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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前梁《法句经》经卷，现藏甘肃省博物馆藏。《法句经》是从佛说中录出的偈颂集，为著名的佛学经典。“法句”，也译作“法迹”，意为经中记录的是佛所讲的古代圣人之道，可为人遵循、效法，其言可以规范后人。 《法句经》经卷·四库全叔拍摄 该经卷用白麻纸，以隶书缮抄《道行品法句经》第三十八，《泥洹品法句经》第三十九两品文，书体显示了简牍书体向经卷书体过渡的字体特色。虽然使用的是东晋的年号，但是经卷实际出自前凉，早于东晋升平十二年（公元368年）。 《法句经》经卷·四库全叔拍摄 公元前326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率军东征，占据了古印度王国犍陀罗，也就是今巴基斯坦的巴沙瓦和阿富汗东部一带，随之而来的希腊文化艺术影响了这一地区。公元1世纪，大月氏人驱逐了希腊人，建立了贵霜王朝。其第三代国王迦腻色伽信奉佛教，在任内广建寺塔，雕刻佛像，犍陀罗艺术家汲取古希腊、罗马的艺术精华，创造出全新的佛教造像，形成了新的艺术风格，也即犍陀罗艺术。其特色是佛像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头发呈波浪形，身披希腊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佛及菩萨像有时带胡须。犍陀罗艺术顺着丝绸之路经西域传入中国北方地区，对中国北方地区早期的佛教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尊后秦鎏金铜佛像出土于甘肃省泾川县玉都乡，是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十六国时期铜造像之一。其具有金铜佛像的早期形态：头部肉髻高隆，身着同肩袈裟，衣纹在胸腹间呈U字形分布，作禅定印，背光爱粗、狮形基座。该像犍陀罗艺术风格明显，也融入了较多的中原文化艺术因素，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鎏金铜佛像·四库全叔拍摄 这尊北魏铜释迦牟尼立像，佛装衣纹厚重，具有较明显的犍陀罗艺术风格，但褒衣博带式佛装是北魏太和前后新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装束，体现了佛教造像艺术的本土化。 铜释迦牟尼立像·四库全叔拍 北凉承玄元年高善穆石造像塔，出土于甘肃省酒泉市石佛湾子，现藏甘肃博物馆。 高善穆石造像塔·四库全叔拍 石塔以高窄的基座和粗壮的相轮为特征， 高善穆石造像塔·四库全叔拍 塔上所雕佛和菩萨具有明显的犍陀罗式造像风格， 高善穆石造像塔·四库全叔拍 上面的八卦符号、北斗七星等为东方传统因素，揭示了佛教东传过程中文化融合的趋势。 高善穆石造像塔·四库全叔拍 该塔是现已发现的，中国模仿印度覆钵塔中最精美的一件，为北凉佛教兴盛时期的代表。 高善穆石造像塔·四库全叔拍 1984年在新疆于田县喀拉墩遗址，采集到南北朝石膏坐佛范一件。从坐佛的波发、身着的通肩袈裟，以及袈裟衣纹的处理来看，属于典型的犍陀罗艺术风格。这件佛范反映了犍陀罗艺术对西域佛像的影响。 石膏坐佛范·四库全叔摄影 东魏鎏金铜三尊像，1999年在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六堡村出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鎏金铜三尊像·四库全叔摄影 该造像中由龙与莲组成胁侍菩萨基座，是背屏式佛造像的显著特征。
鎏金铜三尊像·四库全叔摄影 这种龙与莲的组合融会了东西方文化因素，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鎏金铜三尊像·四库全叔摄影 1953年陕西省西安市出土了一件北周白石雕佛头，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该佛头雕刻精巧细致，较准确地呈现出面部肌肉感，显示出佛教石雕艺术开始向唐代写实风格过渡的面貌。佛头为波状发式，波纹以浅浮雕表现，是为犍陀罗艺术风格的余韵。
白石雕佛头·四库全叔 拍摄 古印度笈多王朝是继孔雀王朝之后，印度人建立的统一大帝国。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作品在继承贵霜时期犍陀罗和秣菟罗雕刻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印度风格鲜明的笈多式佛像，秣菟罗和萨尔纳特是当时笈多的两个佛教艺术中心，笈多造像艺术对我国的佛像有明显的影响。梁代太清五年阿育王像，1995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西安路，现藏成都博物馆藏。
阿育王像·四库全叔 拍摄 此尊阿育王像为天竺薄衣形象，尤其是腰部以下衣纹处理成自胸部平行下垂的褶襞，是笈多王朝秣菟罗风格佛装的流行样式。
阿育王像·四库全叔 拍摄 当年同出的还有梁代大同十一年贴金石雕释迦多宝佛造像。这尊造像题材为释迦、多宝二佛及五菩萨、二弟子、二力士像，佛像具有梁朝造像的特色。
贴金石雕释迦多宝佛造像·四库全叔 拍 梁超造像在宋齐基础上有所变革，画家张僧繇接受退晕式“天竺遗法”，创立了佛像绘画及雕塑史上有名的“张家样”，佛造像多为“得其肉”的丰壮形象，笈多王朝秣菟罗佛像的特征明显。
贴金石雕释迦多宝佛造像·四库全叔 拍 小贴士：笈多秣菟罗佛造像的艺术特征：
萨尔纳特造像艺术特征与秣菟罗艺术类似，区别是萨尔纳特式佛像的衣装更薄，几乎呈透明状，仅在领口、袖口和下摆边缘依稀可辨几丝透明衣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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