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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如何，离了婚的徐志摩，在回到剑桥（即他笔下之康桥）之后，似乎体会到了生活“更大的愉快”。他的写诗的冲动，应该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在《猛虎集序言》中讲到当时的情形： 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又说：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那还顾得了什么美丑！我在短时期内写了狠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 徐志摩突然结束在剑桥的学习，启程回国，是在1922年8月。林徽因早于去年10月先行回国了。仿佛离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样，在剑桥，他又一次放弃了可能取得的博士学位。也许他惦记着林徽因，也许他思念着离别五年的家乡及“最爱的父亲” 和“可怜的娘”，也许他听到了师友对他的召唤，不管怎么样，以他的性格，还是说走就走，绝不拖延。 实际上，1921年12月11日，舒新城写信给梁启超，报告解决中国公学风潮的情形，以及今后发展教育事业的计划，已经提到徐志摩。他说，要想干一番大事业，只有师生与朋友最可靠，因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在一起相处久了，情意融洽，纵有错误，亦可谅解。如果是外人，骤然相遇，不论思想如何一致，始终客客气气，决难同甘共苦。所以他建议：“中国公学委城与南陔（刘秉麟）、东荪三人办理，君劢、志摩则分在南开讲演，公则往南京讲演（最好请百里设法在东南大学设自由讲座），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岂再如今日之长此无人也。” 舒新城这里所说，应该是梁启超欧游回国后开始推进的振兴中国文化，即所谓“中国文艺复兴”庞大计划的一部分。实现这一计划，最急需的莫过于优秀人才。因此，催促徐志摩回国是很自然的，并不奇怪。 图：梁启超
图：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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