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至清代康熙前期的100多年间,潮州地方社会经历了一个急剧动荡、由'乱'入'治'的历史过程,原有的社会秩序和地方权利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般说来,明代后期东南沿海所谓'倭寇'和'海盗'问题的产生,直接与明王朝厉行'海禁'的政策有关。明朝立国之初,一反宋元时期政府容许、鼓励海上贸易的做法,除有限度的由王朝直接控制的朝贡贸易外,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以严刑峻法禁止私人的海上贸易活动。 然而,东南沿海的粤、闽、浙诸声百姓至迟从汉唐以来就一直进行着海上贸易,从中获利颇丰。这种地方文化传统与明王朝法令之间的矛盾,蕴含了由此而引发地方动乱的可能。 嘉靖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521年嘉靖皇帝即位之初,重申了明初有关海禁的规定,嘉靖二年至嘉靖八年(1523-1529)一度停止广州市舶;嘉靖二十六年至嘉靖二十八年间(1547-1549),提督浙闽海防军务的朱纨进剿宁波附近'下海通番'者聚集的双屿港,上蔬揭发浙闽势家通倭谋利,又追击海上私商和葡萄牙人于福建诏安之走马溪,大获全胜。
嘉靖后期开始,能够自由来往于海上,并操有实际海上利益的,绝大多数是违法犯禁的武装吉他——海盗,其中又以漳潮海盗牵连最广,影响最深。 在双屿港被明朝军队剿毁以后,位于闽粤交界海面的南澳岛,逐渐成为新的非法武装贸易据点。南澳岛'旧番舶为患,洪武间奏徙,遂虚其地,粮因空悬'(嘉靖《潮州府志》卷一)。 这个'幅员三百余里',距大陆仅10余海里的岛屿,从明初开始就没有任何官方机构管理,也没有编入里甲、交纳赋税的'编户齐民',从而成为海上走私贸易的理想场所。
丹砂古寺门前林道乾像 这些海上武装集团的活动范围遍及闽粤两声沿海,也到达日本、吕宋、交趾、苏门答腊、柬埔寨、暹罗等地。林道乾、林等先后在加里曼丹、吕宋等地建立过殖民据点。也有记载说张链和吴平兵败以后到了三佛齐和安南。 在当时急剧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礼法制度受大了严重的挑战,'民'与'盗'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正如王世贞在其《岭南弭盗案》中素讲的:'其始也,海蔻焉而已,山蔻焉而已,今而郊之民蔻也,郭之民蔻也,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蔻也。'
郑成功多次从这里出发进攻大陆各地。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郑氏武装集团一直是东南海上最实力的控制者,在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基本上独揽了通洋之利,南澳也成为其海上贸易的重要基地。
当时潮州沿海唯一驻守'界外',继续进行海上贸易的海盗,是在达濠建寨固守的邱辉。乾隆《潮州府志》称:'邱辉受郑经伪札,开府于达濠埠,置渔盐之利。'他还一直与明郑政权统治下的台湾进行贸易,对潮州沿海乡镇也时有骚扰。康熙八年(1669),潮州各地'复界'时,特别规定达濠仍为'界外'。不过,邱辉的所作所为已是百余年来潮州沿海海盗活动的余绪。康熙十九年(1680),清军平达濠,邱辉下海遁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统一台湾,同年开海禁。潮州沿海为时100多年的以海盗活动为中心的大规模海上走私贸易活动,终于告一段落。 来源|潮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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