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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湖之会后，朱陆两家并未因观点相异而互相攻讦，反而因为学术钻研的共同爱好而惺惺相惜。于是，就有了陆九渊和朱熹六年之后的南康之会。请收看本期的《抚州文化大讲堂》，金溪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苏群辉将为我们进行讲述。 淳熙四年也就是1177年，陆氏兄弟继母邓氏去世了，他们在有关丧祭礼仪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于是写信向朱熹请教。这样，修书往来，朱熹和二陆的联系一直未断。 其间，陆九龄对朱熹的理学思想有新的认识，曾以“负荆请罪”的心情再访铅山，与朱熹相交论道，两人有志同道合之意。正是在这种气氛下，朱熹和了上一集中所说的鹅湖之诗。 淳熙七年(也就是1180年)六月，朱熹在南康当太守，写信告诉吕祖谦:“陆氏兄弟来信相约，秋凉时来游庐阜……”。七月南康旱灾，朱熹忙于救荒，陆氏兄弟没有去，怕打扰朱熹救灾。 可惜，不久后的秋天，陆九龄忽然暴病身亡。陆九渊自小与五兄一起读书治学，兄弟之中，两人学问相近，感情也最深。陆九龄临终前说：“近来，六弟学问愈加明朗，恨不得相与切磋，看看六弟事业的辉煌！”对他赞赏之余，也寄予了厚望。兄长逝世，他悲痛异常，含泪写了《全州教授陆先生行状》，称赞其兄“海内儒宗”，“道德之粹，天下之望”，“少有大志，学问深博，浩渺无边！”表达了对兄长的无限怀念。 朱吕都无比痛惜。淳熙八年（也就是1181年）二月，陆九渊率弟子自金溪出发，带着吕祖谦写好的铭文，前往南康，请为五兄书写墓志铭。朱熹不仅是当时的理学大家，而且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其书法苍郁深沉，古雅有韵，至今，还留有许多墨迹碑刻。 南康的朱陆再会，可以说是朱陆交往中最和谐的一次相会。一来因陆九龄的去世，大家伤悲于心，二来陆九渊因有求于朱熹，心志也有所敛收。 南宋的南康即为如今的庐山市，这里以风光秀美而闻名天下。在南康之会中，两人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思想碰撞？请继续收看《百世大儒陆九渊》的第六讲《南康之会》。 那么朱熹邀请陆九渊一起泛舟，游山玩水，看湖光山色，其乐融融，就像一对知已！平素很严肃的朱熹，还开起了玩笑：“自有宇宙以来，已有此溪山，还有此佳客否?”听罢，那么陆九渊反应如何，资料没有记载，我想，陆九渊一定也大有感触！那么看到这句话我想起了苏东坡在《记承恩寺夜游》说过一句相类似的话：“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两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么朱熹对陆九渊的到访十分欢迎。 此时白鹿洞书院在朱熹的努力下，已经得到了修复，焕然一新，书院坐落于庐山五老峰下，四周山环水绕，苍松翠竹，郁郁葱葱，许多学者门人都在此深学苦读。他们两个人的友谊，彼此默契于心。朱熹借此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习论道，叫他上一堂课。陆九渊欣然应允，答应了，解读《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么一章。 《论语》是陆九渊从小就读过的一部经典，他自己曾说:“向与复斋家兄读书疏山寺，止是一部《论语》，更无他书。”他在疏山寺读《论语》的时候，将《论语》分门别类，哪些话是孔子说的，哪些是孔子弟子说的。因此他对《论语》的研究非常深，也非常熟悉。 他在槐堂讲学的时候，强调得最多的就是以义利辨志向。所以他也不会放过这一次机会，来借朱熹的讲坛，向朱门弟子宣传自己心学思想。他不仅想让朱门子弟明白自己的教学主张，而且还想告诉大家公私义利是区分君子与小人、善恶好坏、儒家与佛道两家的重要手段！ 第二天，白鹿洞书院座无虚席，各县莘莘学子、朱门部分弟子及书院新招收的生员都来了。朱熹也亲临现场来听课。 在掌声中，陆九渊掏出了讲义手稿，开始侃侃而谈。这一次，他引经据典，通过孔子的观点来展开论述。 孔子说；君子注重道义，小人注重利益。《论语》这章讲的是，用义利来区分君子和小人。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非常明白，但是如果不去切身反思，恐怕读了也是白读，没有实际意义。开场他就讲这些。 然后接着，陆九渊抛出了自己的观点： “学者于此，当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那这些话什么意思呢，我也不做翻译。用现在的话说简单地概括，就是价值取向决定行动目标，内心的立场是行为的指南。 那么怎样才能善辨义利、区分君子与小人呢?陆九渊就以读书人最向往的科举做比喻，直截了当地指出：科举取士的历史由来已久，很多名儒巨公都是经历这一途径而崭露头角的，今天的学者也不可免于此。但是，科场上的得失，与自己的观点是否能得到考官欣赏也有关，并不能以此来作为分辨君子与小人的依据。倘若大家都纷纷陷入科举而不能自拔，那么就算天天读的是圣贤之书，其志气所向，也是与圣人背道而驰的，那么由此类推，得了官，又只会计较官职大小、俸禄多少，怎么可能对国家对老百姓尽心尽力，恪守职责呢?所以抱有这种读书目的人，其志向恐怕就只在“利”而不在“义”。而作为一个学者，应当避免陷入这样的窠臼，要时常反思自身，不要和小人同流合污，也不要变成这种小人。 最后，他极为诚恳地指出:为利益而做事，让人痛心疾首；但若为道义而日日勤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这就值得提倡。这样的人如果走进了考场，他的文章必定能表达平日之学，胸中之志，而不会欺骗圣人；如果这种人又当上了官，必定能够胜任他的职责，勤于政务，心系国家，关心百姓，为国为民而忽略个人的得失，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君子吗? 陆九渊以雄辩的口才，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从头到尾痛快淋漓、一气呵成，其观点直抵人们的内心深处。 从当时学者最关切的现实出发，把学者身外的社会现状与自身思想实际紧紧联系在一起，批评今天人们读书多是为了利，取得功名后就可以当官，当官之后，还想高升，自少至老，从头到脚，都是为了利。洋洋洒洒一番话，说理非常清楚明白，语气诚恳，让听者汗颜，让人振奋，也让人激动。 陆九渊边念边插话，讲得切合实际，全是真话，透彻，一针见血指出了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在场的人情绪激昂，不知道是感动还是天热，朱熹一直挥动着扇子。当时还只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二月早春，万物刚刚复苏了，天气还是比较冷的。陆九渊一讲课，讲得大家都出汗了，可想而知啊。他讲课刚一结束，朱熹立刻起身，快步走到陆九渊身边，拉着陆九渊的手说：“我朱熹一定和大家共同遵守，永远不忘记陆先生的教导。我讲课都没讲到这层深度，实在惭愧！” 那么陆九渊这篇演讲深刻简明，这也是心学理论的又一个阐释。这场演讲获得了极大成功。之后，朱熹请陆九渊将讲稿写成《白鹿洞书堂讲义》，为学子必读之物，并亲为题跋，还将讲义刻在石头上以作纪念。 陆九渊在白鹿洞的讲学大获成功，也让南康之会成为了一段佳话。然而世事无常，三个月后，两人的关系又是峰回路转。请继续收看《百世大儒陆九渊》的第六讲《南康之会》。 南康之会之后的五月，朱陆两人因为一个学生的死而闹得很不高兴。 这个学生叫什么名字呢，那么这个学生叫曹立之。曹立之是余干人，与他的弟弟曹挺之都曾经来到陆九渊学习。在来陆九渊这里学习之前，曹立之就已经在别处学习过，并对河南“二程之学”有很深的认识，因为读书过于用心而得病。初见陆九渊的时候啊，曹立之喜高谈阔论，在陆九渊教导下，他的闲言碎语减少了，那么他的病也减轻了，但一听到人家辩讲啊，他又会多思多疑。陆九渊为之梳理荡涤，曹立之心里一下子又可以恢复明白。有一次陆九渊讲课之后，问他还有什么疑问吗？ 曹立之说：“明白无疑了。平常我自己读书也是这么理解，但心里总不踏实，往往又会变。”陆九渊开导他说：“读书读到不懂的地方，不必苦思冥想。因为硬想下去，可能是越想越昏，不得其正。你不如先放下，看似不去理会，实际放在心中优游涵泳，有时自然而然就会豁然开朗，涣然冰释。” 那么如此在陆九渊教诲20多天，曹立之之病大减。但后来他听人家说陆学是“禅”，而他素来很讨厌佛学，于是转投朱熹门下。 那么淳熙六年也就是1179年冬，曹立之来到南康拜见朱熹。众所周知，朱学特色是“博学、审问、明辨、慎思”，特别是注重文辞章句的解释。这个正好符合曹立之的个性，于是他“穷理益精，反躬益切”，学习更加刻苦。 那么这个期间，他也会经常写信给陆九渊，讨教学问。那么陆九渊也并不是小家子气，并没有因为他投奔了朱熹有什么怨言。依然很热情地对待他，每信必回。有一次，曹立之问“致知”的先后次序，陆九渊回信说：“你这样钻字眼，真和梦中起来相似。用意过当，反有此疑。读古人之书，如果拘泥文字，则坦然之理反而成了疑惑。” 那么陆九渊再三教诲他：是非本在理，当求其理，不在乎怎样说。而且人人都有“能与不能、明与不明”之处，任何人也不可能穷尽天下之理。。 但是陆老师的教诲没有能够使曹立之省悟，朱熹称他“虽师说，不曲从”，竟在投靠朱熹4年之后，37岁的曹立之就不幸离世。据说他死的时候，正冠危坐，对弟弟曹挺之说：“我虽然病重，但为学益进，我心明净，没有一丝阴翳了。”噩耗传来，朱熹和陆九渊都极为沉痛。 曹立之之死，再一次将朱熹和陆九渊在学术上的矛盾暴露无遗。两人的关系将何去何从？请继续收看本期的《抚州文化大讲堂》，聆听金溪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苏群辉为我们讲述。 于是朱熹撰写《曹立之墓表》，我们下面称为曹表，介绍其生平与学业，说他自到南康后更加精进，特别记载了曹立之的一段感悟： “为学贵在‘明道’，而‘道’不是听一回讲就能悟透的，学一回就能理解的。必须循序渐进，穷理益进，由浅而深，由近而远，这样或许可以达到。今只期于‘一悟’，丢弃百事，我看迟早会出洋相的！” 这就是借曹立之之口攻击了陆学，认为陆学之弊就在于不循下学而求一悟。最后朱熹高度肯定曹立之的“敬与忠”、“博而不杂，约而不陋”，就这样结束了全文。 那么朱熹精心撰写的这篇墓表传开之后，陆九渊很不高兴，但并未说什么，只是写信指出朱熹所述“未得实处”，自己批评曹立之的信才是“真实之录”。后来，陆九渊在讲学中对弟子详细讲了曹立之用心过度成疾的情形，讲了自己对他的规劝，指出他“尽叛某（即陆九渊）之说，凑合朱熹，后不相见，以至于死。” 陆门弟子觉得无端受到朱熹攻击，心里不平，本来陆家有几个后辈打算去朱熹处问学，也决定不去了，朱陆弟子产生了对立情绪。 朱熹想来也觉得后悔，他给友人写信说：“本来想劝大家兼取两家之长，不可相互诋毁，就是有不合之处，也应该放下不论。不想乃以《曹表》之故，反而激起了矛盾，所以我深感内疚！” 从曹立之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朱熹和陆九渊为学之方的很大不同。陆九渊曾经说，我只是给人“减担子”，减轻学业负担，他称赞曹立之不为利益所动，但教以“用意不可过当”；朱子则偏于赞赏其“穷理益精”，这一点值得后人思深。 其实，南康之会之后，朱熹曾给吕祖谦写信谈到了这件事情，并想找一个机会与吕祖谦拜访陆九渊。可惜吕祖谦在南康朱陆会面后半年，就突然暴病去世了。这一想法没能实现。此后，朱熹和陆九渊再也没有见面。由于种种原因，南康之会后，朱陆两人的争辩日趋尖锐，相互指责越来越激烈，以致南康再会的和谐成了朱陆永远的回忆！ 几年间，张栻、陆九龄、吕祖谦这几个大学问家相继去世，使南宋学术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随着陆九龄和吕祖谦这两个谦逊平和之人的去世，使朱陆之间的联系中介没有了。另外一方面，随着这三人的离去，朱熹成为一时无人与之匹敌的泰斗，处于“举天下无不在下风”的境地，多少有些助长了他的孤傲。而这反而刺激了陆九渊，使其更加坚定要自创一派，那么与之争高下。这样，朱陆两派的争执变得激烈和偏执了。朱熹指责陆九渊为“作禅会、为禅学”，陆九渊指责朱熹为“邪意见、闲议论”，那么两人各执一端，互不相让。后来，两人的门人弟子更是刀枪相见，一时间，真有点打得你死我活的状态。 那么南康之会是鹅湖之会之后的余波。朱熹自尊，也有些自大，陆九渊自信，也有些自狂。一个自尊，一个自信，那么这就很难调和。再加上两个人都喜欢一争高下，自然而然，学术就不平静了，即使是平静，也是短暂的。 那么朱熹 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十一世纪正统的大学问家，思想家，集理学之大成；陆九渊独树一帜，开创心学一派，反对的却是北宋以来诸贤的正统理学。 那么诚如吴文丁先生所云：如以“鹿鸣”为喻，朱熹是李渤豢养的“白鹿”，陆九渊则是“野鹿”了。 编辑：抚州微视-髯夫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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