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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哲在网上有幸阅读到吉林大学古籍所吴振武先生所著“新见西周爯簋铭文释读”一文。从文中可知，该彝器为新出土的器物，但不知出土地在何地。 吴振武先生说自己也是未见实物，只“获得西周簋铭照片一张”。吴先生据此析文解构以成文，对铭文做了详细和独有见解的释读。感谢他在文中附带了铭文照片和拓本，哲得以识见其铭文全貌。 哲读该文再而三，颇有心得，因有别于著者之所论，故撰文以述，求教于吴振武先生及其他方家。 首先，哲以为只从铭文内容和字体风格来断器物年代，似乎略嫌依据不够。吴先生以已知西周铜器铭文（如冬戈簋、班簋、繁卣、毛公方鼎、免簋、免尊等）比较，认为“和本铭的字体风格相近似”，进而得出该“爯簋”的制作年代当在西周中期。 冬戈簋 哲认为，字体风格的近似只能说明器物来源于同一方国，或是家族工匠场所的制作，要正确判断器物年代还需要结合多方面的材料来综合地分析。从铭文内容来看，哲还是判断此器的制作年代当在西周早期。 其次，吴振武先生虽然正确地判定出了此器器主为“爯”，并将此铭命名为“爯簋”，但并没有进一步地考证出“爯”为何人。哲以为该铭文里的“爯”就是文献里所记载的“冉季载”，也即周文王的嫡幼子毛叔郑。 就如吴振武先生所言：“从器主爯能摹仿天子的口气自称‘余一子’来看，器主的身份恐亦不低，推想其当是小宗之长。” 沈氏族谱内的文王嫡幼子冉季载画像，沈氏是周公之胤 哲认为吴先生的判读非常正确，但是由于他没有注意到铭文中“文神”是周文王的特指代称，从而没法得出冉季载就是该器器主的结论来。“文神”一词和“余一人”一样，在西周铜器铭文中都有着特定的含义，“文神”指的是死去的周文王，“余一人”是天子自称。那么铭文中的"朕文考"毫无疑问说明是文王之子。周文王死后，武王颂之称文考。如《尚书·泰誓下》：“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孔传：“言文王无罪於天下。” 故哲认为器主“爯”就是周武王同母亲少弟冉季载，也即毛叔郑。文王幼子本名爯，以排行称则叫爯季、聃季、季爯（载）。封邑在邰地氂城（斄城），所以也叫氂季载（爯），司马迁误读为厓季载。武王灭商后第四年在嵩山祭天，爯季随行。祭天后武王赐封爯季为郑伯，为大祭司，故又称叔郑。至于文献称“冉季载”则是秦汉先儒（如司马迁公等）误将爯季的名讳读作了氏称。 在《说文·冓部》共收“冓、再、爯”等三字，“再、爯”两字的形体都含有“冓”字中的构形部件，故哲认为要正确释读“爯”字的本义，就要先从“冓”字的甲骨文形体的考释入手。 爯载实际为同一字 “冓”是“构”的初文,考察“冓”字的甲骨文形体可以看出，“冓”字的甲骨文形体当为架起来的呈锥体的树枝状，用于篝火。从卜辞中中看，“冓”有祭祀义，如“在四月，冓示癸。”（《甲骨文合集》26486）。因此“冓”字最初的本义是用燃烧树枝的方法来祭祀上天的帝神，以求降福于下民。其文化原型为燎祭，故“冓”有祭祀义。 又如“再”字，甲骨文有两形，其一为“冓”字的下半部分，即呈锥体的树枝错落架起的篝火状；其二则是在第一形的上方和下方各加一横。这上下两横义指天和地，即篝火架在地上而篝火则上达于天之义。 “冓”字《说文》释作“交积材也”，其中“交积材”的过程当需“举”“材”而成，故有“再”为“举”之说。《说文》“再”字释义中的“二也”之训不误。“再”在典籍中的最早用法为“两次”义，如《书·多方》：“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 又如“爯”字，甲骨文形体为手举起树枝加到篝火之上状，当然，这篝火是用于祭祀目的的。《说文》释“爯”之形为“从爪，冓省”，当从。甲骨文中还有和“爯”字的形义密切相关的一个字为①，该字的构造分上中下三层，上为方向朝下的左右两手状，中为“再”形，即篝火状，下为“土”，即用于祭祀的祭台，整个字形表现了用双手将篝火架在祭台上的完整的情况。 铭文字释图版，正文数字为对应字 哲以为①这个字可以视为文献中冉季载的“载”的初字。①的字形原义是将燎祭用的“交积材”一再地放置在土台之上，后大概又以“车运物件于土上”而转写为“载”。如《周易》中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中的“载”字也有这类的意思在里面。 通过以上几点的比较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献里的“冉季载”的写法未必准确。冉当是“爯”字的省略写法。从铜器“爯簋”铭文上看，周文王幺子名讳为爯或①，称谓为爯季或季载。爯、载其实是同一个字。从车之载是宣王时期才有的字。金文中聃字，写法是从舟从再。也是文王幼子的名字，故文献里有称文王幼子为聃季的说法。 冉季载，是文献整理者不懂爯本是载的本字，衍误而成。冉季作为文王嫡幼子、周王室最后的承祧者，给他取的名是具有传宗接代、薪火传人之祈愿在内的，也是符合当时周代宗法制度下的实际的。 另外，在对“爯簋”铭文释读中，哲还有几处与吴振武先生不一致的地方，虽然并不是全面否定吴先生的释读，但几个关键词句的释读对于正确地理解铭文内容有很大的启发，故哲不揣陋吝，试为其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于铭文首句首字，吴先生只释读为②，也没能进一步确证②为何人。哲以为是“遣”字，此铭文中的“遣伯”就是周文王之弟虢仲遣。也就是和哲在《班簋（毛伯彝）再考释》一文中阐释过的“（遣）令曰”句子里的虢仲遣是同一个人，具体考释可参见该文。周初，多以人名加爵或加字辈为称。以“爯簋”器主为“冉季载”的身份来看，以“遣伯”称呼虢仲遣也甚为合理。从班簋、孟簋铭文看，冉季载（即毛叔郑）、毛公（冉季次子）和遣伯关系密切是可以推测无咎的，如孟簋记孟的父亲曾跟“毛公、仲②征无需”，如班簋铭文记载“毛伯更城虢公服”。而且从后世铜器（如再方鼎，何尊等）出土来看，西虢封地与冉季载（毛叔郑）的食邑挨连很近，都在宝鸡陈仓附近。 2、吴先生释“文神”为“有文德之神灵”似乎并不够真确。哲以为，如同“文考”是周文王的特指代称一样，“文神”当指“周文王之神灵”。吴先生所说的“可知此‘文神’指已故的先人，犹如金文及文献中常见的‘前文人’”这一说法是不大准确的。就如刘翔先生所论：“西周时期开始出现的‘神’字，在多数场合是专指祖先神灵的。似乎可以说，着重于表述祖先神观念的神字，只有在周代宗法社会的背景下，自然神祇崇拜向人类化的祖先神灵崇拜转变出现以后才得以产生。”所以从“爯簋”铭文上看，“文神”当还是特指代称。 3、在于“③旂（祈）”之“③”。吴先生认为该字是金文首见，音义不详，或可据其右旁读作“萬”。哲认为该字似为“祀”的古体字——“禩”字。《说文》释禩为：“祀，或从異。周礼大宗伯小祝，注皆云：“故书祀作禩”。按禩字见于故书，是古文也。篆隶有祀无禩，是以汉儒杜子春、郑司农不识，但云当为祀，读为祀，而不敢直言古文禩，盖其慎也。至许慎乃定为一字，至魏时乃入三体石经。古文巳声異声同在一部，故異形而同为一字也。”从以上可知，“祀”的古体字——“禩”字在汉儒就已经不识，至于许慎，才定为同一字，故哲倾向于将其释读为“祀”字。 4、吴先生释“德言”为德教，哲以为还值得商榷。《说文》对德的解释甚为了了：德，升也。从彳口聲。多則切。哲对《说文》的这个解释并不是很满意。又“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周礼·地官》注）”，故哲以为《周礼》中的解释比《说文》更贴近。故哲将“德”定义为：在心为吉者曰德。如此铭文中的“德言”当释为“吉言”或者“福言”。 综上所述，哲认为此“爯簋”器主当为冉季载，制作年代当在西周早期。铭文中揭示了冉季载名字写法最真确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为我们揭示了周人在宗法社会的背景下，从自然神祇崇拜转向强烈的祖先神灵崇拜的这一历史史实。此“爯簋”铭文将为我们释读诸如“周公东征方鼎”、“天亡簋，亦称毛公聃季簋”、“何尊”、“班簋”等古彝铭文时提供了新的启迪和思路，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西周贵族家族之形态，毛氏族先祖之源考证提供了新的佐料。 新见西周爯簋铭文拓本 哲将自己理解并考订后的“爯簋”铭文恭录于下，以佚后考： “爯簋”铭曰：遣白（伯）乍（作）爯宗彝，其用夙夜享卲（昭）文神，用禩（祀）旂（祈）沬（眉）寿。朕文考其巠（经）遣姬、遣白（伯）之德言，其競余一子；朕文考其用乍（措）氒（厥）身，念爯v（哉）！亡匃（害）！ |白话释文： （虢仲）遣伯为爯制作了用于宗庙祭祀的礼器，拿它们来朝夕享祭已故的周文王之神灵，以祈求爯能够长寿。我的亡父（文王）遵行了遣姬、遣伯夫妇之吉言，使我这一个儿子身体得以强盛。我的亡父（文王）会将遣姬、遣伯夫妇之吉言置于我的身上，并长念爯啊，无灾无难。 2009年7月9日毛家小子天哲识于浙江金华 后记：本文中引述了徐山先生的《释“冓、再、爯”》一文的某些观点，因行文的需要，不在文中一一标注，特此说明，并在此感谢徐山先生。 来源：騰訊空間 作者：毛天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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