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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的这段历史,你知道吗

 风吟楼 2019-05-08

明代嘉靖至清代康熙前期的100多年间,潮州地方社会经历了一个急剧动荡、由'乱'入'治'的历史过程,原有的社会秩序和地方权利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而在这过程中,南澳还曾是海盗活动的根据地,这段历史,相信不少南澳本地人都不了解,下面,就跟随着海岸君一起走进这段历史吧~

一般说来,明代后期东南沿海所谓'倭寇'和'海盗'问题的产生,直接与明王朝厉行'海禁'的政策有关。明朝立国之初,一反宋元时期政府容许、鼓励海上贸易的做法,除有限度的由王朝直接控制的朝贡贸易外,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以严刑峻法禁止私人的海上贸易活动。

然而,东南沿海的粤、闽、浙诸声百姓至迟从汉唐以来就一直进行着海上贸易,从中获利颇丰。这种地方文化传统与明王朝法令之间的矛盾,蕴含了由此而引发地方动乱的可能。 

   
实际上,有明一代,东南沿海民间非法的海上贸易活动始终未曾停止。就潮州而言,正统年间已有滨海之民'私下海通爪哇'(《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的记载;当时的广东地方官员和市舶太监出于稳定地方社会、增加军需供应和贪图贿赂等各种考虑,对这种状况实际上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到正德年间还好似'听其私舶往来交易'(《明武宗实录》卷一九四)。

嘉靖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521年嘉靖皇帝即位之初,重申了明初有关海禁的规定,嘉靖二年至嘉靖八年(1523-1529)一度停止广州市舶;嘉靖二十六年至嘉靖二十八年间(1547-1549),提督浙闽海防军务的朱纨进剿宁波附近'下海通番'者聚集的双屿港,上蔬揭发浙闽势家通倭谋利,又追击海上私商和葡萄牙人于福建诏安之走马溪,大获全胜。


这一系列时间,正好发生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商品货币关系空前发展,商人和地方势家力量增强,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利结构正在'转型'的关键时期,从而引发了长达百年的东南'海盗'之患。

嘉靖后期开始,能够自由来往于海上,并操有实际海上利益的,绝大多数是违法犯禁的武装吉他——海盗,其中又以漳潮海盗牵连最广,影响最深。 

   

在双屿港被明朝军队剿毁以后,位于闽粤交界海面的南澳岛,逐渐成为新的非法武装贸易据点。南澳岛'旧番舶为患,洪武间奏徙,遂虚其地,粮因空悬'(嘉靖《潮州府志》卷一)。

这个'幅员三百余里',距大陆仅10余海里的岛屿,从明初开始就没有任何官方机构管理,也没有编入里甲、交纳赋税的'编户齐民',从而成为海上走私贸易的理想场所。


据《东里志》卷一载:'(南澳岛)惟深澳内宽外险,有腊屿、青屿环抱于外,仅一门可入,而中可容千艘。番舶、海蔻之舟,多泊于此,以肆抢掠。······长沙尾,西跨南洋,近于莱芜澳,为船艘往来门户,海蔻亦常泊焉。'日本商人亦来此贸易,'定期于四月终至。五月终去,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其交易乃搭棚于地,铺板而陈所置货物,甚为清雅。刀枪之类,悉在舟中'(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三)。

   
以南澳为根据地或在这里有较多活动的,包括了嘉靖年间漳潮地区所有的重要海盗集团,其主要人物有许栋、许朝光、曾一本、谢策、洪迪珍、林国显、徐碧溪、林道乾、杨老、魏朝义等。


作为有时拥有数万之众的海上武装集团,他们活动的范围已经源源不限于海上走私贸易,而具有明显的政治和军事性质。例如,许超光除在南澳修宫室、建敌楼、筑城寨外,也'分遣其党,据牛田、鮀浦诸海口,商贾往来,给票抽份,分曰买水。朝光居大舶中,击断自姿,或严兵设卫,出入城市,忘其为盗也'(乾隆《潮州府志》卷三八)。


又如,林道乾先在南澳活动,后被明朝招抚,仍继续招兵买马。他设营寨于广澳,泊战船百余艘于靖海港,其党众则分别安置于澄海县各处地方,魏朝义据鮀浦,诸良宝据南洋寨,莫应敷据东湖寨,遥相呼应,一度成为地方官府的心腹大患。

丹砂古寺门前林道乾像

这些海上武装集团的活动范围遍及闽粤两声沿海,也到达日本、吕宋、交趾、苏门答腊、柬埔寨、暹罗等地。林道乾、林等先后在加里曼丹、吕宋等地建立过殖民据点。也有记载说张链和吴平兵败以后到了三佛齐和安南。 

 林道乾像  

在当时急剧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礼法制度受大了严重的挑战,'民'与'盗'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正如王世贞在其《岭南弭盗案》中素讲的:'其始也,海蔻焉而已,山蔻焉而已,今而郊之民蔻也,郭之民蔻也,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蔻也。'

  
隆庆至万历初年,潮州沿海的治安情况稍有好转。隆庆二年(1568),明王朝接受福建巡抚涂泽民之请,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万历三年(1575)起,明朝在南澳设副总兵,以水兵3000人专守此地,从而限制了海盗集团的活动,然而,隆庆二年开海禁,实行的是'引票制',文引之数有限,又限定贩洋的货物与范围,对海上贸易仍然是很大的妨碍。而万历中期以后,南澳也出现了海防废弛的情况,战船裁减,士兵参与走私。结果,万历末年亦寇亦商的海上武装走私活动再度活跃。

当时在潮州沿海活动的海盗集团首领包括袁进、李忠、杨六、周三、钟斌、六香、李芝奇等人,其活动一直延续至明代末年。当然,与嘉靖年间相比,这一时期海盗集团的规模、社会影响和活动范围,都显得小一些。
   
崇祯十三年(1640),原为海盗、后受抚于明朝的郑芝龙就任南澳总兵,4年后升任福建都督,总兵一职由其部将陈豹接任。陈豹任此职几达20年之久。明清鼎革之际,尽管郑芝龙于顺治三年(1646)降清,但陈豹管治下的南澳仍然奉晚明正朔,南澳成为郑成功反清复明活动最重要的军事据点之一。

郑成功多次从这里出发进攻大陆各地。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郑氏武装集团一直是东南海上最实力的控制者,在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基本上独揽了通洋之利,南澳也成为其海上贸易的重要基地。

郑芝龙以台湾为基地,不断扩展贸易、劫掠货物,成为当时海上最大的武装集团


康熙元年(1662),由于明郑集团内部矛盾,陈豹降清。同年,清政府在潮州沿海实行大规模的'迁海'政策,南澳岛和大陆沿海数10里居民全部内迁,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当时潮州沿海唯一驻守'界外',继续进行海上贸易的海盗,是在达濠建寨固守的邱辉。乾隆《潮州府志》称:'邱辉受郑经伪札,开府于达濠埠,置渔盐之利。'他还一直与明郑政权统治下的台湾进行贸易,对潮州沿海乡镇也时有骚扰。康熙八年(1669),潮州各地'复界'时,特别规定达濠仍为'界外'。不过,邱辉的所作所为已是百余年来潮州沿海海盗活动的余绪。康熙十九年(1680),清军平达濠,邱辉下海遁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统一台湾,同年开海禁。潮州沿海为时100多年的以海盗活动为中心的大规模海上走私贸易活动,终于告一段落。

来源|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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