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这被认为是建立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起点。当然，任何概念的引入都是一个进化的过程，随着参与者和环境的不同，也在被进一步修改与重铸。可持续概念的发展也经历了这个过程。 1972年之前：前斯德哥尔摩时期 人类对生存的日益关注 可持续性的概念存在已久，特别是对可持续与不可持续做法的辨别。早在18、19世纪，诸如国际和代际公平、自然资源保护和对未来的关注等问题已经被欧洲哲学家们所热议。例如，Weber和Freud认为：人类需要选择牺牲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才能实现更加安全、平衡的社会生活。这种思想与今天的可持续发展观不谋而合。 环境限制与承载力的论述 Malthus被认为是第一个预见到资源短缺导致经济增长被限制的学者。他与David Ricardo共同提出了“环境限制思想” 。Malthus认为，土地是一种绝对资源，随着人口增长，人均粮食产量将会下降；当人类的生活条件降低到仅能维持生存，那时人口或将停止增长。同时，David Ricardo认为，如果自然资源开始变得稀缺，经济增速将会放缓。虽然上述思想都存在缺陷（如默认总生产曲线恒定），但是这种环境限制理论有足够的理由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前身。 同时，为定义可持续发展的起源，Kidd着重强调了承载力的概念。他指出，这一概念早已被用来描绘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地球的承载力决定了增长的极限，从而最终创造出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环境运动走向政治舞台 20世纪60—7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境保护。1962年由Rachel Carson撰写的《寂静的春天》展示了杀虫剂对鸟类和其他动物群体的不良影响，指出将有害化学物质释放到环境中而不考虑其长期影响是部分人类的严重错误；她认为人类的贪婪是造成大面积环境损失的主要原因，人类不能将自己视为地球的主人，而应该自视为地球系统的一部分。这本书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扬，认为它对理解“极端污染并不是增长的必然均衡”产生了深远影响。  Rachel Carson 《寂静的春天》 在此阶段，美国环境运动爆发，源于污染企业的发展问题导致石油泄漏、火灾和其他环境灾难。同时，受到物质财富积累和越南战争等影响，迫使美国地方和联邦政府颁布各项法律、法规来处理空气污染、水污染、荒野保护等问题；并最终签署《国家环境政策法案》，为可持续发展的正式出现奠定了基础。 1972—1987年：从斯德哥尔摩到WCED时期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深入探讨了环境的重要性问题，当时已意识到环境管理已迫在眉睫。会后，美国保护基金会出版《粗心的技术：生态与国际发展》一书，展示了一系列工业化发展对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案例，表明了技术的进步是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无情开采而产生的，工业化发展应当优先和充分考虑其对环境的影响。同期，“罗马俱乐部”就自然环境状况做出全面评估，强调如果继续按照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增速发展，大部分工业社会将会在未来几十年内超越生态界限。  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 此外，自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人们很少再将“环境”与“发展”定义为独立的个体；随后几年，术语从“无破坏的发展”演变为“无害环境的发展”，最终促使“生态发展”于1978年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审查报告中首次出现。可见，这次会议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概念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Tryzna的观点，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1980年首次尝试将环境和发展整合到保护领域。但是，“可持续发展”这一术语仍未能以书面形式出现。遵循这个改善环境与发展的概念，1987年WCED发表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该定义一度被广泛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官方定义，但这也正是当前诸多争论的起点。  Gro Harlem Brundtland, Prime Minister of Norway，1987-10-19 1987年至今：后WCED时期 毫无疑问，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仅1987至1992年间，已先后产生约70种不同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并由此引发激烈辩论。 1992年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又称“里约会议”或“地球首脑会议”），是WCED之后的又一次突破。里约会议主要集中讨论了①制定“21世纪议程”；②发表《里约宣言》；③开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④签署《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随后，建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可持续发展机构间委员会和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咨询委员会机制。里约峰会成功地鼓舞一代研究人员更加深入、全面地思考可持续发展问题，同时鼓励各国政府朝可持续发展方向努力。 但是，正如Daly所述：虽然“可持续发展”取得了新的政治共识，但是这一术语被许多地方所吹捧（甚至被制度化）；将其奉为预期变化的指南仍然是危险的、模糊的。他进一步强调：这种“模糊”不再是协商一致的基础，而是分歧的滋生之地。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可持续发展科学”是基于实践的，它将成为该领域的又一转折点。今后，中国学者也需竭力在可持续发展的“方法”而非“口号”上下功夫，关注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探索并实践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维护我国在国际上的正当发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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