上再无限精确。因此，语言在刻画世界极微精度的时候往往不但词穷，甚而完全失语。另一个主要限制来自于我们概念系统的认知无意识本质。认知语言学创始人之一Lakoff 和他的合作者 Johnson在他们1999年合作出版的《具身哲学》一书中声称，最新的认知科学研究证据显示：思维在本质上是无意识的，无意识思维占比高达95%，而有意识思维占比只有约5%。基于思维的无意识本质，语言所能表达的只是有意识思维结构中极小的一部分，根本无法表达思维系统中的绝大部分内容。

如此，在思维中航行，我们势必常常遭遇语言无力表达的绝境。如何化绝境为妙境呢？也许，这个时候可以救场的唯有沉默！鲁迅曾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很充实，当我开口说话，就感到了空虚。”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则说：“凡是可说的事情，都可以说清楚，凡是不可说的事情，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缘何沉默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由于语言源于话语，而话语的产生打破了沉默。因此，可以这么说，话语和沉默是语言系统这个硬币的两面，话语是正面，沉默是反面。没有沉默，话语的力量就失去了依托。正因为和沉默相对，话语的力量才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在很多时候，沉默都是充当话语的底板和底色，对话语的力量起着支撑作用。但当我们遭遇表达绝境的时候，能够救场的唯有沉默！这时候，沉默从话语的背景变身为前景，成为“无言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