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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来聊两部电影和四位母亲。 第一部，来自黎巴嫩、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迦百农》（原名）。  电影《何以为家》海报  “何以为家？”是片中12岁、来自叙利亚的小难民扎因向父母、向世界提出的问题。  《何以为家》男主扎因（赞恩·阿尔·拉菲亚饰） 第二部，来自日本、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小偷家族》。  电影《小偷家族》海报  “何以为家？”是片中5岁、来自日本中产阶级家庭的小由里向父母、向世界提出的问题。  《小偷家族》电影中5岁的小由里（佐佐木美结饰） 两部电影，一部来自深陷“贫穷”和“战火”中的黎巴嫩，一部来自摆脱了“贫穷”与“战火”的发达国家日本，但两部片子的小主人公都向全世界发出了同样的呼喊： “何以为家？” 两部片子因此都获得了国际性大奖，赚足了世界人民的眼泪。 当你只看《迦百农》时，你也许会感慨： 如果小扎因不是生在叙利亚，就会有个“家”；如果小扎因不是生在战争年代，就会有“幸福”。于是，你会因为自己生在和平的中国，自己生在并不贫穷的家庭，而觉得自己有个“家”。 然而，当你把两部电影放在一起看时，会有一种猛然的警醒：“家”也许与贫富根本无关，“家”也许跟是否战争根本无关。 “何以为家”，不是一个你富裕了、你平安了，就能回答出来的问题。 就像上海17岁跳桥的男孩，就像美国15岁受歧视自杀的男孩，他们都生活在全世界人民向往的大城市，过着和平富足的生活，却为何依旧“无以为家”？ 听听这四位母亲的回答，让我们一起重新理解“家”。 / 叙利亚母亲的回答 / 《迦百农》中12岁的小男孩扎因，一出生就是难民，他的父母为逃避战火辗转到黎巴嫩，过上了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没有正式工作收入来源的黑户生活。 在这里，扎因很小就学会了制作毒品，因为这是他们家极为重要的收入；扎因也根本不可能上学，从小就为房东（零售店小老板）打工赚钱；扎因还要照顾他六七个弟弟妹妹，因为父母一直在“生生生”。   （ 扎因要照顾弟弟妹妹，还要帮母亲制毒品挣钱用以生存） 为什么要“生”？ 因为男孩稍大一点，就可以干活、卖力来赚钱； 因为女孩稍大一点，就可以嫁人、卖掉来赚钱。 这是难民父母们人人皆知的“生存方法”，却是难民父母们谁都不肯真实告诉孩子的“生存方法”。 但从小就混迹街头的扎因明白，当他发现最亲近的11岁妹妹萨哈来初潮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帮妹妹隐藏，然后带妹妹逃走，但计划败露，父母还是将年仅11岁的萨哈卖给了房东，导致怀孕的萨哈最终因为出血无法得到医院救治（没有身份证）而身亡。  (扎因帮妹妹萨哈隐藏来初潮的事，但还是被母知道将妹妹卖给了房东。） 扎因愤怒了，瘦小的他将刀捅向了房东，并最终被判刑，可是就在牢里，他决定起诉自己的父母，尤其是正怀着孕的母亲，扎因控诉的问题就是： 为何生下我？ 让我成为一个“只记得暴力、侮辱、殴打、链子、管子、皮带”的孩子；让我发现我听过的最温柔的话竟然是：“滚，你这垃圾”；让我觉得“生活是一堆狗屎，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钱”，让我怀疑“我以为我能做好人，被所有人爱，但上帝不希望我这样......  而他的叙利亚母亲是这样回答他的： 扎因，你是我儿子，你有什么权利批评我，你们又有什么权利来审判我，你们这些法官，这些有钱人如果换成是我的处境，早就上吊自杀了......当我只能用糖水来喂我的孩子时，有谁知道我的苦。 叙利亚母亲认为孩子没有权利批评父母、法庭也没有权利来审判她，任何一个不曾像叙利亚难民那样体会过苦痛的人，都没有权利来批评“她对孩子所做的一切”。 换句话说：是可恶的战争和社会让她的孩子“无以为家”，而她呢，尽力了！  / 日本母亲的回答 / 《小偷家族》中5岁的小由里生活在日本中产阶级家庭，当她的父母最后也不得不面对警察与媒体时，你可以看到，他们身穿西服，打着领带，他们动作优雅，俨然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型父母。 与叙利亚父母相比，这对父母给得起小由里富足、和平的生活，可以给她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可以给她一个很不错的幼儿园，也可以给她一个独立的小房间，但5岁的小由里选择了逃离。 《小偷家族》电影里5岁的小由里离开家躲在一个小破屋里 为什么？ 因为父亲稍一不高兴就打她，父亲一跟妈妈吵架就拿烟头烫她，烫到她大哭大叫跪地求饶，再骂她一句：“混蛋，谁让你来这个家的，给我滚。” 因为母亲很忙，忙到从来不抱她，忙到要求她不能在不允许的情况下靠近她、打扰她，如果这样做了，就必须对母亲说：“对不起”。 所以，当可怜的小由里被小偷家族的父亲和母亲发现时，小由里毫不犹豫地跟着这位愿意抱她、愿意把偷来的饼分给她吃的父母走了，再也不回头。 后来当小偷家族被曝光，警察和媒体都追问小由里的父母： 为什么孩子消失这么长时间，却不报案？为什么孩子不回家，也不追问？ 而这对父母怎么回答的？ 他们的回答是——沉默。 所以，在电影的最后一幕，依旧扎人心： 小由里不得不回到自己家，当她靠近在化妆的母亲时，母亲依旧要她走开，并且对自己说“对不起”。 说完“对不起”的小由里，一个人来到阳台，默默看着小偷家族的方向...... “何以为家？”、“为何生下我？” 对于这样的问题，一位发达国家母亲的回答就一定比叙利亚母亲高明？ 事实告诉我们，并非如此。 当一位叙利亚母亲被战争、被工作、被生活困扰到“无以给孩子一个家”时，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母亲也同样会被财富、被竞争、被权势困扰到“无心给孩子一个家”。 甚至于，因为我们已经给了孩子足够的吃、穿、住，就觉得我们已经给了孩子一个“家”。所以“何以为家”，是一个无需思考的命题，是一个如果被问及，只能呆呆沉默的问题，如同这位日本母亲。 可是，有吃、有喝、有穿、有住的地方，就是“家”吗？ / 埃塞俄比亚母亲的回答 / 叙利亚母亲和日本母亲的回答，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她们都不懂“爱”，有“爱”才有“家”！ 可是，“爱”是想给，就能给的吗？ 《迦百农》和《小偷家族》都没有把镜头仅仅停留在对于“不懂爱父母”的控诉上，而是看得更深更远，才能获得如此大奖。 在《迦百农》中，离开家的小扎因遇到了一位埃塞俄比亚母亲，这位母亲有一个1岁多的儿子，同样是难民，没户口，没身份证，没有正式工作，甚至没有丈夫的帮助，但她看见无以为家的小扎因时，还是收留了他，给他住，给他吃，给他穿。 《何以为家》片中扎因遇到的埃塞俄比亚母亲（约丹诺斯·希费罗饰） 这位母亲竭尽所能的照顾着扎因和自己的孩子，而小扎因唯一一次开心的笑，就是这位母亲将饭店里客人吃剩的蛋糕偷偷带回了家，给小扎因过了一次生日。 然而，这位埃塞俄比亚母亲很快就被捕了，因为她没有钱继续买假的身份证，被捕后的她不仅无法照顾小扎因，连自己1岁多的小儿子都不得不丢给小扎因，这位母亲在牢里痛哭，可是无论有多爱，她再也给不了孩子一个“家”！ 同样的，在《小偷家族》中，小偷家族里的每个人都因为“苦”过，所以深深懂得“爱”，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他们给了5岁的小由里和11岁的哥哥狭小却十分温暖的家。这位小偷家族的母亲紧紧抱着小由里，告诉她： 你可以离开我， 但我永远不会主动离开你。 然而，小偷家族还是被捕了，被捕的罪名之一就是“诱拐罪”，小由里还是被带回了冷冰冰的家，只因那里有她的“法定监护人”。 何以为家？ 埃塞俄比亚母亲和小偷家族的母亲都用行动给出了温暖的回答，小扎因和小由里也都选择了她们，而逃离了自己亲生的父母亲。 可惜，这就是“家”了吗？ 呼唤“爱”的社会反过来倒打一耙，将孩子们从“有爱的家”里生生分离，让他们回归到“法定的家”里去。 那么，哪儿才是真正的“家”？ / 孩子的回答 / 一部好的电影，绝不仅仅批判个人，也不仅仅去批判社会，更不会停留在喊口号，一部好的电影，是将每一个层面都展现出来，让我们看见挣扎在其中每一个悲苦的人。 显然，《迦百农》和《小偷家族》都做到了。 而尤其是把两部电影中的四位母亲放在一起觉察时： 我们不会再去粗暴批判某一位母亲，或者某一种社会制度； 我们不会简单评判上海17岁的跳桥男孩一定是母亲有问题，而美国15岁的自杀男孩就一定是同性恋制度有问题。 我们会在各种评判声中静下来，会在各种埋怨声中静下来，去发现： “每个人都生活在心理的混乱和悲苦中，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战火还是和平，每一个小家的问题都是社会大家的问题，每一个社会大家的问题也都是小家的问题。我们从来不曾真正分裂。” （ 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 ） 正如克里希那穆提所说： 无论外在世界拥有怎样精巧的组织和立法，没有个体的重生，就不会有根本性的变革。没有价值观的根本变革，就不可能存在一种真实且持久的秩序。 建立一个真正的“家”，让每个悲苦的心灵都能够回“家”，这需要个体的觉醒，需要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根本变革。 正如《迦百农》和《小偷家族》的最后，是孩子们做为个体的觉醒，是孩子们用自己幼稚却无奈的方式，去提醒着大人们，去控诉着整个社会。 小扎因通过控诉父母，走向了媒体，走向了电视台，他的控诉是面向全世界的； （ 扎因起诉父母 ） 由里11岁的哥哥最终宁愿让警察发现自己是小偷，也要让充满爱的小偷家族曝光，就是他看见了“小偷家族”里这份偷来的“爱”终究长远不了，终究会毁灭。 当我们说“我给孩子一个家”时，事实往往是“孩子给了我们一个家”； 当我们说“我给孩子爱”时，事实往往是“孩子给我们真正的爱”。 当我们说“教育孩子”时，事实往往是“觉醒的孩子给了我们最好的教育。” 无明的家，是要“出”的， 而清明的家，是要“回”的。 母亲节， 当孩子们叫我们一声“妈”， 让我们给他们一个真正的“家”。 《何以为家》MV 如何出“无明”的家，回“清明”的家？ 如何从“无明”的演员到“清明”的导演？ 禅说电影特邀刘丰老师，大夫道人，一起共聚茅山，从佛，道，科学三个角度深入探索电影里的高维智慧！等你一起来！ 扫码了解活动安排 本文作者：素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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