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李义奇：和与同

导 言

孔子曾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处理事物的原则和态度层面，和而不同，是我国古代的大智慧。看李义奇教授辨证和与同的关系，相信会有不少的收获。

1086年，苏轼在给苏门六君子之一的张耒信中，评论当时文风，吐槽王安石当政时的所做所为。“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安石）。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王安石与苏轼，两人同被后人称为“唐宋八大家”，王安石的文名虽比不上苏轼，文章造诣应该在伯仲之间。当时王安石似已病逝，曾经是王安石朋友的苏轼，私下评论虽不乏刻薄，但苏轼讲的，“好使人同己”，却是不少人，特别是身处一定位置上的人，共同的毛病。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在处理事物的原则和态度层面，和而不同，是我国古代的大智慧。只是，美德始终不如感冒那样易于流传。古往今来，特别是有几分权力在手的人，好像并不认同这个道理。他们喜闻乐见他人同声附和、异口同声，潜意识里将这些视为权力的附属物。如果出现不同声音，极易被视为对个人权力（权威）的挑战。不过，实践已经证明并多次证明，和而不同者，将诸多不同有机融合在一起，生机盎然，家庭和睦，事业长青。同而不和者，万事都讲整齐划一，最后无一例外是失败者，结果一塌糊涂。只不过是，权力如同鸦片，一旦吸上，即便知道对身体不好，大多数人也是欲罢不能。

有人说，孔子的“和而不同”，来自易经六十四卦中第十三卦“同人”。“同人”是演述同、和义理的专门卦象，其对和同理念的演绎，可以说得上是层层剥笋，曲尽其道。“同人”的含义，有人说是会同于人，有人说是和同于人，大概和同于人更为妥帖、更能体现卦象的精义。与“同人于宗”、“同人于门”、“同人于郊”相比，“同人于野”是最高层次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够将更大范围内的人组织起来、团结在一起。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于野）和其不同，则“亨”，吉利。“利涉大川”，可以做大事。“利君子贞”，有利于君子采取行动。

易经是讲变化的、讲规律的，是变化之经，简易之经。将数千年发生的万千变化的规律，简易归纳起来，统纳于八八六十四卦，便于后人学习借鉴。易经虽名为变化，但其卦理，却不提倡人擅动，要求人慎重对待动。因为，易的卦理，一动之中，有“吉凶悔吝”四种可能结果，只有“吉”是好的。坏的可能是四分之三，好的可能只有四分之一，所以不要轻易动。“同人”卦辞讲，“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可以做大事，可以采取行动，采取行动有利。看来，二千多年前，先祖们数千年的生活经验里，对和同于人的认可、提倡程度，非常之高。

孔子的“和而不同”，将和同观念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和什么？不是和同，而是和不同。

实践中，好使人同己者，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王安石这样的。王安石人称“拗相公”，品行很好，能力很强，水平很高，他若打定主意，什么祖宗、天命、舆论都可以不顾，一直干到底。他自己如此，肯定也要求部下如此。结果，他的手下只有三种人，一种是愚忠的笨蛋；一种是马屁精，专门哄他高兴；还有一种是别有心计，专门钻空子利用他的人。像苏轼这样的，只有在王安石下台后，两人才有可能重新成为朋友。

另一类好使人同己者，大概是得道的草包。这类人身居高位，德（才）不配位，内心很虚。这类人只有看着别人同己，心里才踏实。他们一切以与己同、还是不同作为取舍标准，肯定同否定不同。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声音相同、味道相同、服装相同、语言相同、思维相同、行事相同。小到一个单位，大到一个国家，类似这种理想的状况，都曾有过。但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环境，没人有愿意重复来过。试想，这个世界，如果只有一种声音，耳朵受得了吗？如果所有的事物都是一样的，还有生趣吗？如果所有的食物都是一个味道，除非不得己，恐怕没人愿意吃饭。同是咸上加盐，大家同声服从一个声音，一个调调，单调、无趣，结果必定是事事不成。

和是五味调和，将诸多不同的调料组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制作出美味佳肴。诸多不同的事物多样统一才能和。就像一辆汽车一样，是由不同的零部件组合而成的。否则，仅仅是一万个轮胎或者一万个方向盘，无论如何也组成不了一辆汽车。只有和才能成事，同只能坏事。

但是，和的前提，是不同，只有不同才有可能相辅相成，共存共融，达成和的状态，集多样于一体，寓杂多于统一。需要注意的是，和虽然强调以不同为前提，但和强调的不同，是事物的差异性而不是对立性。和的不同是同一战壕里的差异性，而不是敌对战壕里的对立性，这一点不可混淆。

比孔子稍年长的齐国晏子，于公元前522年，与齐侯应对时，曾经清晰地表达过和同观念。

齐侯问晏婴，某某与我和吗？晏子说，某某其人，与公只是同而已，哪里称得上和？齐侯不解追问，和与同异乎？晏子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异。

晏子接着说，君主想做的事情，可能会有不可行的因素在，大臣察明那些不可行的，予以补充，这个事情才会顺利地推行。君主认为要取缔的事情，其中也会有好的一面，大臣们利用那些好的一面，去除那些不好的一面，事情就会简单容易处理了。如果大臣一切唯上是从，您认为可行的，他就说可行，您否定的，他也跟着否定，谁也不提不同意见，谁也不来补偏救弊，天下虽然整齐划一，没有不同的声音，但国治民安的局面，就无法实现了。

再往前追溯，自晏子向上追溯200多年，公元前774年（周幽王八年），周太史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和则生机盎然，同则无所增益，只能止步不前。他说周幽王，惯于抛弃与己不同的明德之士，宠信投己所好的奸庸之人，厌恶与己不同的贤明之士，亲近与己相投的鄙陋之人。史伯说周幽王去和而取同，结果就是同而不和，断言西周三年内必亡。

虽然史伯比孔子早了200多年，但他对和的认识，似乎比孔子更高一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是从事物发展规律层面认识的和同关系，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孔子的“和而不同”，只是自然规律在社会人事方面的应用。仿照那个时代的语言讲，和实生物是天之道，和而不同是人之道。

为什么越往上追溯，人类对和同关系的认识，越是接近本原？这好像逆着人类社会的认识规律。笔者学力和见识有限，不能再往上追溯了。

知道“得由和兴，失自同起”，还是不够的。和，从何而来？这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诸多不同，可以而且能够走向和同？原因可能是，在不同的表象下面，有同的因素在。如果没有根子上同的因素在，外在的不同，是无法达到和同的。所以，找到了不同表象内在的同，就找到了和的方法和途径。

小时候做数学题，有一类是通分。必须找到需要通分的各个不同分数分母的最小公倍数，且以这个最小公倍数为分母，才能将不同的分数写进一个分数式子里。

对不同的人来说，最小公倍数是什么？人性。

人都有人性。人都喜欢好吃的，喜好美音、美色，这些是人类的本性。饮食男女，避寒取暖、趋利避害、喜荣恶辱等，人人如此，皇帝和庶民、君子和小人、圣人和常人，亦无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不同人类存在生活习俗的差异，但人之为人，人性亦无不同。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比如，期盼过上好日子，就是众人不同背后的相同。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或者仅仅让大家感受到过上好日子的希望（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样），就能够达到和同境界。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单位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反过来讲，违背人性的东西，是无法达到和同境界的，失败是必然的、早晚的事。

写着写着，露出了功利性的一面。没办法，饮食男女嘛。即便是宗教经文的说法，也要顺着人性来的。没有成败，没有得失，就没有人。

和与同，和同。

作者李义奇博士授权代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