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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时前 当我们谈论一个古代政权的目的性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或者说，这个所谓的“目的”、“动机”究竟是谁的？或者说，这个“秦国”究竟是指什么？秦国的君主？秦国的贵族？秦国的军队？秦国的官僚？然而，真正考究起来，就会发现，除了站在秦制巅峰与一统进程末端的秦始皇、李斯以外，再没有一个人的目的可以相当明确的归结为一统天下。换言之，这种“一统天下”的视角，本来就是后来人为了叙述方便，而采用的，并不意味着历史人物本身就有这种可能超越其所处局势的觉悟。 或者说，本来就不应当把“秦国”放到问句的主语部分，去追究所谓“秦国”的目的性。因为“秦国”作为一个由秦制组织起来的政治体，根本就没有多么明确的主体性，更谈不上多少目的性。那么，把“秦国为什么要统一中国”，换做“秦国在什么因素促动下去统一中国”，是不是更值得讨论一些呢？ 这样就又可以唠唠秦制的制度惯性、战国变法的总趋势、民心士心对于和平的盼望，甚至可以唠唠从分封到郡县的周秦之变了。然而，这些个因素真的能在含义上与具有浓烈“马后炮”色彩的“一统中国”划等号么？ 那么，我们再把“一统中国”这种明显具有秦代以后色彩的语词，更换一下：把在先秦语境中表示中原地区的“中国”换做“天下”，把在先秦语境中略显前卫的“一统”换做“兼并”，把“一统中国”，换做“兼并天下”是不是更符合当时的历史语境呢？ 到最后，即便把问题换做“秦国是在什么因素促动下去兼并天下的呢？”，也并不比“中国是在什么因素促动下去改革开放呢？”更容易回答，所以古人对于这类相当“疏大的历史进程级别的问题”往往选择用一个“疏大”的短语来回答，那就是“大势所趋”，或者说“时来天地皆同力”。 如果你硬要一个解释的话，概括起来说很简单，就是前面提及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是硬要举一个最为枢纽的因素，秦国变法以后所形成的制度惯性无疑是秦国兼并天下最为中坚的原因，毕竟秦军战力、秦军装备、水利耕田等事关秦国基本国策“耕战强国”的具体措施，全靠这套最为彻底的制度来奖惩推动。 换言之，是制度将秦国君臣吏民的一个个单个欲望凝合了起来，导致了秦国在战国混战中具有更高的蚕食效率，把六国一步步蚕食兼并掉了。所以，制度所凝合的各种因素仅仅是秦并天下的促动力，而绝非具有目的性的意志与动机。 至于有的答主提到的野心与欲望，其实恰恰是进了把政治体拟人化的思维误区，也即本答提到的“目的性”问题。而仅仅用人性来看历史，反而容易遮蔽那些能够调动人性的制度因素与形势因素</b>，看不到这些能够决定千万人的因素，远离历史学视角，陷入小说家言的窠臼。 再往深了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所概括出来的“形势观”，是反英雄主义的，这是我国传统史观中朴素的基本精神，是我国史学的底色。而“小说家言”，实质上是一种以人性为底色、以英雄为主线的文学手法，读来爽爽就行了，并不适合用来思考历史。 跑个题：到了现代，我们拥有了历史科学视角，对于政治史的认知，已然更进一步到了“制度史”的层面，甚至“制度史”视角已然成熟到不再是学术前沿。所以，对于包括秦并天下在内的很多历史事件的认知，我们大可用“制度”视角来思考与解释。 当然，文化史、思想史、古代语言视角也能提供很棒的背景因素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语境”，进而辅翼我们的政治史认知。而政治史的前沿：“历史书写方式”，又是一个相当有趣的新颖视角，可供一观。有这么丰富的前沿视角，可供玩味，干嘛还要停留在文学演义视角的浅滩止步不前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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