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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34年，五丈原将星陨落，“六出祁山”成为诸葛亮最后的绝唱。此后，蜀汉政权再也没有大规模北伐的战事，直到公元253年，姜维才重启北伐。距诸葛亮逝世，已经整整过去了20年。 这20年间，除了镇北大将军王平坐镇汉中迎击来犯的曹爽、夏侯玄，蒋琬坐镇汉中筹划出汉水东征上庸，以及姜维曾几次率领“小分队”出击雍州，发动了一些边境骚扰战外，后诸葛亮时代的整整20年，蜀汉都没有再向魏国发动过大规模战役。 这20年，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几乎被完全“删节”，给读者的印象是：姜维继承了诸葛亮的北伐大志，继续书写着可歌可泣的英雄悲歌。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诸葛亮死时，姜维年方32岁，正值壮年，而到姜维终于可以领军北伐时，他已是一位52岁的老将了。这20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休养生息了整整20年的蜀汉政权，又再度由姜维领衔向魏国发动北伐战争？在《三国志·蜀书·姜维传》中，对于姜维独当一面，正式走向历史舞台的记载是这样的：“十六年春，（费） 卒。夏，（姜）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这里的“十六年”，即蜀汉延熙十六年，亦即公元253年。关键的信息是，费 死了。费春天才死，姜维便于夏天出兵。 那么，后诸葛亮时代的蜀汉重臣费 ，又是怎么死的呢？据《三国志·蜀书·费 传》，“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 欢饮沈醉，为循手刃所害。”也就是说，费 死于刺杀。正是因为费 遇刺，姜维出兵才扫平了最终的障碍。 在后诸葛亮时代的前20年里，费 作为鸽派的代表，一直不主张对曹魏用兵，魏国的降将哪怕是心念故国，又有什么必要刺杀鸽派的费 呢？ 费遇刺与姜维北伐的一前一后，给历史留下了一个新的谜团。费 遇刺，既得利益者并不是曹魏政权，而是蜀汉政权中的鹰派。蜀汉鹰派的领袖是谁？姜维首当其冲。刺杀费 的幕后黑手，我们有理由把姜维锁定为头号嫌疑人。 但即便把姜维锁定为刺杀费 的头号嫌疑人，送上“历史法庭”，姜维亦会被无罪释放，因为证据不足。姜维虽然有铲除费 的动机，但细究之下，依然是疑点重重，尤其有说不通的地方。仅就蜀汉内部的鹰鸽之争来看，这是一个死结，但若将历史推理的视野放宽，把吴国鹰派诸葛恪以及费 遇刺之前的吴国政坛惊变，作为变量“借”过来，费 血案背后的故事就变得惊心动魄起来了。 登场的演员除了姜维、诸葛恪之外，或许还有夏侯渊之子夏侯霸，以及南疆战神张嶷和蜀汉政坛的新贵陈祗，当然，刘禅的戏份也会很足。 01.蒋琬“东征” 在诸葛亮死后，姜维掌握兵权前，蜀汉政权后主刘禅之下的二把手先后是蒋琬和费祎。为了更好地梳理后诸葛亮时代的前20年，我们有必要把蒋琬、费祎、姜维这三位后诸葛亮时代的蜀汉顶梁柱的活动脉络理清楚。以表列之。 后诸葛亮时代的第一位掌权者是蒋琬。诸葛亮“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嘱琬。’”由此可见，蒋琬是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蒋琬做得相当不错，在丞相逝世后，蜀汉政局得以平稳过渡。 《三国志·蜀书·蒋琬传》是这么勾勒蒋琬升迁轨迹的，“（诸葛）亮卒，以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 从上表可以看出，蒋琬和费祎都先后任职尚书令，费祎和姜维亦曾共录尚书事，所以，先有必要把“尚书令”和“录尚书事”说清楚。 尚书令是一种官名，始置于秦朝，本为少府的属官，负责管理少府文书和传达命令，西汉时沿置，官职并不大。西汉成帝时，随着朝廷的政务趋于繁琐，尚书的权力开始日益庞大，实行分曹治事后，尚书令逐渐成为对君主负责一切政令的首脑，但因为并没有脱离少府序列，品级依然不高。东汉章帝时期，“录尚书事”开始成为一种官名，录尚书事代表掌握最高民政实权。诸葛亮亦曾以丞相之名“录尚书事”。一言以蔽之，谁官至录尚书事，谁就等于民政大权在握，而尚书令则是通往录尚书事的必由之路。 诸葛亮死后的四五年内，蜀汉和曹魏之间并无战事，甚至魏吴之间亦无大规模战事。三国时代，因诸葛亮的陨落，和平了有四五年光阴。短暂的和平之后，蜀汉政权再度开始蠢蠢欲动。 后主刘禅的第二个年号是“延熙”，熙是“振兴”的意思，结合刘禅的第一个年号——“建兴”来看，延熙的意思应该是希望国运继续兴旺。这一年是公元238年，当年正月，曹魏方面，司马懿带领大军兵伐辽东，意在一举剿灭公孙渊势力。在蜀汉政权看来，魏军主力北上，是一个重启伐魏的大好时机。更何况，此时魏明帝曹叡病危的消息应该也传到了蜀境。 继承刘备和诸葛亮遗志伐魏的时机终于到了！据《三国志·蜀书·蒋琬传》记载：“延熙元年，诏琬曰：‘寇难未弭，曹叡骄凶，辽东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纠结，与之离隔。（曹）叡大兴众役，还相攻伐。曩秦之亡，胜、广首难，今有此变，斯乃天时。君其治严，总帅诸军屯住汉中，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 这道诏书的意思是说：时代变了，辽东三郡因为不满曹魏政权的暴政，已经宣布独立，辽东的燕王公孙渊更是被蜀汉政权视为了陈胜吴广之类的人物。在蜀汉政权看来，伐魏的时机到了，蜀汉可以和东吴一起，东西夹击。在这样的时局背景下，大将军蒋琬入驻蜀汉北门户汉中，做好伐魏准备。次年，蒋琬由大将军升职为大司马。 蒋琬为大司马时，姜维是蒋琬的司马，相当于参谋。蒋琬继承了诸葛亮的伐魏之志，但并没有“萧规曹随”，而是打算重新开辟一条伐魏路线。在蒋琬看来，诸葛亮出秦川，路途艰险，“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 不是由汉中北伐，而是由汉中东征。根据蒋琬的战略部署，如果蜀汉水军沿着汉水、沔水东下，攻克上庸，那么，在东南方即可与吴国夹击魏国的荆州北部，如果继续东北进军，亦可进逼宛洛，这样就绕开了诸葛亮的战略目标雍州和凉州。不过，因为蒋琬旧病复发的原因，这一伐魏计划被耽搁了，只沦为纸上谈兵。 蒋琬这一“破天荒”的伐魏构思，如果得到吴国支持，由吴军从江陵出兵北伐襄阳，的确可以形成掎角之势。但蜀汉政权内部对蒋琬的“大胆”有所顾虑，“众论咸谓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 这来自成都的讨论基本就给蒋琬的战略定了性，认为这种伐魏战略如果胜了还好，如果失败，退路会很麻烦，“于是遣尚书令费祎、中监军姜维等喻指。”喻指就是开导的意思。姜维和费祎不同，是自蒋琬屯兵汉中时就跟随过来的，可以说是蒋琬战略的讨论者之一，而尚书令费祎是被刘禅从成都派来的。三国志的史书，对蒋琬、费祎、姜维之间的军事战略讨论并未记载，但最终结果是：蒋琬放弃了东征。 在屯兵汉中的第六个年头，蒋琬向朝廷上书表示了自己在汉中屯兵六年却寸功未立的遗憾，认为虽然魏国强盛，但只要蜀汉和孙吴能够并力，即使不能灭魏，也可以打下魏国的一些城池。但遗憾的是，吴国在这六年间的伐魏亦以失败告终。所以，在与费祎等商量后，蒋琬放弃了东征计划，决定还是沿用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攻打凉州。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蒋琬屯兵汉中时期，蜀汉并无大规模伐魏的战役，但姜维曾多次率领偏军西入，对魏进行了一些骚扰战。蒋琬修正了战略，表荐姜维为凉州刺史，让其西进凉州，如果姜维西征顺利，蒋琬的大军就作为后续力量支援。同时，蒋琬看中了战略要地涪县，这里水路交通发达，可灵活面对各种战局。所以，蒋琬从汉中往涪县。三年后的延熙九年，蒋琬病故于此。 纵观后诸葛亮时代的蒋琬掌兵，虽有伐魏之志，但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并未与魏国发生真正的大规模交战。蒋琬掌权的时代，对于蜀汉政权而言，是和平的10余年。蒋琬的接班人费祎，则比蒋琬更加保守，是不折不扣的鸽派领袖。 在蒋琬时代，姜维和费祎有无矛盾呢？从史书记载看不出来。但前表显示，姜维在延熙五年，便督偏军从汉中还往涪县，比蒋琬至此早了一年。这是一个细节，其中的转折点，就是费祎。据《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延熙）四年冬十月，尚书令费祎至汉中，与蒋琬咨论事计，岁尽还。五年春正月，监军姜维督偏军，自汉中还屯涪县。六年冬十月，大司马蒋琬自汉中还，往涪。” 也就是说，费祎抵达汉中后，蒋琬才彻底放弃了自己的东征战略。先让姜维还屯涪县，自己后一年才到。而在此之前，费祎已经回成都复命去了。费祎在蒋琬东征战略的破产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里埋下伏笔不谈，在本文的最后，我们再重新点出。 02.费祎遇刺 延熙六年，费祎从尚书令升为大将军，还没上任多久，魏国就发动了伐蜀战争，魏国的大将军曹爽和征西将军夏侯玄进兵汉中。姜维、蒋琬先后离开汉中后，汉中的守将是镇北大将军王平。王平在兴势据敌，大将军费祎从成都出发，蒋琬等屯住涪县的大军为后续挺近，但费祎还未到汉中时，曹爽就战败撤军了。 费祎和蒋琬不同的是，蒋琬虽并未真正意义上伐魏，但尚有战略蓝图，费祎则没有。 必须注意的是，裴松之在补注《三国志》时，在陈寿写到蒋琬之死处，补充了一则来自《魏略》的史料：“琬卒，（刘）禅乃自摄国事。” 蒋琬死于延熙九年，蒋琬死后，蜀汉政权的二把手自然是官职仅次于大司马的大将军费祎。但第二年，刘禅就提拔姜维为卫将军，与费祎共录尚书事。卫将军是个什么官呢？简单地说，在东汉-三国时代，大将军依然是最大的将军，往下是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再往下就是卫将军了，刘备时代，蜀汉的马超和张飞分列骠骑将军和车骑将军。 蒋琬死后，大将军是费祎，骠骑将军一度是胡济，车骑将军是邓芝（邓芝逝后，夏侯霸接任），再往下就是卫将军姜维。不过，大将军之职在三公之上，而卫将军在三公之下——尽管经过刘禅提拔，姜维已经和费祎共录尚书事了。 姜维伐魏，继承了修订版的蒋琬伐魏蓝图，但均“不克而还”，陈寿将矛头指向了费祎。据《三国志·蜀书·姜维传》：“（姜）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 这么短短一句话，费祎为鸽派，姜维为鹰派的格局就已跃然纸上。官大一级压死人，姜维要打，费祎也不拦着，但总是不让姜维打得尽兴，首先在兵力上就不让姜维痛快。 从赴汉中劝阻蒋琬东征开始，费祎就一直以鸽派的面目出现于蜀汉政坛。费祎阻止蒋琬东征，裁制姜维西征也有自己的理由。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其所著的《汉晋春秋》中收录了费祎的理由。费祎对姜维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费祎很谦虚，认为自己远远不如诸葛亮，只能等待新的“能者”出现。费祎在认为自己远远不如诸葛亮时，用了“吾等”一词，意思就是说姜维和他一样，都不如诸葛亮，所以目前不能伐魏，只能等。 哪怕姜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费祎也不认为姜维能竟诸葛亮之志。姜维两次西征受掣肘，蜀汉政权的两位实力派人物的矛盾终于白热化！ 延熙十六年，岁首大会，魏国降将郭循刺杀费祎。在蜀汉政权的鸽派代表费祎遇刺后，鹰派领袖姜维才开始真正登上属于他的历史舞台，蜀汉政权对曹魏的连年北伐在沉寂20年后终于再次拉开了序幕。 ——郭循是谁？ 03.真假郭循 关于费祎遇刺，《三国志·蜀书·费祎传》中的记载非常简略：“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费）祎欢饮沉醉，为循手刃所害，谥曰敬侯。”《三国志·蜀书·后主传》的记载则是：“十六年春正月，大将军费祎为魏降人郭循所杀于汉寿。” 关于费祎遇刺在《三国志·蜀书》中还有一段，出自《张嶷传》，“嶷初见费祎为大将军，恣性泛爱，待信新附太过，嶷书戒之曰：‘昔岑彭率师，来歙杖节，咸见害于刺客，今明将军位尊权重，宜鉴前事，少以为警。’后果为魏降人郭脩所害。” 《费祎传》和《后主传》写的是郭循，《张嶷传》写的是“郭脩”，在《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中写的依然是“郭脩”。“循”和“脩”，在汉隶属中字形相近，但《三国志》为陈寿所著，即使是字形相近，在描述同样的事件时，陈寿理论上应该不会把同一个人的名字写错，我们有理由怀疑，郭循和郭脩是同一个人，“降”后改了名字，在魏时叫郭脩，在蜀汉时叫郭循。故在下文中，除了引文外，统一使用郭循这个名字。 在《三国志·魏书》中，曹芳朝廷还特意为郭循下了一道诏书。“八月，诏曰：‘故中郎西平郭脩，砥节砺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将姜维寇钞脩郡，为所执略。往岁伪大将军费祎驱率群众……道经汉寿，请会众宾，脩于广坐之中手刃击，勇过聂政，功逾介子，可谓杀身成仁，释生取义者矣。……’”尔后，对郭循进行了追封。另据《魏氏春秋》，“（郭）脩字孝先，素有业行，著名西州。姜维劫之，脩不为屈。刘禅以为左将军……” 结合上述史料，可以还原一下郭循的轨迹。郭循活跃在魏国凉州西平一带，有些名望，官职是中郎。然后姜维的偏军骚扰了西平，并在战斗中擒住了郭循。为了安抚降将，刘禅让郭循官职直升，从中郎将摇身一变，成为左将军。 将军的官职大小依次是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当时费祎是大将军，夏侯霸是车骑将军，姜维是卫将军，郭循以“新降将”的身份成为左将军，可见刘禅对其重视程度。 姜维、夏侯霸和郭循都是魏国降将，但有本质的不同，姜维早在20多岁时就归降蜀汉，后诸葛亮时代的20年都为蜀汉政权效力，是一步步爬上来的，属于蜀汉政权自己培养的人才；夏侯霸是名将夏侯渊之子，在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后，因担心受到迫害故而亡命蜀汉，而且夏侯霸和刘禅多少有些亲戚关系，其堂妹是张飞之妻，所生的两个女儿先后被刘禅立为皇后，所以邓芝死后，夏侯霸接过了车骑将军的职位；至于郭循，尽管有些名望，但并非家世显赫，能在极短时间里成为左将军，更多的是蜀汉政权的一种态度。 与姜维同一时期降于蜀汉的天水旧臣还有梁绪和尹赏。在魏国天水太守马遵的麾下，姜维是中郎，梁绪是功曹，尹赏是主簿。后来姜维在蜀汉平步青云，梁绪和尹赏混得也不差，前者生前官至大鸿胪，后者生前官至执金吾。这也是蜀汉政权对魏降人的一种态度。 延熙十六年岁首，大将军费祎设宴，郭循在宴会中，趁着费祎“欢饮沉醉”，将其刺杀。魏国在当年八月的诏书追封显示，郭循在刺杀费祎后，自己也没能逃走，否则便不会有“故中郎”之说。 作案需要动机，郭循是否有刺杀费祎的动机呢？按理说，郭循若有意杀身成仁，便不该归降，其子嗣仍在魏国。从魏国诏书可知，郭循刺杀费祎的消息传来后，魏帝 “追封脩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谥曰威侯；子袭爵，加拜奉车都尉，赐银千鉼，绢千匹”。 对郭循而言，即使“身在汉营心在魏”，也没有必要与费祎同归于尽，刺杀费祎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他很清楚，刺杀蜀汉二把手，而且是在公众场合刺杀，只有死路一条。 鸽派领袖费祎采用的国策是防御性的国策，费祎主政期间，蜀汉并无大规模向魏用兵的意图，即使是鹰派的姜维请战，费祎也处处掣肘。刺杀费祎后，既得利益者只会是与费祎“共录尚书事”的姜维，这一点郭循不可能不知道。如果郭循是个“爱国者”，就不应该刺杀费祎，从而把鹰派姜维推上前台。 所以说，郭循刺杀费祎的动机并不充分。何况郭循当时的身份已经是左将军，在蜀汉政坛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只要有机会，理应能爬得更高，这相比在推行九品中正制的魏国仕官，要少奋斗好几十年。郭循何苦要做一个像聂政一样的刺客呢？ 所以说，最有动机刺杀费祎的，就是姜维，只要费祎死了，姜维用兵就可以不再受限。果然，费祎尸骨未寒，姜维就发动了诸葛亮死后20年，蜀汉对魏的最大规模用兵。 一个必须要解开的秘密是，郭循是哪一年归顺蜀汉的？《三国志》并无年份记载，但《资治通鉴》有，据《资治通鉴·嘉平四年》：“汉姜维寇西平，获中郎将郭循。”嘉平四年，即公元252年，亦即蜀汉的延熙十五年。 这一年，大将军费祎被允许开府治事。次年，费祎遇刺。郭循是姜维带回来的人！更有意思的是，延熙十五年姜维入寇西平，在《后主传》和《姜维传》中均无记载，在费祎掌权时代，姜维的边境骚扰战只记载了两次（见前表），一次是延熙十二年，一次是延熙十三年。 如果真正的郭循早已身死，而刺杀费祎的“郭循”是姜维的死士呢？说得通！据《傅子》：“（姜）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脩布衣之业。”“阴养死士”四个字说明，姜维手下养了一批为其卖命的人。在西平的骚扰战中，姜维擒获了郭循，他有能力把真假郭循掉包。 早在延熙十二年、十三年的两次小规模伐魏时，姜维就吃够了费祎的苦头，只有除掉他，姜维的出兵才扫平障碍。 所以说，我们并不认为真正的魏降人郭循有刺杀费祎的动机，动机姜维才有。同时，姜维有能力安排这一场刺杀血案，只要用手下的死士冒充郭循至蜀为官即可。 04.刘禅立场 虽然说姜维是第一嫌疑人，有充足的作案时间和动机，但真正的元凶就一定是他吗？还有一些疑点需要扫清。 第一，郭循的刺杀目标究竟是谁，如果想死得轰轰烈烈，留名青史，刺杀刘禅肯定比刺杀费祎更壮烈，更“恐怖主义”。第二，作为蜀汉政坛的二把手，费祎之死对于魏、蜀、吴三国而言，都是一件重大的国际新闻，蜀汉之主刘禅对此案的态度如何？第三，姜维凭什么认为，费祎死后，刘禅就会让鹰派势力抬头，而不是换一个新的鸽派领袖，继续奉行费祎的防御性国策？ 下面分而述之。 在魏国的史料中，郭循是有刺杀刘禅的计划的。据《魏氏春秋》，“姜维劫之，脩不为屈。刘禅以为左将军，脩欲刺禅而不得亲近，每因庆贺，且拜且前，为禅左右所遏，事辄不克，故杀也。” 这段史料是说，郭循被俘后，一开始并不屈服，即使刘禅为了安抚人心，封他做了左将军，他也不为所动，还想着刺杀刘禅。只不过因为戒备森严，每次想接近刘禅时，都被刘禅的侍卫喝退，所以退而求其次，刺杀了费祎。 关于这段史料的真伪，补注《三国志》的裴松之也提出了疑问，在他看来，做一个像聂政、介子一样的刺客，一定得有自己的道理，要么是为了报恩，要么是出于利益，虽然当时魏国和蜀汉是敌对国，但并没有灭国以至于家破人亡的深仇，同时郭循在魏国的食禄也不高，仅仅是个中郎将，在蜀汉却是左将军，犯不着。裴松之还认为刘禅是“凡下之主”，费祎是“中才之相”，刺杀了二人中的随便哪一个，都不影响魏和蜀汉的政治关系。刺杀刘禅和费祎，既没有利，也没有义。 从另一方面来说，就算郭循拎不清，脑袋短路，偏想刺杀刘禅，那么，在一次次地图谋不轨后，郭循的目的就应该已经暴露了。一定会被刘禅拿下审问，进而正法，怎么可能刺杀刘禅未遂后，还有机会刺杀费祎呢？ 所以，《魏氏春秋》的描述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溢美之词，毕竟魏国的诏书中已经给郭循案定了性，认为是大功一件。为了神化郭循的“义举”和“壮胆”，给郭循在蜀活动增添了“政治正确”的属性。第二种可能则是此消息是蜀汉自己放出来的，费祎死了就死了吧，总比皇帝被刺杀要好。 第二个问题是，费祎死后蜀汉政坛发生了什么？前文已述，在《三国志·蜀书·后主传》的记载中，仅有春正月费祎遇刺，紧接着就是姜维在夏四月伐兵，并没有关于费祎死后鸽派和鹰派论战的记载。 虽然诸葛亮死后，刘禅未再设丞相，蒋琬死后，未再设大司马，但作为开府的大将军，费祎之死理应是头条新闻，但蜀汉政权看上去依然很平稳。鹰派的姜维策动了诸葛亮死后20年最大规模的北伐，此后连年北伐。 第三个问题是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来的，费祎死后，姜维并非第一时间接任了大将军之职，直到费祎死后的第三年，即延熙十九年春，姜维才进位大将军。 对于鹰派人物姜维登上历史舞台的巅峰，主导了一系列北伐战争，蜀汉政坛内部的鸽派还是持有意见的，而且意见相当大。比如张翼、谯周、诸葛瞻和董厥。 据《三国志·蜀书·张翼传》：“（延熙）十八年，（张翼）与卫将军姜维还成都，维议复出军，唯翼廷争，以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据《三国志·蜀书·谯周传》：“于是军旅数出，百姓凋萃，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孙盛的《异同记》也交代了后费祎时代的姜维政敌——诸葛瞻与董厥：“瞻、厥等以（姜）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宇代维故事。” 但是，任何廷论、上书，都阻挡不了姜维的北伐之志。从延熙十六年夏北伐开始，在之后五年内，姜维没有一年不出兵。但姜维北伐与诸葛亮不同，诸葛亮是军权政权一把抓，当时刘禅尚幼，国事一切有赖于诸葛亮。但蒋琬死后，刘禅就已经开始自摄国事了。有人支持出征，有人反对出征，最终拍板的不可能是姜维，也不可能是张翼谯周诸葛瞻董厥之类，而必须是刘禅。 从姜维连续五年用兵来看，刘禅是支持鹰派的，与鸽派的谯周站在对立面的是鹰派的陈祗。陈祗这个人有必要一提。陈祗是蜀汉故司徒许靖的外孙，被费祎提拔任用。延熙十四年，尚书令吕乂卒，陈祗接替吕乂成为尚书令，掌管蜀汉政务大权。 《三国志·蜀书》对陈祗的描述是：“大将军姜维虽班在祗上，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祗上承主旨，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维。”陈祗死时，“后主痛惜，发言流涕”。说明在后费祎时代，陈祗才是刘禅最宠爱的大臣，虽然官职仅仅是尚书令和镇军将军，但“权重于姜维”。姜维领兵在外，谯周表示反对，与之论战的是陈祗。 上述引用《张翼传》的文字，“唯翼廷争”的“唯”很重要，这说明殿堂之上只有张翼反对出兵。这表明蜀汉群臣反对姜维出兵也无济于事。 这些史料糅合在一起，可以得出结论，刘禅的立场是站在鹰派姜维这一方的。 再回到第二个问题，就不难解释了，刘禅不愿意过分追究、喧嚷费祎之死，是因为刘禅的态度对鹰派、鸽派的立场，已经有了明显的转变。费祎死后，姜维可以尽情出兵。 所以，即使姜维是策划刺杀费祎的幕后黑手，这件事刘禅或许也是支持的，甚至有可能是在他的安排下完成的。 回答完上述三个问题，新的问题就来了，刘禅有什么动机除掉费祎？费祎除了是大将军外，更是刘禅的亲家。费祎次子费恭，显名当世，娶了刘禅的女儿，不过早卒；费祎的长女更是配了刘禅钦点的太子刘，为太子妃，一旦刘禅驾崩，蜀汉的第三代皇帝就是刘，费祎的女儿就是皇后，费祎就是国丈。更何况，早在刘禅被刘备立为太子时，费祎就是刘禅的太子舍人。所以，刘禅有必要清理费祎吗？这是一个推理的盲点。 即使刘禅的国策由保守转为激进，由反战变为主战，只要自己执意坚持，费祎也必须转变立场。刘禅有什么理由让费祎非死不可呢？ 刘禅不一定是拍案决定刺杀费祎的最终决策者，但逃不开对此事睁一只闭一只眼的态度。只有刘禅态度暧昧，才可以让费祎被刺案不了了之。刺客已经锁定是郭循，这桩刺杀朝廷命官的血案如果深究下去，就会调查到姜维身上，比如，姜维是怎么把郭循擒获的，目击者是谁？等等。官司缠身的姜维又怎么会在费祎死后短短三个月就兴师北伐？ 所以，要解开这个谜题，就必须弄清楚，刘禅的立场为什么转变为支持北伐？ 刘禅登基时年仅17岁，一切有赖于刘备的托孤大臣诸葛亮，但娃娃皇帝也终有长大的一天。魏帝曹芳，继位时尚幼，但其长大后终于还是不愿让司马师把控朝政；吴帝孙亮，继位时亦尚幼，但其长大后亦不愿让孙把控朝政。 刘禅亦如此，蜀汉姓刘，不姓诸葛。诸葛亮死时，刘禅已经27岁，早已成年。从诸葛亮死后蜀汉不再设丞相一职就可以看出，刘禅已经逐渐有了“夺权”的念头，所以蒋琬终其一生也只做了大司马，未及相位。蒋琬死后，刘禅开始自摄国事，那一年，刘禅39岁。二把手的官越做越“小”，第一个二把手是诸葛亮，他是丞相，第二个二把手是蒋琬，他是大司马，第三个二把手是费祎，他只是大将军。费祎死后三年，姜维成了大将军，但姜维的实权还不如费祎，在刘禅身边还有自己提拔的陈祗，也“权重于维”。 史书、《三国演义》以及口口相传中，刘禅因为“乐不思蜀”以及亲信宦官黄皓，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昏庸的皇帝，所以成了“扶不起的阿斗”。但历史上真实的刘禅却未必如此，皇帝身居内宫，很多事依赖宦官，宠信宦官，并不是衡量一个皇帝是英明还是昏庸的唯一标准，亲信官宦，在历史上更不是刘禅开的先河。 刘禅谈不上是一位英明的皇帝，但坐稳帝位四十年，不被废掉，也是一种本事，至少，刘禅是一个合格的皇帝。但是从刘禅不断弱化“二把手”的权力来看，刘禅对权术之道是有自己理解的，并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皇帝。 在“分权”方面，刘禅做得相当不错。延熙六年，因为大司马蒋琬的病情，费祎升职为大将军，同时录尚书事，费祎正式取代蒋琬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蒋琬这个大司马只剩下一个“虚职”。延熙九年，蒋琬死后，刘禅大力提拔姜维，升职为卫将军，与费祎共录尚书事，分了费祎的权。 “分权”的人事管理办法，随着刘禅年龄的增长越发成熟，刘禅逐渐地开始实施了“一官二任”的新尝试。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后来接下了姜维升职大将军后留下的卫将军的位子，但刘禅没有让诸葛瞻独自录尚书事，而是让董厥与诸葛瞻“并平尚书事”。刘禅当政至蜀灭亡前，有名可考的车骑将军先后是吴壹、邓芝、夏侯霸，而夏侯霸之后，连车骑将军也被刘禅一分为二，张翼为左车骑将军，廖化为右车骑将军。 这些历史的细节，都表明，刘禅自从亲自摄政以来，就不愿意再出现第二个诸葛亮，不愿意让任何一个官员独揽大权，蜀汉的天下是自己的，自己才是天子。谁想成为第二个诸葛亮，谁就是摸了刘禅的老虎屁股。 费祎摸了刘禅的老虎屁股吗？摸了！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中有一则易被忽视的信息：“（延熙）十四年夏，（费）祎还成都，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复往汉寿。”“望气”是一个风水术语，望气者通过风云的变化，做出凶吉的预测。费祎是延熙十一年出屯汉中的，三四年后回了成都，被风水先生“指点”了一番后就离开了成都，去了汉寿。 费祎作为蜀汉政坛的二把手，一不待在前线，二不待在首都，却去了汉寿。这是为什么？因为“都邑无宰相位”。这六个字非常关键，只有费祎问询了自己有没有宰相的“命”，才会被回答“无”，有问才有答！这说明费祎是有计划进阶为相的！ 没有丞相的命就没有吧，费祎又为何要离开刘禅的身边，“往汉寿”而去呢？很显然，这是刘禅的旨意，刘禅不愿意让费祎继续待在身边，但也不愿意再让费祎回到汉中前线执掌兵权，就把费祎派往了汉寿。延熙十五年，刘禅允许费祎以大将军的身份开府治事。又一年，费祎在汉寿被郭循刺杀。 所以说，刘禅没有让费祎必死的理由，却有了不爽他的先兆。这样一来，费祎遇刺，对刘禅而言就不再是一件揪心的事了。刘禅钦点的尚书令陈祗死时，“后主痛惜，发言流涕”，但费祎遇刺时刘禅有悲痛么？至少史书没有记载。 费祎遇刺这么重大的“国际头条新闻”，史书就“轻描淡写”了一下，这桩有关蜀汉政权对魏战略的重要转折，就像轻风翻书一般，翻篇了。 费祎有可能触及了刘禅的底线，这个问题找到了史料的支撑，但刘禅对魏国策的转变，又缘何而起呢？就算刘禅策划了刺杀费祎事件，或者刘禅巴不得有人除掉费祎，但如果刘禅不支持姜维伐魏，那大可以寻找一个费祎的接班人，寻找一个比费祎更听话的接班人，继续采取防御性国策便是。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刘禅立场的转变呢？ 只从蜀汉政权内部来推理，我们很难得出结论，但把思考的舞台转向东方遥远的吴国，我们的线索就多了起来。 05.吴国鹰派 在把推理的舞台放在吴国前，我们有必要把费祎遇刺的时间轴及期间的吴蜀关系重新梳理一遍，并把吴国大将军诸葛恪的活动轨迹加进去（见表）。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宋朝词人辛弃疾所写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的下阕，“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写的是孙权，但那是孙权年少时。自公元241年，孙权兵分四路伐魏战败后，至252年孙权驾崩，整整十年，吴国都与蜀国一般，未再发动大规模对魏作战。 陆逊死后，诸葛恪迁为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替陆逊领荆州事。孙权病重时，将诸葛恪召回，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诸葛恪成为孙权的头号托孤大臣。孙权逝后，幼帝孙亮继位，拜诸葛恪为太傅。 魏国欺负孙权新逝，幼帝尚弱，便发动了侵吴战争，吴国众将在诸葛恪的指挥下，取得了东兴大捷，这一战，魏军“死者数万”。尝到甜头的诸葛恪开始筹划大规模伐魏，甚至可以说，心高气傲的诸葛恪在掌握实权后，就已经有了伐魏之志，哪怕没有被动防御的东兴大捷，诸葛恪伐魏的计划也不会改变。 对于魏国和吴国的国力对比，诸葛恪是清楚的，诸葛恪知道，只有蜀和吴联动，东西并举，才能让北伐有胜利的希望。公元241年，孙权四路伐魏战败，原因有很多，但蜀国的大将军蒋琬在汉中屯兵不动，也是原因之一，这其间的利害关系，并不是“新兵”的诸葛恪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但是，蜀国的实权在费祎手上，费祎比蒋琬更保守，是更典型的鸽派，如果费祎依然不出兵，诸葛恪伐魏的气势和战斗力就都会削弱一半。在外交上，诸葛恪必须做文章。 晋时的常璩在其《华阳国志·刘后主志》中是这么记载延熙十五年的。“吴主孙权薨，子（孙）亮立，来赴，吊之如古义也。”这一年的蜀汉政坛，大将军费祎当国，卫将军姜维分任军政，尚书令吕乂分管民政，同年吕乂死了，新一任的尚书令是陈祗。 借着孙权驾崩的吴蜀外交往来，吴国方面接见蜀国使者的不可能是年仅10岁的娃娃皇帝孙亮，必然是二把手诸葛恪。在外交往来中，诸葛恪必然向蜀汉政权的高层阐明了吴国的伐魏之志。这一大志，和刘禅达成了一致意见。 孙亮继位时，年方10岁，这或许会让45岁的刘禅想起了自己刚刚登基时的光阴。吴国的政治班底发生了洗牌，对魏战争沉寂了10年，由鹰派领袖诸葛恪决定重新拉开序幕。那么，对魏战争沉寂了20年的蜀汉，是不是也该有所作为了呢？诸葛恪极有可能唤醒了刘禅血液中的豪情壮志，这笔“生意”，成交！ 蜀延熙十六年，吴建兴二年的春天，诸葛恪筹划出兵，派出司马李衡往蜀游说姜维，希望姜维共同举兵，这才有了姜维的四月出兵。据《汉晋春秋》记载，李衡是这么对姜维说的：“古人有言，圣人不能为时，时至亦不可失也。今敌政在私门，外内猜隔，兵挫于外，而民怨于内，自曹操以来，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举伐之，使吴攻其东，汉入其西，彼救西则东虚，重东则西轻，以练实之军，乘虚轻之敌，破之必矣。”对此，姜维“从之”。 再度联合北伐大幕的开启，由诸葛恪主导，但诸葛恪派出的使者不是去说服刘禅，而是姜维，这说明得到了刘禅的默许。这不可能是诸葛恪第一次使蜀策动联合伐魏，在之前应已通过外交与刘禅达成了政治大方向的共识。派使者去见姜维，只是商谈细节问题，比如约定出兵时间等。 所以说，依据前表，结合孙权驾崩的时间节点，就可以推论出是吴国鹰派的抬头，策动了姜维的联合北伐。这一切只有在孙权死后才得以实施。至于诸葛恪是如何说服刘禅转换国策的，已经不重要了。 还有一点不可不察的是，费祎之死，对于蜀汉政坛而言，姜维并非唯一的既得利益者，还有陈祗！费祎把尚书令的位子让出来后，董允接任，董允死后，吕乂接班。孙权驾崩同年，吕乂也死了，蜀汉政坛的新一任尚书令是陈祗。 只有费祎死了，陈祗才有可能从尚书令变成录尚书事，由此，姜维分管军政，陈祗分管民政。与姜维一样，陈祗亦是费祎之死的既得利益者。 虽然史书并没有记载姜维与陈祗的私交，但姜维领兵作战，蜀汉朝中元老谯周继承了鸽派的衣钵表示反对时，陈祗站了出来与谯周力辩。陈祗是姜维最可靠的“盟友”。所以，如果给费祎之死的幕后黑手列一串嫌疑人名单的话，具有重大嫌疑的亦少不了陈祗。 至此，大致可以还原出一个有可能的、隐藏于历史夹缝中的恐怖故事：延熙十四年，孙权病危，吴国鹰派诸葛恪走上了历史舞台的巅峰，准备重启伐魏，为了寻求蜀国的支持，诸葛恪在孙权逝后，说服了姜维和陈祗，但最重要的是说动了刘禅。同年，从汉中回到成都的费祎有了称相的企图，此举激怒了刘禅，加上诸葛恪的唆使，刘禅有了除掉费祎的念头，并扶植真正的自己人——陈祗上位，所以支开了费祎，让他离开成都去了汉寿；延熙十五年，姜维出西平，打了一场没有被《三国志》记载的魏国边境骚扰战，并在战斗中擒获了郭循，但这可能是刘禅的授意；真正的郭循早已经战死沙场，被刘禅提拔至左将军的郭循只是姜维的死士，刘禅同意让费祎开府，只是为了用工作拖住费祎，不让他再度离开四川盆地的腹地回到“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汉中北门户；延熙十六年岁首，费祎在汉寿召开岁首大会，凭着左将军的身份，死士“郭循”有资格参会，并在年会中刺杀了费祎。费祎之死，对刘禅、姜维、陈祗都有好处：对于刘禅而言，大权历经诸葛亮-蒋琬-费祎三臣后，重新收回到自己手中；对于姜维而言，北伐战略可以继续推进；而陈祗则接掌了最大的胜利果实，将蜀汉的民政大权纳入囊中。 所以说，看似是蜀汉历史上最大谜团的费祎遇刺血案，经过上述推理，就说得通了。 费祎之死，拉开了吴蜀重启北伐大业的序幕，但准确地说，并不是费祎之死，而是孙权之死。在诸葛亮时代，费祎是出使吴国最多的蜀汉使臣，深得孙权喜爱，孙权死后，除掉费祎，自然便成了诸葛恪有动力去促成的一件事。 如果给“刺杀费祎”的“共犯”列出一个“黑名单”的话，仅仅只有刘禅、姜维、陈祗、诸葛恪四人吗？未必，可能还得再加上两人：张嶷和夏侯霸。 06.“先知”张嶷 之所以要把费祎之死和诸葛恪联系在一起，有一个关键的人物不可忽视——张嶷。 上文我们引用史料时，已经提及过，张嶷曾经提醒费祎要提防刺客，不宜和降将走得太近。张嶷一语成谶，他为什么准到哭？ “先知”张嶷并非只预言了费祎被魏降人郭循刺杀，另有一件。在诸葛恪兴兵伐魏前，张嶷曾致书诸葛瞻，希望诸葛瞻劝阻诸葛恪伐兵。《三国志·蜀书·张嶷传》全文记载了这封《与诸葛瞻书》：“东主初崩，帝实幼弱，太傅受寄讬之重，亦何容易！亲以周公之才，犹有管、蔡流言之变，霍光受任，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赖成、昭之明，以免斯难耳。昔每闻东主杀生赏罚，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召太傅，属以后事，诚实可虑。加吴、楚剽急，乃昔所记，而太傅离少主，履敌庭，恐非良计长算之术也。虽云东家纲纪肃然，上下辑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虑邪？取古则今，今则古也，自非郎君进忠言于太傅，谁复有尽言者也！旋军广农，务行德惠，数年之中，东西并举，实为不晚，原深采察。” 陈寿在收录了这封书信后，又补充了一句：“（诸葛）恪竟以此灭族。（张）嶷识见多如是类。”收录《与诸葛瞻书》的史料，陈寿是为了衬托张嶷很有见识，但这则史料在本文中不这么用。 诸葛瞻是诸葛亮之子，诸葛恪是诸葛瑾之子，而诸葛瑾是诸葛亮之兄，即诸葛恪是诸葛瞻的堂兄，所以张嶷才认为“自非郎君进忠言于太傅，谁复有尽言者也！”张嶷和诸葛恪并无交情，吴国伐兵，亦不干张嶷的事，诸葛恪北伐，蜀汉响应，才是张嶷所担忧的。在张嶷看来，目前并非吴蜀联并伐魏的最佳时机，应该“旋军广农，务行德惠，数年之中，东西并举，实为不晚”。 吴大将军、太傅诸葛恪只是吴臣，并不指挥蜀汉的战力，能拍案蜀汉伐兵的，看上去是卫将军姜维，但真正拍板的，还是刘禅。张嶷必然是知道参与诸葛恪的联合北伐计划是刘禅的旨意，自己去劝说刘禅说不动，才想到诸葛瞻。 后费祎时代，能同时在刘禅和诸葛恪面前说得上话，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的话，只能是诸葛瞻。一方面，诸葛瞻是诸葛恪的堂弟，但对于刘禅而言，诸葛瞻也是亲家。在17岁那年，诸葛瞻娶了刘禅的女儿，和费祎的次子费恭一样，都是蜀汉的驸马爷。 张嶷致书诸葛瞻希望劝阻诸葛恪的时间节点，是诸葛恪取得了东兴防御战的大胜后，开启北伐合肥新城前，所以只要诸葛瞻能够劝服诸葛恪暂缓伐兵，刘禅和姜维也就好说了。 结合张嶷“先知”了诸葛恪会大举伐魏以及事先提醒费祎严防刺客这两件事来看，我们只能说：张嶷知道得太多了！张嶷不是算命先生，能把两则预言同时算得“准到哭”，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张嶷是一个知情人士，甚至是诸葛恪联蜀伐魏，甚至联手做掉费祎的策划者之一。但张嶷从蜀汉社稷的角度考虑，不愿意深度卷入这起政治阴谋。 关于郭循的身份，如果按照前文的推理，是姜维的死士“冒充”的，那么在蜀汉政界，必然瞒不过一个人的眼睛，那就是夏侯霸。 公元249年，夏侯霸因曹爽被司马懿诛杀而亡命蜀汉。在此之前，夏侯霸一直活跃在西部战线，并多次和姜维交手。即使和郭循素未谋面，夏侯霸无法看出真假，但也能做到一问便知，更何况夏侯霸是蜀汉的车骑将军，郭循是左将军，官职都不小，总有机会会面的，而且同为魏国降将，同在蜀汉被重用，两人有机会遇上定会把酒言欢，好好叙叙旧。如果郭循是假的，很多问题就会一问三不知，夏侯霸完全可以察觉。 所以，夏侯霸应该也是费祎遇刺血案的知情人士，否则，假郭循必然逃不过夏侯霸的火眼金睛。 夏侯霸和张嶷有无交集呢？有！陈寿在其另一部著作《益部耆旧传》中说了一则张嶷和夏侯霸的小故事：“时车骑将军夏侯霸谓嶷曰：‘虽与足下疏阔，然讬心如旧，宜明此意。’嶷答曰：‘仆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讬心乎！原三年之后徐陈斯言。’有识之士以为美谈。” 夏侯霸曾主动攀交张嶷，说虽然我和你不熟，但愿意成为“托心之交”。张嶷却非常能装，你和我不熟，我和你也不熟，何必呢？能不能成为小伙伴，三年后再说吧。 在《三国志·蜀书·张嶷传》中，陈寿是这么刻画张嶷的：“放荡少礼，人亦以此讥焉”。为什么夏侯霸攀交的对象不是张翼，不是廖化，不是谯周，而是张嶷呢？我们有理由怀疑，张嶷和夏侯霸一样，都是刘禅在转变对魏国策时，托出联吴伐魏计划的人，夏侯霸知道了张嶷也是“自己人”后，才试图去“搞基”。 可惜，张嶷并不是铁打的盟友，刘禅、姜维、陈祗、诸葛恪、夏侯霸的策划是一回事，张嶷可能也被刘禅拉了进来，但并没有表态，或者根本就是对魏国策转变的政治异见者，所以夏侯霸碰了个钉子。 长期镇守南疆的张嶷有可能也是刘禅的心腹吗？至少陈寿在《益部耆旧传》中点明了刘禅对张嶷的态度——“后主深崇之”。 张嶷死得很壮烈，因为风湿，已经行动不便，连走路都得拄着拐杖，但在延熙十八年的姜维北伐中，仍把张嶷带上了。在全军撤退时，留下张嶷在狄道殿后拖延时间，最终张嶷与魏国的追将徐质交战，死于战场。如果是殿后，姜维完全可以委派一名年富力强的战力，何必要派重病在身的张嶷呢？这摆明了就是不想让张嶷活着回来，这场撤退战，张嶷注定是牺牲品。 张嶷在出征前，也做好了战死沙场的心理准备，临行前，张嶷“辞后主曰：‘臣当值圣明，受恩过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陨没，辜负荣遇。天不违愿，得豫戎事。若凉州克定，臣为藩表守将；若有未捷，杀身以报。’”张嶷这番大义凛然的话，让刘禅哭了。 如果刘禅真的心爱张嶷，即使姜维点名要张嶷出征，刘禅也可以让这位南疆老将留下，但刘禅并没有，虽然内心有些触动，但还是让张嶷出征了。 综合刘禅和姜维的安排来看，如果张嶷是费祎遇刺案的知情者，且为合作不积极者的话，借战场除掉张嶷，也就是一种政治上的秋后算账了。毕竟，如果费祎遇刺是出于刘禅的意思，这件事是无法公开说的。张嶷也知道此战自己很难再活着回来了，已经有了必死的觉悟。 所以，加上张嶷和夏侯霸后，我们不妨再把费祎遇刺的“恐怖故事”重新润色一下，使其更加饱满： 延熙十四年，吴帝孙权病危，吴国鹰派诸葛恪走上了历史舞台的巅峰，准备重启伐魏，为了寻求蜀国的支持，诸葛恪在孙权逝后，说服了刘禅，刘禅钦点了几个“自己人”，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姜维、夏侯霸、张嶷和陈祗。 同年，从汉中回到成都的费祎有了称相的企图，此举激怒了刘禅，加上诸葛恪的唆使，刘禅有了除掉费祎的念头，而且费祎的女儿是太子妃，如果自己有了什么不测，刘继位后，极有可能镇不住国丈费祎，从此蜀汉的天下，有可能不再姓刘，而是姓费。大约在此时，刘禅就已经考虑好了让陈祗顶上费祎的位子，所以支开了费祎，让他离开成都去了汉寿。 夏侯霸给刘禅和姜维献了一个损招，指点姜维在延熙十五年，打了一场没有被《三国志》记载的魏国边境骚扰战，在战斗中擒获了郭循，并让姜维的死士冒充他。“郭循”来到蜀境后，被刘禅册封为左将军，夏侯霸进行配合，为假郭循的身份进行圆场。 张嶷的立场比较暧昧，不太愿意让诸葛亮死后整整20年的和平岁月因诸葛恪的野心而毁于一旦。所以刘禅找了张嶷密谈后，张嶷持反对意见，张嶷只知道了一个大概，但因立场的原因，并不是刘禅团队的核心知情人员。张嶷不愿意费祎出事，又不能违背刘禅的意思，只能以最委婉的方式提醒费祎提防刺客，尤其是身边的魏国降将；同时，张嶷把希望压在诸葛瞻身上，希望诸葛瞻能劝阻诸葛恪的伐魏。这是张嶷的“双管齐下”，但张嶷的努力最终还是化为泡影。 延熙十六年岁首，费祎在汉寿召开岁首大会，凭着左将军的身份，死士“郭循”得以与会，并刺杀了费祎。尔后，在刘禅的支持下，蜀汉政坛的鹰派势力开始抬头。 由于刺杀费祎来自刘禅的策划或者默许，所以刘禅控制了局面，不让费祎之死的舆论怀疑进一步扩大，费祎遇刺案在“郭循”伏诛后就彻底结案，不再深究。通过一系列的新人事安排，刘禅扶植了陈祗上位，作为民政实权的执掌者，进而让费祎之死对政局稳定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北伐序幕重启后，对于不合作的张嶷，刘禅和姜维秋后算账，安排了他战死沙场，留下一世英名。 07.“猎鹰”秘史 蜀汉政坛内部的鹰鸽之战，以费祎之死而告终，姜维、陈祗胜出，分揽军政、民政大权，沉寂了20年的蜀汉鹰派势力终于抬头，诸葛亮死后20年最大规模的北伐终于重启了。这是属于姜维的时代。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把费祎遇刺血案给剖析完了，但还剩下一个余论。 费祎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真的有称相的野心，从而导致刘禅心生厌恶吗？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需要有两面性，费祎是一个“能吏”，能被诸葛亮、孙权赏识，自然有其过人之处，费祎主政期间，也无重大过失，甚至在频频出使吴国之际，也能与吴国第一“口才帝”诸葛恪打个平手，不落下风，不失国威。但这并非本文余论的重点。费祎有无称相的野心，史书没有记载，但对于他的前半生，或多或少还是留下了一些线索，通过这些线索，可以更好的认识费祎这个人，然后，对于费祎有没有称相的野心，心中的标尺就明晰起来了。 绕开费祎遇刺的谜案，回到20年前的另一桩蜀汉谜案——魏延案。在主流官史中，魏延作为一个反叛者，在杨仪的指挥下，被王平击败，被马岱击杀，但魏延之死，费祎是脱不开关系的。 诸葛亮“六出祁山”，自然是蜀汉的第一代鹰派人物，同时期的鹰派领袖还有魏延，虽然第二代鹰派领袖姜维当时也在诸葛亮麾下，但当时的姜维资历尚浅，蜀汉政坛还没有他的舞台。甚至与魏延一向不和的杨仪也是鹰派人物，杨仪和魏延都属于丞相府，魏延负责打仗，杨仪负责调度，二人各司其职。 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诸葛亮在弥留之际，就做好了身后事的部署，在场的有三个人：长史杨仪、司马费祎和护军姜维。注意，排在第一个的不是费祎，而是杨仪。根据诸葛亮的后事安排，在其身殒后，全军撤退。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如果魏延不听从军令，就不要管他，其他人撤退。 杨仪不知道魏延会是一个什么态度，就派了费祎前去试探。魏延明确表明了立场和态度，说安排他人把诸葛亮的遗体送回去即可，伐魏是国策，不能因为诸葛亮一个人的死而更变，他魏延不可能为杨仪断后。魏延邀请费祎留在他营中，与其共同继续作战，同时还和费祎发了一个联名公告，传达诸军：继续北伐。 据《魏延传》，费祎是这么对魏延说的：“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也就是说，费祎嘴上答应了魏延，表示自己会去转告杨仪，让不懂军事的杨仪支持魏延继续作战。然后费祎就跑路了。 魏延把宝押在了费祎身上，认为费祎可以说服杨仪支持他继续北伐，但随后发现，杨仪已经撤退了。魏延知道自己被骗了，就抄小路赶在杨仪之前去拦截，同时把御状告到了刘禅那里，但杨仪的告状信也到了，二人互相指责对方叛变。刘禅也不知道该信谁的，但留在刘禅身边的蒋琬和董允都愿意相信杨仪，而不是魏延。蒋琬甚至带着宿卫军北上迎击魏延，得知魏延的死讯后，方才撤军。 杨仪安排王平和魏延开了一战，魏延战败，逃亡汉中，杨仪又派马岱追杀了魏延。后来，刘禅和蒋琬等知道了魏延并不是要降魏，只是追杀杨仪而已，但一切已经太迟了。 这里有一个疑问，费祎为什么要骗魏延？据《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终（诸葛）亮之世，各尽延、仪用着，匡救之力也。”能够调停魏延和杨仪的矛盾，也为费祎之所以被诸葛亮看好增添了砝码。魏延和杨仪都信任的人，只有费祎一个。 费祎的口才不差，出使吴国的舌战诸葛恪足以兹证。费祎如果是执行诸葛亮的部署，说服魏延撤军，相信他有能力做得到。但费祎选择的是激怒魏延、欺骗魏延的方式，如果不愿意留下和魏延共同作战，费祎大可不必与魏延向全军发布联名公告，魏延不会拿费祎怎么样，不可能将他问斩。正是因为费祎的欺骗，才导致了魏延讨伐杨仪的军变。 对于杨仪而言，也是一样，费祎是如何把魏延的话带给杨仪的，才让杨仪认为魏延背叛蜀汉，投降曹魏呢？费祎利用了杨仪，铲除了魏延。 诸葛亮死后，虽然指定了蒋琬作为接班人，但官僚体系重新洗牌成为必然，除了蒋琬外，费祎自己和杨仪、魏延一样，都有机会。 带领全军撤退、又诛杀了魏延的杨仪在回朝后，自认为立了大功，应该取代诸葛亮的位子。但朝政却落于蒋琬之手，杨仪觉得自己和蒋琬都是丞相的参军长史，而且还比蒋琬入仕更早，所以对留在成都的蒋琬最终夺取了权力果实，心中如同一万匹草泥马跑过。 据《三国志·蜀书·杨仪传》，“（杨仪）于是怨愤行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焉，惟后军师往慰省之。”注意这里的一个“惟”字，对于碎碎念的怨男，别人都不愿意接近，只有费祎去探望安慰。看上去，费祎很讲义气。 杨仪对费祎说：“如果当初诸葛丞相死时，我带领全军投魏，今天我还会混得这么惨？我真是太后悔了！”当然，杨仪只是发发牢骚而已，早在刘备时代，杨仪就开始追随了，算得上是二代老臣，杨仪投魏，几乎不可能，何况，就算杨仪有意投魏，过得了魏延那关吗？ 杨仪对他最信任的费祎说了一番牢骚话的结局是，费祎“密表其言。（延熙）十三年，废（杨）仪为民，徙汉嘉郡。”注意一个“密”字，杨仪对费祎说的牢骚话，被费祎当做罪证给告了黑状，导致杨仪连乌纱帽都没了。 “仪至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自杀。”杨仪被废后，不断上书诽谤，诽谤什么？诽谤谁？史书并无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杨仪骂得一定是费祎，导致其“因言获罪”的“言”只有费祎听过，因为“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焉，惟后军师往慰省之。”杨仪终于醒悟了，发现一切都是费祎在骗他，魏延谋反是费祎骗他，卖友求荣的也是费祎。最终，杨仪被逼死了。 魏延、杨仪虽然都有性格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二人都是诸葛亮死后，蜀汉政坛的栋梁之才，但因为费祎之故，一个以乱臣贼子的身份被追杀灭门，一个先被免官后被逼死。魏延杨仪先后殒命，与蒋琬利益无关，因为蒋琬已经成为了诸葛亮的接任者，魏延杨仪之死，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费祎。 再回到本文最初的蒋琬“东征”问题上，代表刘禅出面制止蒋琬东征的人是谁呢？依然是费祎！东征计划受挫后，蒋琬因病退居二线，既得利益者又是谁呢？蒋琬真的病了吗？不知道，历史只给出了一个答案：蒋琬退居二线后，最大的赢家是——费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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