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青囊客 说起“两河”文明，人们总是联系古代巴比伦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殊不知中国的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也是道道地地的“两河”文明。而近日中国的所有文化基因都源自这辉煌的“两河”文明。（参考阅读： 周山：为什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推动者，都是长江下游文化圈中人？链接：https://new.qq.com/omn/20190217/20190217A04I4I.html?pc） 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周山先生就对这“两河”文明的研究颇具心得。周先生以为“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可归为二元结构。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往往与“水”结缘。例如，中东地区古文化以“两河文明”标识。中国人习惯以 “华夏文化”一统中国文化，淡化以致磨没了中国文化的多元结构及其发展脉络。事实上，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与黄河、长江息息相关，经过近万年的积淀，形成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两大系统。” 远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从上游到下游，形成了大溪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代表性的古文化圈。现代田野考古工作显示，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也相继产生了位于上游地区的大溪文化、中游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其沛然底气，不逊于黄河文化。青铜时代，中国文化进入成熟期。黄河文化加速发展的同时，其重心由西往东移，即由岐西、河套一直东移，最后止步于齐鲁，成为黄河文化的轴心之地。长江文化也在三大古文化的基础上，分别形成了巴蜀文化、荆 （湘）楚文化、吴越文化，而以居中的荆楚文化为长江文化的轴心之地。最近几十年接连不断出土的简帛古籍，也有力地表达了长江文化轴心区域的文化底气。 在文化标帜上，黄河文化以龙为代表。在濮阳地区一座距今7000年前的古墓中，墓主人的上位以贝壳堆塑着一条龙，下位则堆塑了一只虎。黄河流域出土的青铜器，多以龙头为饰件，古墓壁画人物的双目多为圆形 “龙眼”。以致建都于黄河流域的皇帝，也自诩龙种，甚至衣服、器用也要饰之以龙。长江文化则以鸟为代表。巴蜀文化区的 “三星堆”遗址，满目皆鸟：十几米高的青铜神树，十三个树杈上各立一鸟，一条小龙头下尾上贴于树根处，龙与鸟的地位在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铜人像，既有人身鸟首，也有人首鸟足；人的双眼细长，“凤目”替换了 “龙眼”。成都市内的“金沙滩”遗址，同样充满着鸟文化气息，一幅金光灿烂的 “太阳神鸟”，已经成为长江文化独一无二的形象代表。长江下游，早在河姆渡古文化遗址中，就有玉鸟遗存；青铜时代更有“鸟文”成俗，即在青铜器铭文旁刻有相应数量的单线鸟形图。鸟文化在楚地终于上升到了精神层面， 《庄子》首篇 《逍遥游》，以寓言形式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 “大鹏展翅”。由此展示了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在思想价值层面上的差异。 至青铜时代晚期，在黄河文化的轴心之地形成了一个儒家学术群体，被后人尊为圣人、亚圣的孔子、孟子是这一群体的思想代表，核心价值观是“仁义”。在长江文化的轴心之地形成了另一个形式松散、思想深邃的学术群体，被后人尊为道家始祖的老子、庄子是这一群体的思想代表，核心价值观是 “自然”。 《庄子》中有一则寓言故事：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孔子向老子 “语仁义”时，老子给孔子讲的故事。短短二十三个字，道明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在思想价值层面上的差异。黄河文化主张的生存愿景是 “相濡以沫”：当灭顶之灾来临时，将一线生之希望留给他人， “仁义”关怀可谓极至。长江文化主张的生存愿景是 “相忘于江湖”：忘掉仁义，毋须关怀，是因为人人都生活在最适合生存的环境里。前者是被动地应对生存环境，后者是主动地开拓生存环境。汉武帝看中了 “相濡以沫”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保护既得利益的功能作用，遂决定 “独尊儒术”。 “相濡以沫”，无疑是最最核心之术。矛盾的一方既已占居了主导地位，矛盾的另一方即 “相忘于江湖”的思想价值观被边缘化也就成为必然。黄河文化，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重心。 二十世纪初，长江文化借助于西方文化的涌入浪潮，拉开了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帷幕。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胡适、鲁迅、瞿秋白等人，皆为长江文化圈中人。新文化运动，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华丽转身。而儒学因 “与现代化无缘”，注定了其在新文化运动中被 “打”的命运，而长江文化作为矛盾的另一方应运崛起便成为历史的必然。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文化重心的现代转移已经完成。主张开拓进取，以个体发展基础上的群体提升为生存目标，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在长江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今天，我们也不能否认黄河文化在稳定社会、修养人性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今天的中国文化是昨天中国文化的延伸，所以我们将昨天的文化称为传统文化。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借助西方文化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潜在的另一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终结，或许可将其视为“重生”，赋予其新的生命形式。 具有新生命的“两河”文明将以长江文化作为源头，进行现代意义的挖掘与阐发，其核心价值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开拓进取；二是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顺应自然；三是“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和谐社会。加上墨家的尚贤-节用-兼爱，儒家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论，“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的富民论。就构成了一种“龙凤呈祥”的新“两河”文明的核心价值。 听起来，周先生的高论很有些道理，只是不知道当今之势，是否还有谁愿意从重构文明的角度，来听这一番之乎者也的“酸言酸语”。很可能这“两河”文明就如同断流的黄河那样，也要渐渐枯涸了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