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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红尘滚滚，好玩的东西实在太多。大人物志向高远，规划人生的走向，往往关乎国计民生，以不坠青云之“志”为宗旨。平民百姓则多属自娱自乐，诸如戏迷、歌迷、球迷、棋迷、鸽迷、麻将迷、集邮迷、金币迷等等，不一而足。更“形而下”的，痴迷于鸡狗缠斗、蛐蛐撕咬，即使活得两袖清风，一贫如洗，又干卿何事？ 古代儒家经典，历来主张重德轻物。《尚书》记载，西戎向周朝进献了一只叫做“獒”的硕大凶犬，太保召公很担心周王沉迷于此而误国，遂写训词强调“明王慎德”的道理，还把“玩人丧德”与“玩物丧志”相提并论。历史上，因玩物而疏离朝政的君主也确实不乏其人，醉心器物者，痴恋书画者皆有之，也有对狩猎、养鹤鬼迷心窍的，大都落个丢了江山的下场。 由是，“玩物丧志”的古训绵延了两千多年，一直悬在读书人的头顶，起到了某种“鞭梢效应”。那么，何为“志”？以古代圣贤的标准，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关的事，都在“志”的范畴，进一步的表述，可用“立德”“立功”“立言”来概括。于是乎，就连吟诗作赋、琴棋书画这样的雅兴，都被列入不可“玩”之物。《二程语录》中，对杜诗“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就颇有微词，“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在宋人刘挚眼里，所谓“士”，“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此观点深得顾炎武赞同。“文以载道”是最重要的，“道”大过文，“志”胜于“物”，玩文学又算什么。宋朱熹认为，“明道先生（程颢），以记诵博识为玩物丧志”，扬雄对“雕虫篆刻”不以为然，“壮士不为也”。 然而古往今来，很有一些我行我素的大文人，并不那么“安分守己”。《闲情偶寄》的作者李笠翁，可称为古代最懂得吃喝玩乐、最缺乏自律的“玩家”。他的一生，很大心思都用于衣食住行的养尊处优，不仅精于花匠、木匠、漆匠等活计，还设计出舒适美观的暖椅、冰凳、箱式马桶和扇形借景窗。沈从文早年热衷于搜集耿马漆盒和各种丝绸、刺绣品，后来成为一代古代文物史家，才算洗白名声。市场经济的当下，玩出名堂的时尚达人如马未都，以前只是业余写小说，1981年因发表处女作《今夜月儿圆》，被调到《青年文学》当编辑，其间留心收藏，陶瓷、古家具、玉器、漆器、金属器等无所不包，越玩越大，相继出版多部与收藏有关的畅销书，可谓且玩且励志，最终志得意满，修得正果。 西方文人不懂何为“玩物丧志”，一旦“玩物”，全然忘我。纳博科夫一生对于蝴蝶标本的搜集和研究，几至走火入魔。年轻时，一连好几年，他每天都在显微镜下工作长达14个小时。76岁那年，他独自一人在瑞士达沃斯山上捕捉蝴蝶，在陡坡处失足摔进山谷，导致健康恶化，弥留之际，仍觉蝴蝶羽翅在眼前飞舞。 我等凡俗之辈，酷玩围棋，数日不弈，手痒难耐，且不知悔改，业荒于嬉。简直就是不可救药了。古人称围棋为“木野狐”，魅惑力很可怕，一旦这个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人就会被其牢牢吸附，难以脱身。聊以自慰的是，梁启超多年来醉心于麻将，曾谓“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梁实秋的解释是，“有任公的学问风操，可以打牌，我们没有他那样的学问风操，不得藉口”。据说胡适、徐志摩等也有打牌的癖好。 还是明朝张岱说得好：“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贤者尚且难免，我更没什么可顾虑的了。何况，围棋比麻将更具诗意。有句成语叫“星罗棋布”，能与梦幻般星空相提并论，这个世界，也只有围棋。晶莹剔透的黑白子形状飘逸，动态均衡，熠熠生辉，神秘浩瀚，深不可测，令人敬畏。不过，南帆曾有一段文字，还是使我很感慨：“我常常看着棋盘上的纵横19道，心中一阵悚然。我知道，这个棋盘可以不动声色地掠走一个人的毕生心血。这使我警觉地与围棋保持一定距离……我还想做其他事情。”感慨归感慨，年轻时没有戒棋，如今进入深秋晚季，这样的活法，也就任其自然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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