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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语言问题对柳青挑战极大。他笔下农民并非没有自己的语言。在他们自己的世界，农民的语言极其丰富，因此作家要写农民，首先必须学习农民的语言。柳青善于学习、提炼和运用农民语言，这是大家熟知的。 但是，哪怕非常熟悉农民语言的作家柳青也发现农民语言有时竟会那么贫乏，因为他要写的农民挣扎于新旧两个世界的夹缝，这种处境令他们失去了在以往生活世界如鱼得水的那份安妥，被硬推到全然陌生的天地，突然变得语言贫乏，甚至根本说不出话。 《创业史》的一个使命（或曰创举），就是让刚刚跨入新天地的农民学习说他们本来不会说的话。 二 让农民学说话，最典型的莫过于《创业史》第一部第十一章，写土改开始时，工作组将“农会小组长”高增福选为重点，要他在群众大会上“诉苦”。这位积极分子欣然领命，经常在家“独自一个人站在脚地，把竖柜上摆的瓶子、盆子和碟子，都当作听众，练习诉苦”。但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他总也讲不联贯，这一回练习遗漏了这件事，下一会练习又遗漏了另一件事。”高增福很着急，请示工作组是否可以不上台，回答是—— 拿出点主人翁的气魄来！ 于是“他的阶级自尊心立刻克服了他对自己讲话能力的自卑心，开始一有空闲就练习”。果然水平迅速提高，没等诉苦会召开，就预先“毫不困难地”将从前的东家、蛤蟆滩“三大能人”之一姚士杰“说得彻底无言”。 高增福如此，追求进步的其他青年农民们也莫不如此，作者表现他们的“觉悟”和“成熟”，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必须像高增幅“练习诉苦”那样，逐渐（往往是很辛苦地）获得一种新的语言，新的“嘴才”。 三 《创业史》第一部读者比较熟悉，这里再从第二部举几个例子。 第二部第四章写梁生宝左膀右臂高增福、冯有万正式入党时，“支部大会的进行甚至还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两个出身悲苦的同志充满了对党的感情，却不知道怎样讲出来。”接下来有这样一段描写—— 下堡乡的共产党员们都盯着高增福和冯有万。两个人使着浑身的劲儿，很吃力地坐在长板凳上，克服他们面临的困难。显然，由于用脑过度，他们的鼻梁上和眉宇间，渗出了米粒大小的汗珠。暖烘烘的太阳从大门大窗进来，照着会议室里缭绕的吸旱烟的烟缕。但会议室里有一种挺别扭的沉闷。 这确实是一种煎熬。人“进步”了，却尚未获得与之匹配的一套标志“进步”的语言。对高增福来说，在支部大会上面对一大群老党员发表入党感言，跟驳斥富农姚士杰，不能同日而语！“野性子”冯有万更犯难，这个“蛤蟆滩的老民兵队长新任灯塔社的生产队长”平时快人快语，可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还是以自己为焦点，就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唉，黄堡镇仁义堂中药铺有治性情急躁的药吗？我有万买了鞋赤脚当生产队长，也要抓得吃几服！” 尽管如此，作者还是绞尽脑汁，让两位新党员在梁生宝一再鼓励和下堡乡党支部书记卢明昌反复启发下，终于神奇地克服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先后发表了各自“精彩的入党演说”。 高增福、冯有万入党一节，有柳青本人公开发表的三个版本：《入党——<创业史>第二部断片》（《上海文学》1960 年 12 期），《创业史》第二部第三章（《延河》1961 年元月号），《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第四章，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7 年 6 月第 1 版。《延河》版对《上海文学》版进行了较大改动，中青社版与《延河》版大致相同。史论对比版本间的异同，有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高增福、冯有万两人的“入党演说”，三版基本一致，但也有不少细微改动，主要是随着版本升级，作者设置了越来越多外部条件，特别是梁生宝的鼓励和卢书记的启发（包括从反面打压爱说空话的郭振山，以启发高、冯“怎么想，就怎么说”），以此增强叙事的逻辑性，让高、冯短时间从窘迫得不会说话到发表精彩的“入党演说”显得更加合理。 其次，卢明昌书记要求梁生宝在两位新党员说话之前，作为入党介绍人先说说他们的情况，此处《延河》版在《上海文学》版基础上增加了一段—— 虽然他肚里想好个草稿了，但到会场上，在讲话前，应当重温习一遍，他才不至于在讲话中遗漏掉什么。现在来不及了。管它呢！生宝英俊的身派，勇敢地直立起来，毫不踌躇地向讲桌走去了。 这说明柳青在整理《延河》版时意识到，梁生宝虽然比高、冯早一年入党，但也有些紧张，至少没有达到他所崇敬的卢书记的水平，“爱用庄稼人的方式讲话”，却处处能将道理“说得真个透亮”。 复次，上述三版都插入了作者用理论色彩浓厚的语言对农民入党的特殊意义进行高屋建瓴的大段论述。因为是作者论述，所以三版之间并无多少差异。然而结束论述之后，最早的《上海文学》版写道—— 但是，梁生宝介绍高增福和冯有万的情形，他的水平使他只能谈谈他们对互助合作热心的具体事实。 《延河》版将这句改为—— 梁生宝介绍高增福和冯有万的情形，当时他分明感到一点这种意义，他也很想讲得更透彻一些。但他的水平使他只能谈谈他们对互助合作热心的具体事实。 到了中青社版，这段文字又变成—— 梁生宝在支部大会上介绍高增福和冯有万的情形时，他分明感到一点这种意义。他很想讲点他们在这方面的觉悟。但他想来想去，只能谈谈他们对互助合作热心的具体事实。 相对于《上海文学》版，《延河》版强调早一年入党的梁生宝在支部大会上说话有点紧张，但思想毕竟成熟许多，能“分明感到一点”作者阐述的农民入党的意义，“也很想讲得更透彻一些”，只是限于“水平”，最后不得不放弃，转而介绍高、冯两人热心互助合作的具体事实。中青社版延续了这个思路，但在强调梁生宝思想成熟这一点上又有谨慎而细微的推进。梁生宝不是一般的“很想讲得更透彻一些”，而是具体意识到要“讲点他们在这方面的觉悟”，尽管最后同样也放弃了，但在放弃之前还是“想来想去”，内心做了许多努力。 高、冯“入党演说”确实如支部书记卢明昌要求的“怎么想，就怎么说”，主要还是农民自己的语言。此前插入的对农民入党意义的作者论述高瞻远瞩，高、冯二位固然达不到这个思想境界，早一年入党的梁生宝“水平”也有限，虽然能够“感到一点这种意义”，却仍然不能用自己的话说出来，所以必须由作者代庖。 由此可见，柳青充分意识到农民学习新语言时是多么步履维艰，因此他很有分寸地表现着农民思想的细微进步以及语言“水平”的微妙变化。他深知这绝非一蹴而就的突变，而只能是一个积少成多的渐变过程。 四 从这个角度讲，当时柳青反驳青年评论家严家炎的那篇《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确实不无道理。 严家炎讽刺柳青将梁生宝在政治觉悟上描绘得过于成熟，超出了这个人物“性格、身份、思想、文化条件”等实际情况。柳青则抓住“觉悟”和“成熟”这两个概念的差异，强调他只是描写梁生宝在一次次政治学习、频繁接触党的干部以及实际工作磨炼中不断提高了政治“觉悟”，却并没有将梁生宝“觉悟”的提高等同于政治上的“成熟”。柳青由此反问： “在艺术上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工农兵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如果不涉及他们的政治学习和阶级觉悟程度，怎么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描写他们的行动呢？ “许多农村青年干部把会议上学来的政治名词和政治术语带到日常生活中去，使人听起来感到和农民口语不相谐调，这个现象难道不是普遍的吗？” 尽管如此，柳青还是强调，他很少直接描写梁生宝在思索和言语中过多使用政治名词和术语，免得读者以为梁生宝离开了政治学习却能独立地“萌芽”出先进思想。很多情况下，“都是作者描写他回忆整党学习会上的话，描写他回忆县、区领导同志的话。请同志们查对。”柳青对严家炎的批评之所以感到委屈而无法保持沉默，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严家炎没有看到小说在描写梁生宝这类先进青年农民说话“水平”逐渐提高时多么煞费苦心！ 五 进步青年语言水平的提高尚且如此艰难而迟缓，不甘落后的老农民就更是可想而知。他们虽然也能学到一点新语言，但终究有限。 第二部第十二章写梁三老汉惊奇地发现，“仅仅个把月的办社活动中，任老四就学了这篇嘴才”，这惹得老汉本人“舌根发痒”，也想奋起直追了。后来事实证明，老汉的语言能力确实有所提高，甚至还能和“穿狐皮领大氅的‘县书记’”谈得十分热络。 这里需要注意两点。第一，任老四“嘴才”的提高是从梁三老汉的角度看到的，究竟有多高，只能以梁三老汉的标准来衡量。如果用高增福、冯有万或梁生宝的标准衡量，恐怕就说不上什么好“嘴才”了。第二，梁三老汉居然能和“县书记”说得十分热络，这固然说明梁三老汉语言能力有所提高，但同时也可能是“县书记”学会了农民语言、能够跟农民拉家常的结果，并非仅仅因为梁三老汉提高了语言能力。何况老汉虽然跟“县书记”谈得十分热络，却也经常“两只粗硬的手颤抖着，帮助他表达心中的痛苦”，——他的语言明显还是相当缺乏。他称“县委书记”为“县书记”，跟蛤蟆滩人游行时将“杜勒斯”说成“杜老四”，都是对新的语言相当陌生的表现。 但凡遇到新鲜事物，新鲜场合，蛤蟆滩农民依旧还是笨嘴拙舌。比如，远近各乡农民来观看高级社牲口合槽，梁三老汉“很想说几句这种场合适当的话，但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不是他缺乏机智，而是他的老脑筋对于这刚刚开头的新生活，还不是那么适应哩！” 梁三老汉、任老四在学习新语言方面多少有一些进步，平时不大出门的“生宝他妈”就更可怜了。第二部上卷第十一章写郭振山带着县委副书记杨国华到梁生宝家的草棚院看望“生宝他妈”，“头发灰白、满面皱纹的善良老婆婆，手里拿着拨火棍，在东边破旧的草棚屋里开了板门。她出来站在门台阶上，看见不只郭振山一个人，她这才紧张起来”。当郭振山向她介绍同来的就是“杨书记”，而没有架子的“县书记”又主动给她打招呼时，她被“弄得手足无措”—— 她手里的拨火棍，不知往哪里搁是好。最后她还是忙乱地把它胡胡涂涂丢在门台上，好像她再也不需要这东西了。 多么传神！但如此传神写照，是付出了让“生宝他妈”完全不能开口的代价换来的。 为了让庄稼人在新社会说出“适当的话”，柳青殚智竭虑，最后不得不承认，“更多的意思庄稼人嘴笨，说不好。” 进入新世界的蛤蟆滩庄稼人啊，谁的语言够用呢？ 这是他们的苦恼，也是柳青的苦恼。 让农民在新社会克服不知如何说话的困难，帮助农民说出他们心里的话，是柳青面临的一大难题。 六 但柳青并不因此片面追求将农民写得口若悬河。他一方面写农民在以往生活世界拥有丰富的语言，一方面又如实写出他们在新社会的语言匮乏，以及他们对这种语言困难极其有限的克服。 只有在塑造“轰炸机”郭振山及其哼哈二将（“低着头有了主意，仰起头就有了诡计”的“活周瑜”杨加喜，一贯巧舌如簧的“孙水嘴”）时，作者才故意让他们自以为是，任凭什么场合都能说下大天来。他们的能说会道是哄骗干部群众的烟幕弹，并不能代表农民说出他们的心里话。卢支书批评郭振山“呀！同志！你的嘴才太巧了嘛！”可谓一语中的。 描写不同身份、不同思想感情的农民各不相同的语言处境和语言能力，是柳青现实主义追求的重要一环。 场面话难说，心底秘密更难表达。第二部第十章写梁生宝“对他最亲密的助手（高增福）打开他内心最深处的秘密”，显然夸张了。那充其量只能说是梁生宝思想中一个重要内容，即担心辜负领导希望，自觉肩上担子太重，谈不上“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真正的“秘密”不会这么容易就能写出来。 更多场合，柳青还是直面农民语言和“新生活”的距离，竭力追求让二者磨合接榫，让流行政治语言尽可能顺利进入农民语言的躯壳。 他这样努力的时候，其实就是采取了鲁迅所提倡的“给他们许多话”的办法。《创业史》对话之外的大量叙事、抒情和描写，基本都是揣摩农民心理，用作者的语言说出来，或者混合作者学到的农民语言与作者自己的语言，千方百计说出农民心中的思考、议论与抒情。 “给他们许多话”，是鲁迅对“先驱者”也即启蒙知识分子说的。所谓“许多话”，主要是指启蒙知识分子的语言，这在自觉实践鲁迅教导的路翎小说中可以看得最清楚。至于郭振山、梁生宝、徐改霞、高增福、冯有万们竭力学习得来的“嘴才”则主要是规范化政治语言与农民语言调和之后形成的混合物，也是《创业史》为农村“新人”着力打造的一套新语言。 七 但上述语言追求显然不能令柳青感到完全满意。为了更好地写出农民的精神世界，他甚至不惜借助超语言方式来弥补语言表现之不足。 《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第五章写小媳妇赵素芳趁公公“王二直杆”死后落葬，撕心裂肺哭个不停，就是整部作品描写农民用超语言方式克服语言困难的神来之笔。 过去谈《创业史》人物，大多集中于梁生宝、梁三老汉和蛤蟆滩“三大能人”，连改霞都很少谈到，有人甚至劝柳青删掉改霞这个人物。柳青虽未曾照办，却也不断提醒读者和改编者，改霞绝非中心人物。改霞尚且如此，素芳就更不在话下了。大概只有当时正在读研究生的青年批评家何文轩（西来）着重分析过素芳的心理和命运。据作者事后回忆，当时只想反驳姚文元在素芳形象塑造的问题上对柳青的“极左非难”，并非对素芳特加青眼。 但素芳在小说整体构思中的地位不说超过改霞，至少也是《创业史》女性群像中仅次于改霞的第二号人物。当时评论界对素芳有限的研究主要围绕她和富农姚士杰的关系展开，对他们二人的性关系描写争执不下。姚文元认为，“作者过分强调了生理的因素而忽略了起决定作用的阶级的社会的因素。作者是把素芳作为一个被迫害、被摧残者来描写的，也许以后她还会从惨痛的教训中觉悟起来，可是，用‘生理上是男人而精神上是阳性的动物，姚士杰给女人素芳多大的满足’，以及拴拴缺少姚士杰对女人的热烈拥抱来解释素芳被这个恶毒的富农所吸引，是不妥当的，至少是缺少典型意义的，这对姚士杰的阶级本质的揭露没有帮助，可以省略”。 姚文元关于素芳形象的质疑仅限于这段文字，何文轩则用整段文章详细分析素芳形象的塑造，强调作为被旧社会迫害和摧残的女子，素芳形象既有普遍意义，更有不同于改霞、李翠娥等妇女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跟她的家庭背景、少女时代惨痛经历、嫁给拴拴后饱受阿公“王二直杠”欺负……等等特殊遭遇有关，因此她和姚士杰之间看似变态扭曲的关系并非完全生理性的，背后也有社会性因素，“作者在处理素芳与姚士杰的关系时，分寸也是很严的”，“谁也不会因为作者强调了生物性的一面而不把素芳看作社会的人”，但唯其如此，“她的解放必然要经过更曲折、更痛苦的途径”。何文轩认为这个女性形象整体上“写得相当深刻，相当成功”，尤其考虑到素芳在小说中“处于更外围的位置，在《创业史》宏阔的艺术画面上，她只是占着不太重要的一隅，然而作者竟能赋予她以如此的历史深度和艺术深度，的确是不容易的”。但他也指出，“第一部里的素芳，直到最后，还是处在灵魂上沉睡的状态”。 姚、何二人意见大相径庭，但有一点彼此相通，即都认为素芳形象在《创业史》第一部并未完成，都预期第二部将有更多精彩笔墨落在这个次要人物身上。当时《创业史》第二部还没有以完整形式公开出版，素芳在《创业史》第一部确实处于次要地位，她虽然也站在新旧世界交替的门槛上，却不像上述郭振山、梁生宝、徐改霞、高增福、冯有万等学到了属于自己的“嘴才”。姚、何二人感到不满足，并对她下一步的塑造做出预期，是合乎情理的。 果然，到了第二部上卷第五、第六章，柳青让素芳用鲁迅所谓“无词的言语”——无休止的哭泣——再次隆重登场了。 八 在此之前，小说经常写到素芳的“哭”。 十六岁被黄堡镇流氓引诱糟蹋，她痛哭过一场，“哭红了眼睛”。 带着明显的身孕嫁给木讷的拴拴之后，公公“王二直杆”用“顶门棍”“有计划地捣过几回”，残忍地打掉她的身孕，平时又凡事苦待她，而丈夫拴拴听由老爹摆布，完全不懂夫妻恩爱，素芳因此不知哭过几回。 “新社会”了，别人都可以离婚，唯独不名誉的她不能。她不得不继续饱受公公的折磨，不得不忍受毫无乐趣的夫妻生活。她因此不知暗自哭过几回——她知道在别人眼里，自己绝没有不满和哭泣的权利，“没有当着旁人的面哭鼻子的理由”。 她爱慕邻居梁生宝，但梁生宝“因为担心他在村里的威信受到损伤”，为了“尽力提高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连心爱的改霞都要处处回避，何况这个名声不佳的邻居人家的儿媳妇，所以他就以村干部资格“大白天日教训了她一顿”。素芳很快就断了对梁生宝的念头，但她并没有因此害怕、回避梁生宝，“她向村干部梁生宝哭诉，她还没有解放”，希望他“干涉”她的生活，帮助她摆脱公公直杠王二的严防死守，和毫无感情、仅仅被她称作“咱家做活人”的丈夫拴拴离婚，在新社会获得真正的“解放”。但“生宝板着脸要她好好劳动，安分守己和拴拴过日子”，“生宝硬着心肠，违背着他宣传的关于自由和民主的主张，肯定地告诉素芳：暂时间不帮助她争取这个自由，等到将来看社会风气变得更好了再说”。这就等于宣布素芳仍旧是不名誉的贱民，在“新社会”低人一等。既在感情上被梁生宝严厉拒绝，又在社会政治上遭到梁生宝这一番训斥，素芳的精神世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小说未做交代，但读者完全可以想象。她为此暗自饮泣，应该是伤心而绝望的。 再后来就是在“堂姑父”姚士杰家磨房里啜泣。她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屈辱、偷欢、犯罪的深渊，她的哭泣更加不能理直气壮了。 县里来的青年团干部王亚梅组织“妇女小组学习会”，包括素芳最看不起的李翠娥在内的妇女们竞相发言，“一再地触动素芳的伤疤”，迫使她“一再地回忆起疼痛”。素芳几次想开口，却总是被深深的自卑感和羞耻感压迫得说不出话来，只好忍住几乎夺眶而出的眼泪，跑进茅房偷偷哭泣。 素芳的“哭”，绝大多数场合都是暗自啜泣，无人知晓，作者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描写周围人的反应。但这些预演性的啜泣非常重要，好像一道奔涌的河流受堤坝拦阻，改变流速，失去喧嚣，却并未静止，乃是默默积蓄力量，寻找机会，等待新的出口。 九 于是就有了《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第五章素芳爆发性的“哭”。 素芳趁着以梁生宝为首的“灯塔合作社”一班人为公公“王二直杆”送葬，当着大家的面毫无节制地痛哭流涕，不听任何人解劝！她只是哭，并非边哭边诉，所以不管是旁观者，试图解劝者，还是事后与她谈心的干部，都完全不理解她为何而哭。 梁生宝是葬礼主持者，素芳的紧邻，两人又有那层特殊关系，按理应该比较了解素芳，但他竟一点不懂素芳为何而哭，“心里头奇怪”，“阿公活着的时候，把你简直没当人！老顽固这阵死了，你还哭得这么伤心？没主心骨的女人！” 灵柩到了墓地，“按丧仪的程序”，跟在后面的妇女应暂停哭泣，但素芬仍然“哭得直不起腰来”。这时梁生宝就“鄙视”素芳了，“没出息的女人！”，“经过建社期间两条道路的教育，她还是这个样子！什么时候才能把她改造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呢？糊涂虫！” “灯塔社”其他送葬的社员们也“都注意到拴拴媳妇的伤心好令人奇怪。在灵柩周围解绳的庄稼人脸上出现了迷惑不解的神情。冯有义甚至感动了，低声说：‘啊！拴拴这屋里家，还是个孝敬媳妇哩！’” 死者落葬后，“按照殡葬礼仪”，妇女们都应该停止哭丧，“但素芬只管她弯着腰，伸长脖子，失声断气地抽泣着。好像决心要把肠肠肚肚，全部倾倒在这墓地上，她才回家。”新党员冯有万走到他崇拜的主任梁生宝身边低声骂道：“贱骨头！”梁生宝的态度也从“奇怪”“鄙视”发展到“生气”，他怀疑素芬这么哭，可能跟好吃懒做的李翠娥一样，“对灯塔社的女社员将来要参加农业劳动发愁？怕劳动的，怎么会有好思想呢？” 梁生宝想到这里都“心凉了”，更不想考虑自己的婚事。他对农村妇女几乎完全绝望，激昂慷慨地发表了一通关于“党真正的负担”在于“改造落后意识”的“墓前演说”，“把驻队干部和社员们都听得凝神不动”。 没想到，“已经不哭的素芬听了主任的话，重新又哭起来了。” 十 《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第五章就这样写素芳之哭，以及周围人的迷惑不解乃至鄙夷愤怒，第六章则试图解释素芳为何而哭。 柳青告诉读者，苦命的素芬委屈太多，一直没机会宣泄，“阿公的死给她一个哭的好机会！”素芳究竟哭什么？原来主要是哭她和寡妇老娘受苦的根源——多年来始终被她怨恨不已的败家的父亲赵得财，“素芳在阿公尸灵旁边，哭着可怜的她爹赵得财”。赵得财在旧社会的堕落（吃鸦片）使她从一个殷实人家小姐变成到处抬不起头的自卑自贱的可怜女子。作者认为，素芳哭死去的父亲，实质上就是认识到“旧社会制度杀害了多少人呀！”而悲从中来。 这种分析当然值得尊重，但不能说作者本人就完全理解他笔下的素芳之哭。70 年代末，住在医院的柳青告诉前来看望他的阎纲先生，“素芬大哭，是哭旧制度”，这与素芳在青年团县委王亚梅面前的告白大致相同，“王同志放心！我哭是为从前的事！” 这显然并非洞悉底蕴之笔。造成素芳不幸的原因并不都可以归结为“旧制度”与“从前的事”。不说“解放前”，“解放后”素芳仍旧不得解放。她和拴拴之间无爱的婚姻，她在“王二直杠”管束下“受苦受活”，她对邻居梁生宝的爱恋以及后者对她的冷漠与训斥，她和富农姚士杰并非始终“分寸也是很严的”的变态扭曲不可告人的关系，她在“妇女小组学习会”上不断加深的自卑感和羞耻感，她在葬礼上啼哭时梁生宝、冯有万等人毫不掩饰的鄙夷、厌恶、疑惑、隔膜和愤怒——她在嚎啕大哭时心里想到的这一切，岂能简单归结为对早已印象模糊的亡父的怀念，或者扩而广之，对“旧制度”的憎恶？ 《延河》版素芳对王同志说的那句话是：“我一定在农业社好好劳动……报答共产党的恩情！”这句话上半截是复述梁生宝的“教训”，下一截是当时的门面话，都不是无论思想有无转变的素芳对自己那一场“哭”的全部解释。但相比中青社版的“王同志放心！我哭是为从前的事！”较早的《延河》版或许略胜一筹。中青社版试图拔高素芳，《延河》版则并没有将素芳拔高到看清自己的悲剧命运全部可以归因于“从前”的“旧制度”，反而暗示她不敢轻易流露真心，仅仅以梁生宝的“教训”与流行的门面话遮挡过去。 尽管用理性语言解释笔下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未必成功，柳青还是照实写来，用了整整五、六两章大写特写素芳的“哭”。 “哭”，是柳青为素芳找到的“本本色色”的语言，他要透过这种超语言的情感发泄挖掘一个乡村女子的精神深井。一个谁也不理解的受尽凌辱的不幸的小媳妇在普遍隔膜中尽情吐露心声，这虽然在与同类交流的意义上失败了，却恰恰由此呈现出农民（大而言之也是中国人）情感与灵魂的真实状态。 关于素芳之哭，柳青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两个版本，即《延河》1961 年四、五号连载的《创业史》第二部第四章，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7 年 6 月第 1 版《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第五、第六两章。两个版本的差异不仅在于《延河》版的一章被中青社版扩张为两章，还在于《延河》版更加强调、突显梁生宝对素芳之哭的鄙视和厌恶，并且始终没有将素芳拔高到看清了自己悲剧命运的高度。但素芳之哭本身，中青社版的改动并不大，这说明柳青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把握并没有受其理性思考的干扰。 十一 鲁迅说“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 克服这困难，打破灵魂间“隔膜”的高墙，在中国文学中实在难得。 素芳之“哭”，很容易令我们想到中国文学史上那些善于哭泣的女子。 《水浒传》中金翠莲“哽哽咽咽啼哭”，“兰陵笑笑生”笔下李瓶儿丧子之后无言的哀毁，都是无告的中国女性常见的哭泣，与素芳之“哭”有相通之处。但《水浒传》《金瓶梅》作者的笔墨何其吝啬！ 关汉卿笔下窦娥的呼天抢地乃是作者激越情感的投射，并非人物本有的告白。而且，窦娥化悲为愤，“出离”了“哭”，化“哭”为“诉”，重点在“诉”不在“哭”。 《白鹿原》写田小娥跟祥林嫂一样，在多次啼哭、哀号之后，渐渐都不会哭了——残酷的生活剥夺了她们“哭”的能力。 鲁迅《野草 · 颓败线的颤动》里那个老妇“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思想深刻，画面感很强，似更接近素芳之“哭”，但毕竟没有叙事的广度。 相知之下，素芳之“哭”不同凡响。作者显然也意识到这点，所以干脆放开笔来议论一番： 人身体里头到底能有多少眼泪呢？眼泪流得太多，对人有什么害处吗？为什么哭得时间长了，觉着脑子里头疼呢？为什么后来眼眶里也感到火辣辣的呢？曾经有过哭瞎了双眼的人。素芳现在不管这些。她只想哭！哭！哭个痛快！好不容易！阿公的死给她这样一个哭的好机会！她可以公开地、尽情地大哭它几场。哭个够！ 面对素芳之“哭”，村民们的疑惑，猜测，妇女们的劝慰，干部们的思想工作，自以为“进步”的梁生宝、冯有万的“鄙视”“生气”，以及作者在书里书外的解释，都黯然无光了。 因素芳这一“哭”，我们不得不对《创业史》中完全不理解素芳的正反两方面人物做出另外的理解。 因素芳这一哭，《创业史》人物世界发生再度分裂。一边是《创业史》所有人物的猜测议论，一个是哭得死去活来的素芳一人的沉默无语。两面的隔膜与对峙，使我们得以重新体会柳青在揭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方面取得的惊人成就。 素芳之“哭”几乎哭塌作者一手造成的整个世界！这种撼人的艺术力量也许只有传说中孟姜女哭倒长城或《红楼梦》中贾珍为儿媳妇秦可卿之死所发的不伦之悲约略近之。 但孟姜女之哭只是传说，缺乏文学的具体描写（苏童根据这个传说创作的《碧奴》以夸张游戏的笔墨写“哭”也基本失败了），而贾珍和素芳，一个是公公不知羞耻地哭那暗中与他有染的媳妇，一个是媳妇假装哭公公实则自悲其身世，二者表面相似，内涵迥乎不同。 十二 素芳之“哭”有一个蓄势过程，比如作者对素芳父母、诱奸素芳的黄堡镇流氓、王二直杆、拴拴、梁生宝、姚士杰等相关人物细针密线的叙说，包括暗中审察“他的拴拴婶子”“嗅见素芳脸上发出的雪花膏味道，简直要发呕”的“不曾接近过女性”的十七岁少年任欢喜“稚嫩的心”。 没有这些铺垫，素芳的无言之“哭”就犹如一面空镜子，什么也照不出。 另外，素芳之“哭”也需他人之“哭”的衬托，才能愈显其独特性。 比如改霞妈妈哭她们孤儿寡母的凄惨，固然悲伤，却怀抱希望，即希望年轻漂亮的女儿在“代表主任”郭振山帮助下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小说也多次写到改霞哭她和梁生宝的一再错过，比如第一部第十五章，改霞久等梁生宝不至，就灰心起来，要下最后的决心不再等心上人了—— 她这样想着，突然间鼻根一酸，眼泪涌上了美丽的眼圈。这既不是软弱，也不是落后。这是为了崇高的理想而牺牲感情的时候，从人身上溢出几滴感情的浆汁。改霞用巧妙的手指，把溢出眼角的两滴泪水抹掉，往回走去。 热恋中的年轻姑娘改霞的哭，美丽而忧伤。 穷汉子高增福，“无论你什么时候看见他，他总像刚刚独自一个人哭过的样子”，高增福确实市场暗中饮泣，但又深自责备，作者写他这样强忍泪水： 他鼻根一酸，眼珠被眼泪罩了起来。但是他掩住嘴唇，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他眨了几下眼皮，泪水经鼻泪管到鼻腔、到喉腔，然后带着一股咸盐味，从食道流进装着几碗稀玉米糊糊的肚囊里去了。 无独有偶，以“在党”为无上荣光，却私心太重，梦想独自发家的“代表主任”郭振山收到“组织”的批评之后，他的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竟然也“被泪水罩了起来”—— 但是，倔强的郭振山不会让眼泪流出来的。他挣扎着硬不眨眼，让泪水在眼睛里打圈圈，然后在身体内部从鼻泪管流下去了。但有一滴流错了路，没有进喉咙里去，而从多毛的大鼻孔出来了。郭振山把它当作清鼻涕，用一个指头抹掉了，擦在鞋底的边上。 郭振山之哭和高增福之哭有不少神似，但内容又微有不同！ 为了说明“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这个道理，作者还写到乡村社会古怪的一种啼哭场面。没有子嗣的老大死了，老二老三争着把儿子过继给亡兄做“孝子”，为此大打出手，而这家人同时又上演着另一出滑稽戏： 他们的婆娘们和娃子们，在家大哭死者，尽嗓子哭，简直是号叫，表示他们对死者有感情。其实，他们都是对死者名下的十来亩田地有感情—— 写得最详细、最精彩的还是第一部第十七章梁三老汉为梁生宝视若无物的童养媳妇的死哀哭不已，“眼泪只是揩了又流，流了又揩，不断线地涌着”。这在旁人看来，乃是“不顾体统”的“公公哭媳妇”，是“丢人”之举，但梁三老汉哭童养媳妇，一则因为“俺的童养媳妇，和闺女一样亲”，二则因为梁生宝“唯有上媳妇的坟这件事不当紧”，老汉因此“鄙弃”后妻带来的这个养子，认为他太没情义，“不管怎么，总算夫妻了一回嘛！一日夫妻，百日恩情嘛！给死人烧纸插香，固然是感情上的需要；但有时候，为了给世人看得过去，也得做做样子吧！你共产党员不迷信，汤河两岸的庄稼人迷信嘛！哼！”何况清明节上坟，老汉还想起了拉扯童养媳妇长大的那些“过去的凄惶日子”，这才“不顾体统地哭出声音来了”。 梁三老汉和贾珍都是有违正常伦理因而颇受非议的“公公哭媳妇”，但各有各的哭法，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细节充分说明柳青写“哭”的匠心独运。《创业史》第一部写梁三老汉哭媳妇，和第二部写素芳同样违背正常伦理观念而备受诟病的“媳妇哭公公”，前后呼应，相得益彰。 但写素芳之“哭”，又胜过写梁三老汉之“哭”。梁三老汉之“哭”，客观上暴露了梁生宝在亲情和男女之情方面的疏忽与凉薄，但作者本意是想表现梁生宝的公而忘私，梁三老汉的“哭”完全在作者操控之中，而素芳乃是面对整个世界发出痛彻肝肠的哀哭，其撼人的气势可能违背了作者的初衷，造成一种尴尬而失控的局面。 柳青写了多少人物的“哭”啊！ 正是在蛤蟆滩人连绵不断的哭泣中，我们听到赵素芳最凄厉的哭喊，也看到更多周围人的反应，因此就有可能将素芳之“哭”与他人之“哭”区别开来，更深地体会柳青描写素芳之“哭”的苦心孤诣。 十三 素芬大哭之后，即“泯为常人”。 作者本来还想给她更多描写，在和女儿刘可风的谈话中甚至详细地介绍过总题构思中对素芳后来的安排： 后边我要写一个情节：一次，梁大老汉借走牲口不还，大家很气愤，让妇女主任欢喜他妈去要，欢喜他妈因为过去常借人家的牲口和工具，不好意思，素芳看见，自告奋勇：“我去要！”这样就把素芳的形象推进一大步，最后，我还想让素芳当妇女队长哩。 但 1977 年中青社版《创业史》第二部并无这个安排。素芳大哭之后，只出场过三次，都没有正面或突出的描写。 一次是第二部上卷第十二章，大哭之后过了六章，梁生宝领导的灯塔合作社迎来第一件大事，即社员们牵着自家牲口“合槽”，进行统一管理。关心社事的梁三老汉发现“拴拴媳妇素芳”也跟在妇女队长欢喜他妈后面，帮助吆喝他家的牛。这时候的素芳还给死去的阿公戴着白孝帽，走在最后面，但“经过两条道路的教育，特别是直杠老汉的葬事以后，梁三老汉有了新的认识，已经不鄙弃素芳了”。大家谈到装病不出门的梁大老汉，素芳也插进来，讲了几句关于梁大老汉的话。这一节中心人物是梁三老汉、欢喜他妈以及不在场的梁大老汉，素芳只是陪衬，未做任何正面描写。 又过了十三章，即第二部下卷第二十五章，不愿加入合作社的梁大老汉看见素芳和合作社几位妇女一起在地里劳动，也是一笔带过。 第三次是紧接着的第二部下卷第二十六章，郭振山哼哈二将杨加喜、白占魁挑动梁大老汉闹事，灯塔合作社“遇到了成立以来的头一次风浪”，梁生宝外出开会期间主持工作的副主任高增福看见许多社员都来到“社办公室院子”，关心如何处理这件大事，“拴拴的媳妇赵素芳”也夹在众人中间，如此而已。 《创业史》全书未完成，柳青赍志而殁，1977 年中青社版第二部仅在“文革”前完成的一至二十五章基础上做了修改（《延河》1961 年元月至 10 月号发表的一至七章相当于中青社版上卷一至九章），将原来的二十五章扩张成二十八章，但具体修改只限于第二部上卷一至十三章和下卷十四至十七章，剩下的十八至二十八章仍是初稿，因此柳青跟长女刘可风讲他会多写一点素芳的计划并没有落实在最终公开面世的版本上，是不难理解的。 《创业史》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五、第六两章，素芳的戏很饱满，因此大哭之后的素芳究竟会怎样，作者没有留下更多的“后话”，读者却不禁要猜想：除了梁三老汉不再“鄙弃”之外，素芳有没有获得周围人更多的理解？素芳的觉悟是否提高了，成为梁生宝所期待的“新人”，还是仅仅偶尔出场说两句不太重要的话，夹在女社员中间参加劳动，头脑依旧“糊涂”，抑或思想深处发生了旁人不能察觉的另一些变化，从此看人看事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十四 据刘可风所记 1970-1978 年和父亲柳青的谈话，柳青尚未决定放弃《创业史》第三、第四部的写作之前，就感到“第一部改霞就写多了，现在也不能取掉，会留下斧凿的痕迹”。这和柳青在《延河》1961 年 1 月至 10 月号登完《创业史》第二部第一至第七章之后所写的“作者附记”基本一致，在这个“作者附记”里，柳青郑重地劝告《创业史》的各类改编者“：不要把徐改霞当作女主人公安排。这不符合《创业史》的总意图。”他预先发表这几章，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醒读者，改霞并非“女主人公”。 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写了众多女性形象，怎么可以没有“女主人公”？取消改霞“女主人公”地位，是否需要另找一个女性形象递补上去？ 从 1977 年出版的经过反复修改、将计划中第三、第四部或取消或压缩之后形成的《创业史》第二部未完稿来看，柳青很可能想把素芳或梁生宝新的“对象”刘淑良这两位其中之一增补为“女主人公”。刘淑良在第一部尚未登场，第二部实际描写也不多，总体形象苍白而单薄。相比之下，第一部就花了很多笔墨的赵素芳，到了第二部第五、第六两章又如此浓墨重彩加以描写，其形象的饱满程度单单在第二部就远远超过刘淑良，加上第一部的大量描写，总体分量也压倒了改霞。即使柳青想让刘淑良取代改霞成为《创业史》“女主人公”（他甚至借“有万丈母娘”之口说“淑良小名也叫改线，和改霞一样”），也完全不可能了。 撇开柳青的构思，从《创业史》第一、第二部实际描写看，素芳完全可以当得起“女主人公”的称号。 十五 但问题不在于柳青主观上想让谁取代改霞做《创业史》“女主人公”，问题在于既然他已经将素芳实际上推到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大哭之后，他将如何继续塑造这个绝非“次要人物”的素芳？素芳惊天动地的大哭究竟有利于柳青接下来继续塑造这样一个终于摆脱旧制度旧社会的创伤记忆而顺利融入新社会的农村女性形象，还是适得其反，因为前面写素芳之哭用力过猛，给读者印象太深，以至于反而受到牵制，接下来就无法按既定构思对素芳展开新的塑造了？ 第二种可能性显然更大。无论柳青将如何继续描写素芳精神上的新气象和行动上的新表现，都无法抹杀更无法澄清素芳之“哭”所包含的太多意义的不确定性。素芳之哭关涉的素芳心理和行为许多不可告人的隐痛无法抹消。梁三老汉只是在不知情的前提下“不鄙弃素芳了”，但不说别的，单单素芳和姚士杰的关系如大白于天下，老汉还能原谅素芳吗？ 在上述《创业史》第一部第二十一节，素芳向梁生宝“哭诉”，后者“肯定地告诉素芳：暂时间不帮助她争取这个自由，等到将来看社会风气变得更好了再说”。社会风气要变得怎样“更好”，梁生宝才能满足素芳的请求呢？何况这还是素芳被姚士杰玷污之前的事。如果梁生宝知道了素芳和姚士杰后来的关系，他恐怕连这个遥远的许诺也不会赐给素芳了吧？ 梁生宝性取向有没有问题，是否“厌女症患者”（misogynist）？这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根据小说实际描写，梁生宝对素芳如此冷酷，跟他一贯的政治原则性有关。作者写他为了不辜负党的嘱托，不损害党希望他为了开展工作而在群众中树立的威信，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不敢轻易和女性独处，宁可经常和王书记、高增福、冯有万这些男性“拍夜”，“拍嘴”，“合伙盖一块被窝，很畅快地过了夜”。他和高增福之间甚至“产生了夫妻一般的深情厚谊”。 但除此之外，梁生宝冷酷地对待素芳，还另有隐情。“蛤蟆滩曾经传播过生宝和这女人的流言风语”（《延河》版作“臭风声”），一贯谨言慎行、生怕因为自己失于检点而影响党的威信的梁生宝不可能不视素芳为危险人物而严加防范。更何况这个“流言风语”或“臭风声”早就飞出蛤蟆滩，飞到了欣赏郭振山而主张继续考察梁生宝的县委书记陶宽耳朵里： 梁生宝解放初期男女关系方面有点问题，说主要是同本村的一个姑娘和一个邻居媳妇，群众里有些议论。嗯，有问题，也不大。年轻人嘛，解放前在秦岭山区躲过兵役，山里头风俗混乱，可能受些影响。 连一贯支持梁生宝的县委副书记杨国华听了陶宽的话也非常吃惊，“真想不到梁生宝有这么一段不好的经历”。 小说没有交代梁生宝是否知道县级领导的这场对话，否则他的思想负担就会更重，对素芳的防范会更加严厉，厌恶也会更加激烈。 无论社会怎样进步，无论素芳本人的思想如何被改造，已经铸成大错的素芳都很难真正被“解放”。如果说，《创业史》第二部第十章梁生宝“对他最亲密的助手（高增福）打开他内心那最深处的秘密”属于夸张之语，那么素芳确实有她不能向任何人打开的“内心那最深处的秘密”。这是蛤蟆滩第一等机密，其机密程度甚至超过姚士杰藏在“墙眼里”的第三张国民党党证，因为姚士杰做出这一疯狂举动，至少还可以跟“婆娘”商量，素芳“内心那最深处的秘密”却不敢告诉任何人。她应该是希望带着这个秘密走进坟墓的吧？ 柳青选择素芳做典型，本意也许是想描写这样一个拖着“旧制度”“旧社会”给予的太多创痛的女性如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甚至打算让她担任“妇女队长”，但这实在是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难题！他写素芳之“哭”，不仅不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步骤，反而是在旧的难题之上又增添了一道新的难题，令他后来对这个人物的塑造难以为继。 谁也理解不了素芳。谁也帮不了素芳。素芳的哭包含了伤痛，委屈，悲愤，怨恨，是所有这些复杂情感的宣泄，但其中也有无法排遣的深深的惧怕和绝望。她借着公公葬礼的机会，一个劲地哭，不说任何话，也不听任何人解劝，因为自己或别人的任何语言对她来说都无济于事。 至少那一刻，素芳活在了语言之外。作者除了让她大哭一场，能给她什么别的语言呢？在她登峰造极的大哭之后，还能怎样描写她的脱胎换骨、焕然一新？ 十六 柳青的主要任务是让农民学习说他们过去不会说的新语言，但他在全力以赴完成这个主要任务的时候，却将“女主人公”之一赵素芳推到了完全相反的境地。 素芳十六岁嫁到王二直杠家，七年之后，虽然生活有种种不顺心之事，但仍然是一个“眼睛灵动，口齿有利”的俊俏聪明的“乡村少妇”，绝非笨嘴拙舌之人。小说虽然没有具体描写素芳平时怎么撩拨梁生宝，被梁生宝拒绝之后又是如何严肃地求梁生宝“解放”自己，但即使透过作者简单的转述，我们也可以感觉到素芳的伶牙俐齿。 她过去家境不错，从小住在黄堡镇上，见多识广，这才嫌弃拴拴。单看她和极其利害的公公“直杠王二”讨论是否要去姚士杰家帮佣时表现出来的那种以退为进、欲擒故纵、“摸着公公思量事情的心性”的策略，如果说素芳不仅伶牙俐齿，而且还颇有点工于心计，恐怕也并不为过。 但是在《创业史》第二部第五、第六两章，素芳除了最后对“王同志”吐露了那句词不达意的话，此外始终未发一言，仅仅将其全部存在的复杂内容藏匿于非语言、超语言、反语言的号哭。 这样一个在学习新语言方面本来不应该落于人后的聪明女子最终竟失去了她固有的“嘴才”，变得只会哭泣而不会（或不愿）说话。与此同时，蛤蟆滩许多进步或并不进步的青年、妇女与老人却都或快或慢提升着他们运用新语言的能力，从笨嘴拙舌变得能说会道，纷纷获得新的“嘴才”。 作者或许打算继改霞之后，把素芳当作另一个女主人公加以重点刻画。但作者刻画素芳时遇到了更大的语言难题，他因此只能出奇制胜，想借助无言之哭来暗示素芳的精神世界那些难以言传的复杂内容。但也许作者没有料到，素芳的“言语道断”几乎抵消了作者赋予蛤蟆滩其他人物新的“嘴才”的有效性。他们空有新的“嘴才”，却谁也不能理解素芳的哀号，谁也无法与哀号中的素芳进行任何意义上的语言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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