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胡林人”

　　1966年4月，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学生郝守刚，来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军饷乡东胡林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担土造田时，在一个土坡上意外发现了三具尸骨，尸骨上还有螺壳项链、骨镯和一些石器。岁月把这些遗物淘沥得斑驳且难以辨认。在北京农村发现尸骨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但凭着课本上的土层分布专业知识，郝守刚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古人类的尸骨。他特意抱了几捆玉米秸盖在尸骨上加以保护，待有关专业人员进一步发掘——这个看似不经意的举动，为破解东胡林村深藏不露的秘密埋下伏笔。

　　果然，在近40年后的2003年，中外专家共同确认，这三具尸骨葬于一万年前的人类新石器时代早期。“东胡林人”的发现，让全世界都睁大了惊愕的眼睛——考古学界求证多年、得到普遍认同的诸多定见，被这三具尸骨瓦解。一个青年学生也在偶然间让自己的名字走进世界考古的史卷中。

　　新石器时代起始于西亚？

　　这种共识让颇为流行的“单一源头论”和“单向传播论”变得更加坚不可摧：人类共同起源于非洲南部某一女性，她是人类和人类文明的源头。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则处于传播和递变链条的末端。

　　距今一万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悄然来临，这是人类诞生后的一次关键性进化飞跃。各路学者都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试图捕捉那遥远的一瞬光影。

　　那时，地球末次冰期刚刚结束，欧亚大陆普遍转暖，遭到严寒重创的古人类终于迎来复苏良机。在西亚两河流域，今人出土了石斧、石镰、石臼等经过磨制的石器，这与旧石器时代打制的石器大相径庭。人们得出了这样的判断：那时先人们已经纷纷走出洞穴，来到平原的开阔地带定居，告别了以采摘为生的时代，开始尝试种植农作物。

　　稍后，在欧洲和中南美洲也相继发现了早期新石器文化的点点痕迹，大约距今9000年时光，晚于西亚先人。而中国的土地一直沉默不语。在那个热火朝天的时代，这个东方古国好像还没有睡醒。

　　于是，学界渐渐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早期新石器时代发端于西亚两河流域，其他地区新石器文化皆由它直接传播或者间接影响而来，中国也概莫能外。

　　这种共识让颇为流行的“单一源头论”和“单向传播论”变得更加坚不可摧：人类共同起源于非洲南部某一女性，她是人类和人类文明的源头。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则处于传播和递变链条的末端。中国今天的一切都难以逃脱西亚甚至非洲南部遗传基因的窠臼。

　　北京“东胡林人”的出现，像是牌局高手突然截和，让众人哑然失语。学界也半信半疑地把目光对准北京西南部这个不显山不露水，放眼望去都是峭壁和荒岭的村庄。

　　三具尸骨是谁？

　　郝守刚当年发现的三具尸骨，经鉴定中间的是一位16岁女子，她的左右是两位成年男子。他们被葬在了清水河北侧、高出河床29米的黄土台地上。

　　从本世纪初开始，已经成为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院教授的郝守刚，会同相关学科的大咖们，对东胡林遗址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开掘和研究。

　　对“东胡林人”的甄别是严苛而科学的。

　　关于“东胡林人”诞生时间的确认，由北京大学联合美国加州大学共同进行。他们对地层中采集的近二十多个标本作了测定，其结果让人兴奋：东胡林遗址木炭标本的校正年代在公元前8350年至公元前7960年间，人骨标本的校正年代在公元前8160年至公元前7450年间，恰好距离今天都是万年左右，也就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换的时间节点上。

　　那么，在这次人类的伟大蝶变中，“东胡林人”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难道果真是两河流域孵化而出的新石器时代的次生文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即使时间的帷幕再厚重，也无法阻隔今人与古人的邂逅。在岁月的那一端，地球的一切好像都被时间之手藏匿得踪影全无。但总有些蛛丝马迹，会成为后人破译的密码。你可以欺骗史书或是传说，但无法欺骗今人的智慧与科学技术。

　　当下的考古，已经不再是考古学家的单打独斗：地质科学家可以通过岩石的产状和构造推断地球的古气候和运动；古生物学家可以透过化石研究古环境；古地磁学家则利用岩石的磁偏角来构建大陆漂移的整个过程；地理学家会让深埋在南极的冰芯、南海的有孔虫沉积物等开口诉说地球过去的气温变化……此时的“东胡林人”像一个待嫁的新娘，人们还未及揭开她那神秘的面纱。

　　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有三：其一，居住环境从洞穴走向平川；其二，由打制石器过渡到磨制石器，通过对石器的综合深加工，令生产力水平产生质的飞跃；其三，原始农业肇起，使人类从食物采集过渡到食物生产。

　　随着现场勘查的逐步推进，眼前的一切都令考古人员难以置信——东胡林遗址所呈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特征绝对世界一流，很多方面竟然让两河流域黯然失色。

　　东胡林遗址坐落在群山起伏的燕山南麓，背靠海拔450米的山峦，南依海拔350米的清水河畔。这里气候温润，系山脉向平原过渡的山前地带。既无沼泽又无森林，极适宜早期新石器时代人类的居住和开垦土地，拥有由采集农业向栽培农业过渡的最佳环境。东胡林遗址的文化堆积最厚处有两米以上，多达7层的堆积层清晰可辨。宛如一部厚厚的辞书，可以阅读到那段长达数百年岁月的每一个细节。

　　郝守刚当年发现的三具尸骨，经鉴定中间的是一位16岁女子，她的左右是两位成年男子。他们被葬在了清水河北侧、高出河床29米的黄土台地上，身下所躺的黄土，被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称为马兰黄土。在清水河边的台地上，人们开掘出众多遗迹，包括石器制造场、墓地、火塘等，这说明当时的“东胡林人”已经走出洞穴，在平川上生活。

　　一个饶具兴味的细节更能为这一推断提供佐证——少女胸前挂着一串由小螺壳串起来的项链，异常美丽，经鉴定是由紫游螺串合而成。为了保证结论的科学性，l997年夏，郝守刚教授专程赴青岛，在中科院海洋所标本馆中，将东胡林遗址出土的样品与馆藏的现生紫游螺标本进行了观察对比。当时的紫游螺生活在长江以南，浙江省的象山港，那么，远在北京西部山区的“东胡林人”如何得到这些螺壳并把它们制成美丽的项链呢？

　　郝守刚教授认为，在“东胡林人”生活的晚更新世末次冰期后，气候迅速变暖，北京地区的年平均温度，曾一度比现在要高2摄氏度至3摄氏度。“东胡林人”可以在渤海湾沿岸搜集到这些螺壳，或者与生活在沿海的先人进行交易。他推测，正是在这种环境演变的背景下，“东胡林人”最终走出了洞穴，来到清水河畔的二级阶地上，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

　　磨制石器是告别旧石器时代的标尺。人们不仅在东胡林遗址发现了琢打加工的石磨盘和石磨棒，还发现了磨制的棍状玉石品——一把磨光小石斧和一把骨刀，颇为精致，似乎还留有先人的余温。骨刀上刻有沟槽，沟槽里镶嵌着石片。这一切都在告诉今人：“东胡林人”已经熟练掌握了石器制作的5大技艺：切、钻、琢、磨、打。遗址中还发现了石器加工场，不言而喻，那时的石器加工已具有相当规模，且深度渗入生活的各个领域。

　　东胡林出土遗存的丰富性是世界上罕见的。收获的遗物有陶器、骨器、玉器、蚌器、工艺品、装饰品、螺壳，此外还有果壳、植物种子，甚至颜料等等。你无法想象，1万年前的“东胡林人”会有如此令人吃惊的生存智慧和生活热情，他们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创造着生活也改变着人类。置身其中，这里的一切好像都发生在昨天。他们与我们比邻而居，我们甚至能听到他们的呼吸，甚至炊火的嗞嗞声。尽管那些生命早已逝去，他们的血脉却在一代代北京人的躯体里流淌。

　　中华第一罐

　　但是在东胡林遗址，人们竟从诸多碎片中复原出一件完整的陶罐来，堪称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的奇迹。

　　更令世人惊异的是：东胡林遗址上发现了陶器！要知道，西亚、中美洲等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中，从来没有陶器的影子。

　　陶器是人类自主创造出来的第一种非自然物，是和取火技术、栽培植物、饲养家畜等同的划时代发明，也是度量新石器文化的核心标尺。

　　在东胡林遗址，考古学者发掘出的陶器碎片多达近百件。这些粗粝的陶片都是加砂陶，内含石英颗粒。先人们那时就知道陶土中唯有加入石英才能抵抗高温的炙烤。尽管质地疏松、器表斑驳，难以遮掩制作技艺的稚拙，但它们却是陶器的开山先祖。一万年过去了，陶器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然是人类忠诚的伴侣。人类自身无法逃脱生死轮替，陶器却可以傲视岁月，沿着人类文明搭建的阶梯一步步走向完美。

　　早期的陶器十分娇脆，稍有不慎便会粉身碎骨，以致今人无法得到形制完整的陶器，只能通过碎片阅读那个时代。但是在东胡林遗址，人们竟从诸多碎片中复原出一件完整的陶罐来，堪称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的奇迹。

　　陶罐高约二三十厘米，灰褐色，直壁平底呈桶状。学界喜不自禁地把“中华第一罐”的美誉加冕于它。它也无可争辩地告诉世人：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从一开始就发明了制陶业。那是中华文明、也是世界文明的一个伟大开端。

　　陶器诞生的意义，远非今人所能想象。它是原始农业蓬勃发展所催生的器物，因为农作物必须经器物炊煮才能食用，陶器的诞生首先是作为炊器而不是容器。由此可以推断，那时的东胡林原始农业已开展得相当普遍。你还可以得到另一个重要结论：“东胡林人”的食物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从攫取时代，食用兽类、鱼类或者野生植物的块茎及果实，转变到以食用农作物为主的生产时代。这一转变无疑使人类获得了自身进化极为重要的拐点，那是一条驶向现代文明的快车道。

　　两河流域的今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被公认为世界范围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先驱，但他们都属于无陶新石器文化。从无陶到有陶他们经历了一千年到两千年的漫长过渡期。欧洲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发端于希腊，始于公元前7000年以后，初期也是一种没有陶器的文化。中南美洲的古印第安人虽然进入新石器时代不算太晚，但也直到公元前二三千年才出现制陶业。

　　看来制陶手艺的发明权属，归于“东胡林人”不该存有异议。或许若干年后，人们还会发现早于“东胡林人”的陶器遗存，“陶器鼻祖”的桂冠就将旁落。但这依然是一大喜事——我们期待着人类文明的起始端更远更早。

　　谁是最早种粟的人？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我们已经确凿地知道，中东和中美洲是农业革命的独立中心，新近的研究表明，中国北部也是这样一个中心。”

　　西亚新石器文化一直是世界各国考古学者的兴奋点，那片土地点燃着他们罕见的热情——在叙利亚穆雷必特遗址发现了公元前8000年栽培的小麦，在伊拉克贾尔摩遗址发现了公元前6750年种植的大麦和小麦……人们由此认定，亚洲西部是世界最早的农业起源地区。这一结论中国学者也有附和者。还有一种观点长期笼罩着国内考古界——北京地区原始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均略迟于今河北、河南。

　　然而，历史并没有完全按照有些人确认的轨道运行，另有新说正在强势崛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在《栽培粟起源的考古学再探索》一文中认为，原始农业的兴起是指农作物的种植达到了一定规模、成为当时居民的一种重要的生计从业活动。与此相联系的是文化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聚落址（古人的居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的出现，是证明原始农业兴起的主要标志。

　　在东胡林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粟类植物种子，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了各种磨制石斧、石镰、石磨盘、石磨棒以及陶罐、火塘和灶，它们都是用来生产或加工农作物的。这无疑是原始农业在东胡林蓬勃发展的有力佐证，它同时也明确地昭示后人：此时的东胡林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

　　朱乃诚研究员还就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北京、内蒙古、吉林等省区近10处距今15000年至8500年间的文化遗存进行了比对。这些地点同处于北纬33°至45°之间，都有着栽培粟的广阔前景。朱乃诚研究员认为，到目前为止，东胡林是我国北方地区拥有新石器早期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一处。栽培粟的起源，可能在距今10000年前后率先发生于太行山东侧及燕山南麓的山谷平原地带。

　　近几十年来，国际考古学界也渐趋形成一个共识，让北京人备受鼓舞：世界的农业起源主要有四大中心作物区，其中两个在中国——稻米起源于中国华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粟子起源于中国华北平原与太行山交界的山前台后。另两个分别是：大麦、小麦起源于西亚两河流域以北新月形地带的山前台地，玉米起源于中美洲地区。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我们已经确凿地知道，中东和中美洲是农业革命的独立中心，新近的研究表明，中国北部也是这样一个中心。”

　　东胡林正是处在中国北部，与太行山交界的山前台地上。粟，即指谷物，是人类生存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食物之一。学界已经确认，“东胡林人”是培育它的始祖。由于能够大幅改变人类生活质量，粟被迅速传遍全国，到新石器中晚期也成为世界各地的盘中餐。

　　“东胡林人”的发现，使得北京地区史前人类演化的链条被串连了起来：周口店猿人（70万年）——桑峪人（11万年）——山顶洞人（1.8万年）——东胡林人（1万年）。这个空白的填补，让我们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也生发更多的期许。

　　不过，在世界考古舞台上风情万种的“东胡林人”也让我们疑窦丛生：他们来自何方，之后又向何方而去？他们为何离开了这片热土？“东胡林人”与“北京人”相距70万年，与最近的“山顶洞人”也有近万年的时差，他们之间有没有嫡亲关系？与今人是否有着同样的DNA作为纽带？

　　“东胡林人”是个超级魔术师，举手抬足间变出个神话般的东胡林村，又决然而去。一切奥秘都深藏在时间的魔袍中，诱惑着也考验着后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