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李义奇：北京的格局

《蒙格斯文集之李义奇（上）》李义奇 著，经济管理出版社

导 言

大体上看，几千年文明史，都城的变迁，还是有规律的。总体上，首都选址多在四个城市：西安、洛阳、北京和南京。历史上长期的稳定的北京所在地，只有三个城市：西安、洛阳和北京。定都南京的多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政治历来都是力量的博弈与均衡。北京选址，所要考虑的因素，首先安全，要处于自己的大本营之内。同时要便于控制应对局势变化，北京所指，必是诸多政治军事力量交汇处。

当前，华夏文明演进已经跨越内部及边缘的东西关系、南北关系阶段，矛盾和冲突已经开始以解决内部问题为主转移到以应对外部问题为主的阶段。中国只能融入世界，方可正确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北京搬离首都之际，想起这个题目。这方面的知识，看完这篇文章，就知道其重要性了。

如果把中国或整个华夏文明影响之地看作是一个天下的话，首都，就是这个天下的枢纽之地。据首都，制天下，至少当时的皇帝，就是这样想的。

既是天下枢纽之地，首都在地形地貌上，应当是十分讲究的。首都一般性的要求是，附近资源丰富，粮食充裕，是交通枢纽，是地理要塞，便于防守。大的地理格局上，首都一般位于中原的边缘地区（注意不是中央区域），以盆地或封闭的地形为根据地，面对中原、俯瞰中原。这个盆地和封闭性的地形很重要，按古代风水上的讲究，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前后左右是指四个方向上的具有屏障作用的自然的山、水、森林等，处于四面围合中的是“穴”或明堂，就是都城。长安、洛阳和北京均符合这种地形要求，南京不是背靠大山，但它的风水模式是“回龙逆结，山水绕背”。

地理就不多讲了，一是笔者不懂，二是地形地貌就在那里摆着，即便缺少地理知识，看看地形地貌图形，如西安、洛阳、北京、南京等，这些历史上曾经的北京，也能看出，它们至今在地理上，仍旧是重要的枢纽之地，中华大地上的要穴。

历史有必要讲一讲。虽说地理孕育了历史，但假若没有历史的血肉，地理的骨架，实在是缺乏观感。不是专业搞这个的，瞧一眼就会觉得多余。

三皇五帝时期略过。中国历史上的北京，夏起源于中原地带，北京多在洛阳周边。商源于泰山周边，商取代夏，是东部部落民族西进中原，北京多迁，总体上在中原腹地，商丘、郑州、安阳等地。周起源于西安西北，周取代商，东进中原，北京在长安（西周）、洛阳（东周）。秦和西汉都在长安，东汉移至洛阳。三国两晋南北朝，北京多变，南京多次入选。隋唐都长安、洛阳，五代十国北京多在中原区域，开封入选。北宋都开封，南宋都临安。同时期的辽、金将北京纳为北京之一。元朝都北京，明朝先南京后北京，清朝都北京。民国都南京，新中国都北京。

大体上看，几千年文明史，都城的变迁，还是有规律的。大致唐（含）以前，北京迁移多是东西走向，由东向西，或由西向东。唐以后，北京迁移，开始南北走向，或南或北。总体上，首都选址多在四个城市：西安、洛阳、北京和南京。历史上长期的稳定的北京所在地，只有三个城市：西安、洛阳和北京。定都南京的多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这里面，包含着一些什么历史信息呢？

政治历来都是力量的博弈与均衡。北京选址，所要考虑的因素，首先安全，要处于自己的大本营之内。同时要便于控制应对局势变化，北京所指，必是诸多政治军事力量交汇处。

中国古代，按照社会结构分类，唐末之前，中国社会结构总体上是一个贵族、豪族为主体的社会。唐以后，中国彻底成为一个平民社会，千年田换八百主，再也没有可与皇权抗衡的豪族集团了。唐代以前，如果没有大族的认可与支持，政治军事方面的暴发户，是坐不稳江山的。如曹操建立的大魏，很快被士族集团的代表司马氏取代。在当年那种社会结构下，政治和社会上层由豪族把持，即便是皇帝，也不能干预，也要和士族商量。曾经有皇帝的宠臣想加入士族，求皇帝赏赐，皇帝说，这事我说了不算。那种社会结构下，能够坐稳江山的皇帝，必定是豪族集团的成员，代表着这一集团的利益。汉初复辟封建，定都长安，是刘邦听从了娄敬和张良的劝告。从《史记》所载娄、张二人的谏言可以看出，当时以豪族社会为基础的大帝国，军事地理上的关系，主要是东西关系（因为豪族是东西分布的）。刘邦定都长安，据关中以制关东。唐初都长安，主要是关陇集团的根据地所在，也有刘邦据关中以制关东的意思。武则天当皇帝时，为了摆脱关陇贵族的干扰，时常跑到洛阳办公。

唐末之前，中国社会力量的分布，主要是东西走向，社会稳定的轴线也是东西走向。当皇帝防备关东豪族时，就定都长安；当皇帝拉拢、依靠中原、山东豪族时，就定都洛阳。这是那个时期，惯常的历史地理结构。还有一种说法，是长安有山河之固，适合应对变乱；洛阳有中土之美，适合德化天下。明眼一看，这种说法就是学者的美辞，但意思是相通的。

唐末，朱全忠杀皇帝全家，以及作为掌权阶层的全部贵族。其他的权贵们也都在唐末的大动乱中灭亡。经此浩劫，贵族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寿终正寝了。中国从此进入了平民社会时代。帝国内部再也没有可以与朝廷抗衡的强势集团。此时朝廷的威胁，从历史上的经验来看，已经转移为来自北方草原的强敌：契丹、金、蒙元等等。中华帝国的政治军事地理关系，从东西走向为主的关系，转移到南北关系了。由于北方的游牧文明与中原的农耕文明，具有不同的治理规律，能够同时分制北方游牧与南方农耕力量的大帝国，其首都的选址，必然要在游牧与农耕的交汇处。后来大帝国首都的选项，只能是北京了。皇帝居北京，方可形成对北方草原游牧、南方中原农耕的分别控制。如此，从辽开始，金、元、明、清，北京作为多元大帝国的首都，稳定下来。

鸦片战争后，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国门。晚清时分，中华帝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军事与社会力量的博弈与均势，逐渐转向大陆与海洋之间。晚清与列强的战争与摩擦、民国时期的北伐、抗日战争、解放后迅速工业化战略布局，以及当前的贸易摩擦等，这百余年来，大陆与海洋之间的博弈，从未间歇。而且，这种大陆与海洋之间的对抗与博弈，远非历史上的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可以比拟，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事实上，宋代以后，南方地区已经开始有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但是，这些商业活动，主要受制于大陆。因为从事商业活动的南方民众，他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依靠，即他们的信任结构和市场空间，都来自大陆，大陆是他们的根据地，也是他们精神上的归宿，离开大陆，这些商业活动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本。而来自西方世界的海洋挑战不同，它们是挟全球的市场、技术、规则与底气而来，大清帝国应付不来。

插个话。按照这个逻辑，台湾如果以大陆为商业活动的大本营，早晚会乖乖地回归。如果台湾能够坚拒大陆的利诱，咬牙面向全球市场，假以时日，则能成为大陆的强敌。人的短视是常态，但短视的确是个致命的弱点。想起解放战争当年，解放军不去占领金门，不去解放香港，实际上是当时最高领导层英明睿智的决策。如果占了金门，台湾可能就会脱离大陆而去（独立）。如果顺便解放了香港，就等于大陆自己把自己与国际联系的大门关上， 就会极不方便。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要应对海洋文明的挑战，而不是想关起门来，搞闭关锁国那一套，一个有活力的和现代化面目的台湾，对大陆的改革开放，意义更大。台湾问题可能是另外一种思路。

话说回来。当前，华夏文明演进已经跨越内部及边缘的东西关系、南北关系阶段，矛盾和冲突已经开始以解决内部问题为主转移到以应对外部问题为主的阶段。面临全新的大陆海洋关系，要实现全球视域的大国崛起，博弈的走向与均势在哪里？历史的经验，特别是农耕文明凝结出的小农意识，已经落后于时代了。中国只能融入世界，方可正确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很明显，在中国融入世界的大格局下，北京作为新时代的北京，应该不是明智的选项。隐隐觉得，东南沿海一线，应该是迁都更好的选择。进可以制海洋，退可以安民众。

百里之内，还是万里之外？这就是格局。

作者李义奇博士授权代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