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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科学院4月30日公布今年新选出的院士和外籍院士名单中，出现了中国科学家颜宁的名字。今年才42岁的颜宁，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的终身讲席教授。她曾在2016年9月登上《开讲啦》的讲台，做过一次关于女性该勇敢遵循内心的演讲；如今这个视频又被重新翻了出来，广为传播。 颜宁 里面的一句话，就像是一个天问：“女科学家们都去哪里了？”不仅是中国，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问题。 而前不久刷屏的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在东京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中，也谈到了高校和学界存在的赤裸的性别歧视：'东大内，本科生中女生占比20%左右，而研究生院中，读硕士课程的女生占比25%，读博士课程的女生占比30.7%。然而，在研究职位上，女性助教的比例会下降到18.2%，女性副教授为11.6%，女性教授的比例仅为7.8%。这个数字比女性国会议员的比例还低。而系主任和研究科长职位中，每15人中仅有1人为女性，历任校长中都没有女性。' 不仅在科研领域，在艺术界，性别偏见同样普遍存在。诗人翟永明在文章《当男权遇到女权》中写道：“女艺术家注重诠释内心和个人经验，而她们阴性而婉转的表现方式，就被定义为视野狭隘的闺闺气质。”而这种偏狭的性别观念在当代面临着坍塌：“近年来，女性艺术家的活动量和她们所表现出来的把握事物的能力，都以一个美学的前进加速度增长。女人终于可以说，在生活中，没有什么是我们不擅长的。”  当男权遇到女权文 | 翟永明 几年前，一位自诩为女权主义者的画家朋友，送给我一本小而厚的，有关历史上女艺术家留存下来的作品的画册。我当场翻阅起来，我清楚地记得他一边看，一边说：这就是几千年来女艺术家的精华了，总的来说，大都属于二流，绘画的确不是女人擅长的。我听了后，既不服又存疑，但一时也找不着例子和理由来反驳他。
时隔几年，当我再度以审视的目光来检看当代女性艺术时，我发现，令人乐观的场面已经出现，性别已不再是决定作品是否伟大的理由。女性意识的阴性在习惯认知上不能作为伟大的观念，也在两性之中慢慢解体，涉足于当代艺术史主流的女艺术家已逐渐跻身大师之列。  奥姬芙，画家，代表作是《鸢尾花》。奥姬芙是一个本质上的女性主义者。从28岁成名到98岁去世，她都活在自己的沙漠和花卉中。一个世纪以来当代艺术的潮起潮落，从表现主义到波普，从行为艺术到现成品复制，她一概视若不见，一概不加理会，一生都在一个寂莫的地方画着已变得寂寞的花。对于她来说，艺术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选择，是任何艺术之外的潮流或运动或形式都无法改变的。 1997年，美国《艺术新闻》杂志精心组织了一部分艺评家、美术馆馆长，和艺术史家对当代艺术作品的意见调查，去芜存精，挑选出了他们认为2022年以后，谁会成为仍然留名青史的大师？调查表明：在严格筛选之后，女艺术家路易斯·布尔乔亚荣归第一，而与另一位男性艺术家并列第二的，也是女艺术家辛迪·希尔曼。 也就是说，在当代艺术不断转换和娈化的今天，在无法预测未来的艺术定论的现在，在承受艺术轮盘赌的一次次压力下，即使走向2022年之后，也会有女性艺术家成为众望所归的大师，被载入史册。同时会被未来的学者一再研究，鉴赏。  女艺术家路易斯·布尔乔亚作品。路易斯·布尔乔亚是富有影响力的雕塑家、画家，批评家与作家，享有世界声誉的女性艺术家之一。其作品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关，背叛、复仇、焦虑、迷惑、攻击、不平、孤独，抽象深奥但具有情绪上的震撼力。她终生被这些主题吸引，但却不断变换材质、风格、形式，进行反复探索，因此面貌丰富而多变。 1982年美国现代艺术馆专程为她举办了个人回顾展，极少有在世的艺术家能享受到这项殊荣，何况她是一位女性。 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那位送我画册的画家朋友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并说：进入当代之后，女艺术家的确越来越优秀了。 也许我们应该感谢杜尚，杜尚用一个尿壶就改变了艺术的命运，同时，他也象一个现代炼金术士，把艺术炼得什么也没了，然后，他还对你说：这就是金子。它的确也就成了金子。从杜尚以来，西方艺术家翻来复去的折腾，一会儿是波普，一会儿是行为，一会儿是观念。炼来炼去，都没有跳出杜尚这位太上老君的火炉。于是，二十世纪下半叶，艺术仍在杜尚关于艺术等同于生活的炉中搅着。 可以这么说，杜尚以一种自由的生命状态，颠覆了西方艺术的全部基础。他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人生姿态和准则放到艺术中，真就是解放了全人类，也解放了他自已。 对于女性艺术而言，他所带来的启迪就是：解放千百年来对女性艺术的束缚和已有的偏见。而当艺术一旦进入生活的范畴，女人们就开始证明她们才是生活的高手。或者说，女人与生活本身就是艺术。  杜尚装置艺术：《泉》。马塞尔·杜尚（1887年7月28日－1968年10月2日），是一位法国艺术家，二十世纪实验艺术的先锋，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方艺术有着重要的影响，是达达主义及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 他的出现改变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进程。可以说，西方现代艺术，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艺术，主要是沿着杜尚的思想轨迹行进的。因此，了解杜尚是了解西方现代艺术的关键。 现在，她们开始用一个全新的边框，将生活纳入一个充满创意的命题中。近年来，女性艺术家的活动量和她们所表现出来的把握事物的能力，都以一个美学的前进加速度增长。女人终于可以说，在生活中，没有什么是我们不擅长的。 由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杜尚的新艺术概念，女性艺术会仍然被打压在艺术史的雷锋塔下吗？
说到底，伟大的标准已被拟定，而且作为文化惯性，多年来已被当作约定俗成的准则被接受。因此，在这一固有的权力空间之外的女性艺术，也就天经地义地被置于之外了。 事实上，西方女权主义艺术起自于五十年代，由要求男女平等的社会象征，直至并入性解放运动。由反抗男权美学体制到要求建立文化新意义，在走过一段矫枉过正的弯路后，如今已开始建立新的女性主义艺术观。女艺术家已不满足于仅仅简单地确认身份，或只强调两性差异。而是从空间发展的角度，要求创立具有新的时代意义的伟大。  本书是作者从六０年代开始，针对十五位不同年龄、背景的女艺术家所做的访谈记录，其中包括桑尼亚·德洛内、李·克雷斯纳、芭芭拉·赫普沃斯等深受肯定的典范人物。作者探询性别在女艺术家创作理念与奋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由于世代差异，反应有所不同，但她们都直接或间接地表露出性别差异会反映在艺术的不同面向上；也许是面对艺术的态度，也许是作品被看待的方式。它让我们看到，面对性别议题需要更宽广和细腻的角度。 当男权遇到女权，当杜尚与新女权主义者相撞。杜尚说：艺术是自由的，而女艺术家则说：自由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他们在某一个点上不谋而合。从这一个点上，弥漫开了一种震撼性的破坏。这种破坏不仅改写了艺术史，而且改写了艺术的本质。它导致了艺术的一片空白。在这一片空白之中，男性艺术家还挣扎于信念和历史的失落，试图抓一把旧时代的风揣进兜里。而女艺术家则一身轻松地抖擞前进，去开拓一部经过重新定义的艺术史。 因此，有人会说：“路易斯·布尔乔亚从七十年代以来，对于内在的探索将最私密和诡异的部份，赋予一种似曾相识的大众脸庞，而且使得写实主义象是一个温驯的茶会一样。我们当代的男性艺术家很少能够这样不留情地将此种结果表现出来。”
 辛迪·谢尔曼(CindySherman，1954—)美国人，现代艺术领域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她的摄影作品中，她既是主角又是导演，她的作品表现了自信和恐惧，解释了在现代媒体包围下人的心理状态，她运用摄影手段，从电影、电视、广告、大众媒介和艺术中的大量著名影像中阐述她的原则。 谢天谢地，说这些话的是男性，也是主掌权力结构的权威艺评家。因此，即使最有保留的男权主义者，也无法将之看作女性主义者的自说自话。同时，它至少说明，两性关系，两性文化并肩共存的时代正逐步进入我们的社会型态。对于大师和伟大作品的文化接受已突破惯性，再要以美学的等级和权威来割裂或对待不同性别与特质的艺术，连自已也会感到无聊和滑稽。 在世纪末，作为一代人之中的“空心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艺术家。在当代艺术的空虚、绝望和焦虑面前，所面对的是不分性别和特质的同一个灾难（就象艾略特所预感的：甚至世纪末的灾难也不会以伟大的面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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