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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市区贺兰山宾馆 老银川的新市区大致是现在的西夏区，包兰铁路以西的区域。 除去隶属郊区的芦花公社，曾被银川市民习惯称为新市区，是银川市最早向工业化迈进的城区。 1958 年 8 月包兰铁路银川段建成通车，火车奔驰在新市区，拉响了银川人新生活的汽笛，沟通了北上南下的交通运输。 10 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年底银川新市区的建设拉开了序幕。 最早入驻新市区的是宁夏军区和宁夏大学，继而是各大工业企业。 新市区的道路多是 20世纪 60 年代初开工建设 , 为了便于宁夏军区的战备之需和宁夏大学的学习生活，自北向南依次修筑了东西走向的纬一路（现大连路）、纬二路（现学院路）、纬三路（现贺兰山路）、纬四路（现朔方路）、纬五路（现怀远路）、纬六路（现北京路）；以包兰铁路为界，自东向西依次修筑了南北走向的经一路（现丽子园街）、经二路（现金波街）、经三路（现文萃街）、经四路（现同心街）、经五路（现文昌街）。 我们这些住在银川老城的50后，真正接触新市区，已到了70年代。 1970 年夏天，笔者与邻居发小结伴去芦花台机砖厂打工。 我们背着家人精心准备的行李，搭乘班车，奔赴四十华里外的机砖厂。 第一次上班，安排的大夜班。 晚上十一点，带班师傅叫醒我们，先领到食堂吃夜餐，再去砖窑。 偌大的椭圆形转盘砖窑，一边进坯，一边出砖，中间烧制。 我们的工作是用架子车把机制的砖坯、瓦坯拉进转窑。闷热的窑里，烟灰弥漫，灯光昏暗，将自装自卸的砖坯，递给装窑码坯的工人。 手脚不停，汗流满面，脸上留下擦汗的污迹，黑灰交织，蓬头垢面。 一车接一车的砖坯一直拉到天明，又苦又累。 看到红日东升，盼望着下班，可一问还不到六点。 熬到太阳升高，早班工友来接班，才得以解脱。洗完澡，我们连早饭都顾不上吃，就钻进了被窝。 人生十六年，最香的一觉。 这是第一次到新市区。 其实当时芦花台机砖厂所在地，属郊区芦花公社。 有人考证，明朝初期在芦苇荡漾的湖泊上，曾修建过一座木桥，名为“芦花桥”。 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巡抚、都御史杨志学在此筑芦花桥墩，“芦花台”便由此得名。 1958年包兰铁路纵贯芦花地域，设芦花台站。1960年成立的“芦花人民公社”，1983年改名为“芦花乡”，2002年从郊区划归西夏区。 2003年撤乡并镇，与镇北堡合并为镇北堡镇，2013年与镇北堡分离，成立“芦花台产城办” 2015年安置原芦花乡村民转市民，新建的社区取名“芦花洲”。现在已是西夏区兴州街北头很有名气芦花洲社区。 我们1969年毕业的初中生，没有高中可上，但是赶上分配工作的好时候。 1970年初，先后分配到向往的新市区、大武口的国营大工厂，都因为近视眼未被录用。 7月下旬，学校来通知，又分配到铁路。 去新市区新建的铁路医院检查身体，各项指标合格，唯有眼睛近视。 原以为铁路部门对近视眼不会像工厂那样挑剔，充满希望等候铁路的招工结果。奇迹没有发生，分配铁路的同学都上班了，知道自己又被淘汰了。 银川新市区的这些国营单位，真的不敢奢望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市区街道 再去新市区，到了1971年3月下旬。农业学大寨，整修西干渠，银川市供销公司分配的渠段，横跨园林场（现北京西路）西干渠桥两侧。 银川废品收购站隶属供销公司，修西干渠抽人，笔者被当作壮劳力，加入砌渠护堤大军。背水泥板，抬砂浆，重活累活一马当先，受到带队的供销公司书记张海清同志的表扬。 包兰铁路线以西的纬六路，从铁路分局开始，橡胶厂、棉纺厂、亚麻厂、机床厂、铸造厂、氮肥厂、化肥厂、化工厂等依次排列。还有四周的宁光电工厂、柴油机厂、胜利阀门厂、二毛、三毛、涤纶厂等国营大工厂，以及区建二公司、三公司、五公司等建筑企业。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宁夏汽车配件厂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银川涤纶厂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银川胶带厂 老银川的建设者们，辛勤劳作，在银川西部建成了欣欣向荣的工业基地，开辟了银川的新市区。 这些 60 年代中后期兴建的工厂，一直吸引着我们那一代人，期盼着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但不是人人都能如愿以偿，政治第一，家庭成分要好；身体健康，近视眼不要。自己新市区的工厂梦，最终没有做成。 看着亲朋好友、同学发小进了国营大工厂，天天奔波在新市区，真的很羡慕。而自己对新市区，却是另外一种体验。 新市区的绿化建设成效卓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纬六路（北京西路），有一条长约十五华里、宽二百多米的防护林带，这片绿化带当时起到了防御风沙和工业废气污染的作用。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绿化带的小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特别是西干渠的修建，银川园林场得天独厚，从不毛之地变成葡萄苹果的乐园。加之平吉堡农场、贺兰山军马场以及几十个厂办农场，把新市区厂矿之外，打扮的郁郁葱葱。 1974 年 4 月，去新市区纬六路西头的银川园林场打工。 当时社会各行各业，提倡军事化管理，我们打工的园林场葡萄园三队叫作二连三排。 园林场在银川西干渠两侧，离老城二、三十公里。早晨五点多就起床，奔向离家二、三里的新华街中心巷南口，乘坐六点半发车的七路公交车。 这是始发站，有座位坐。下午回来也是匆匆忙忙赶车。早出晚归，辛苦有加，农口单位的工资偏低，日工资仅一块四。城市长大的我们，很少在农田干活。 第一次在葡萄园干活，从清理冬季压埋的葡萄枝开始，将枝条绑在水泥桩连接的铁丝架上，再把影响葡萄生长的周边桑树连根挖掉。 一个月以后，葡萄枝叶就爬满了铁丝架。打头抹芽是最常见的活计，还有松土、淌水、上血肥、打药等田间管理工作。 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每天早晨有半个小时的“天天读”，学政治，讲技术。八小时工作制，包括学习的时间。讲课的李技术员是位中年妇女，老大学生。 她从葡萄品种开始讲起：来自黑海沿岸保加利亚的优质葡萄，玫瑰香和红玫瑰；“任何植物生长都有个尖端优势”，打头抹芽就是将生长优势转化为果实优势。 自己先从长知识的角度，认真去听讲。每每讲完技术要求，她就让大家提问。工友里面有真心提问的，也有为了拖延时间少干活故意提问的。 李技术员非常乐意回答农工的提问，认为你是认真听她讲解，总是有问必答，细心解释。排长怕影响干活，往往出面制止，让大家出工。 李技术员以好学为由，请排长把我们几个爱提问的，留在她的葡萄实验田工作。 短短几个月，学以致用，的确了解掌握不少葡萄种植技术。 离开园林场后，受新市区银巴路口木材装卸队“挣大钱”的吸引，去了隶属银川市搬运二社的木材公司搬运队。 人工抬大木头的工作的确很苦很累，加之木材公司远在新市区，每天挤公交车，下车后还要走十几二十分钟的路程，一天下来疲惫不堪。 支撑大家的是每天五块钱的收入，每月三位数的工资。后来有了小型吊车后，运送木料成了主要工作。跑得最多的，还是新市区的几个建筑公司或建筑工地。 记得给朔方路新建的自治区党委、贺兰山宾馆送木料，感到新市区将要成为宁夏的政治中心。 果然在区党委的带动下，区人大、社科院、宁夏电视台、二民院、工学院以及一批中专学校，都在新市区落了户。 新市区不仅成了政治中心，还成了文化中心。伴随着西夏王陵、镇北堡影视城等景点的开发，新市区又成了旅游中心。 80年代，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同学姐姐介绍的对象是新市区柴油机厂的一位电话员姑娘。 相见有缘，自然去新市区的机会多了。 结婚以后，家中天天都有去新市区上班的。 老城旧房拆迁，我们还搬到柴油机厂单身宿舍住了几个月。 每天骑自行车或者步行去朔方路派出所上班，当起了新市区的新居民。 新市区多是单位的家属院，大杂院很少，夜生活比老城明显稀少，大家早早就睡了觉。 1985年，我从公安厅下放到的新市区朔方路派出所，挂职锻炼一年。公安工作，尤其在基层，值班归宿较多，几乎是以派出所为家。 吃饭在附近的区党委食堂，住在派出所，楼下就是财校的操场。 那时朔方所管辖区域很大，南以纬五路（现怀远路）为界，北与贺兰县为邻，东到经二路（现金波街），西到贺兰山。 从宁夏大学到滚钟口，从省级大机关到厂办小农场，对新市区的西北片有了更多的亲身体验。 为了深入基层，包片管理户籍段，柴油机厂及其家属区、区建五公司及其家属区、地质调查队及其家属区是管段的重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宁夏工人文化宫 宁夏工人文化宫，曾是新市区繁华地标之一，也是派出所公共场所管理的重点。 那里有银川最早的旱冰场，有歌舞厅、电影院、游戏室、健身馆等娱乐场所，是人们休闲娱乐的主要去处。 对于曾在新市区就学的大中专学生来说，工人文化宫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每年欢迎新生的文艺演出，各类大型学术讲座，甚或还是初恋的相聚之地。 笔者曾在银川市公安局负责大型活动的安保工作。 记得 2002年6 月16日，第三届中国银川国际摩托旅游节在西夏王陵开幕。 下午四点多就到了现场，从三号陵检查到一、二号陵，因为开幕式后就是银川之夜的焰火晚会。陵区当时已圈围了铁丝网护栏，只有一个进出口，明显感到狭窄。 五点多观众开始进场，六点多已人流如涌，演员的车、领导的车被堵在外面。最意想不到的是手机占频爆满，通讯失灵，只好靠人员跑动，传递信息。 原定七点整开幕的节目，推迟到八点半以后。尽管有李双江、殷秀梅、李琦等大腕明星，一个多小时之后，看见观众陆陆续续离场。抱着满腔热情而来的银川观众，认为环境、座位，甚至节目不尽人意。凌晨一时，晚会结束，焰火结束。此时观众已走去一多半，看来夜间的西夏王陵难以承办大型晚会。 2003年9月2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45 周年之际，央视“心连心”艺术团赴宁夏慰问演出。银川市五十里长街的西头，新建的西夏公园广场为演出地点。 2002 年 11 月新市区已成为历史，由西夏区取而代之。 这台名为《花儿唱祖国》慰问演出，吸引了银川老城、新城的众多观众。 无票的大批观众，原在西干渠以东，而且设置了音响喇叭直播。演出临近，热情洋溢的无票观众，挤破警戒线，涌入“中心会场”周边。恳请执勤民警让他们站在“中心会场”后边，观看“心连心”演出。 既要符合安保需要，又要满足群众意愿，与现场王炳森总导演商量，缩小了警戒范围。最终实现了保障演出的顺利进行，保障群众演员和方队观众的演出和观看，保障外围群众的近距离观看。 2003年9月《花儿唱祖国》演出现场 笔者主要负责内场的安保工作，保障演员的安全。 在与德德玛、阿里郎组合、容中尔甲、高原红组合、斯琴格日乐、吕继宏、陈思思、陈红、佟铁鑫、殷秀梅、张也、臧天朔、韦唯、杨洪基、刘秉义等著名歌星近距离接触时，感觉他们就是普通的“凡人”。 而络绎不绝的“追星族”拥挤签名，让我们感到责任重大。既要保证演出的顺利进行，也要保证演员的人身安全。 整台晚会的基调是喜庆、真实、欢快、鼓劲，赢得了阵阵掌声。 2004 年第十三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在银川举行，9月18日在镇北堡举办“影人回家”的活动，笔者照常负责安保工作。参加活动的多是老影星，没能太多的吸引“小影迷”的眼球。 认识的有田华、于兰、葛存壮、陶玉玲等，“追星”的小年轻不知情，没有拥围着让签名。 跟随谢铁骊一块游览镇北堡的一位女性老艺术家，看笔者胸前的“副总指挥”牌，让帮忙找个照相的人。她说：“我们这把年纪，到这儿可能是最后一次，希望留个影。”为了了却老人家的真情实意，自己马上与会务组联系，进行了安排。 看见老影星王铁成在“百花堂”休息室抽烟，几个青年志愿者围上去，很有礼貌地打招呼，希望能合影留念。王铁成很随和，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新市区（西夏区）大型活动安保工作屡屡成功，受到好评，银川市民的素质表现功不可没，笔者常常听到外地参与者的称道，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已成为历史的新市区，老银川们依然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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