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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民国，最惹人迷恋的，莫过于一群女作家：她们生如夏花，淡雅婉丽，却比烟花寂寞；她们温润如玉，爱恨倾城，却难免幽闺自怜；她们风华绝代，芳心悠悠，却一路颠沛流离，她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反叛者，家庭婚姻大都没有圆满，痛苦的人生经历和挣扎的内心用文字娓娓道来，让我们更加了解一个悲欢离合的时代。  沉樱，原名陈瑛，因为特别喜欢鲁迅和周作人翻译的日本文学，后来取笔名“沉樱”，她的祖父是清朝的学官，而父亲却读的是洋学堂，接受了新思想，主张女子读书、男女平权，是地地道道的新派人物，因为自小出生于书香世家，所以沉樱既有着扎实的古文功底，又得新文化滋润，出笔便不凡。  1925年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的沉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两年后又转入复旦大学，在复旦读书的那两年是沉樱的黄金时代，容貌气质俱佳的沉樱很活跃，普通话又说得很好，曾得到剧作家洪深的赏识，主演过话剧《女店主》。 在此期间，她与戏剧家马彦祥相爱结婚，但是这段婚姻堪称闪婚闪离，因为马彦祥很快就移情别恋了，1930年底，与马彦祥离婚后的沉樱，只身离开上海来到北京，于是，命运的安排让她又遇到了有“中国拜伦”之称的梁宗岱先生。  梁宗岱告诉沉樱，自己从前有一个家里人为他娶的太太何瑞琼，但他坚决不从，为了摆脱原配的纠缠他提出愿意主动出资让原配上学，两人约定每年给三百元为读书钱，之后便互不纠缠。 可谁知梁宗岱在留学法国后，就给过一次钱，之后便再无下文，所以，当何瑞琼听到梁宗岱到北京做系主任的消息之后，马上跑到北京，要两千块抚养费。  可偏偏梁宗岱这人又有点小气，不愿再出任何费用，破坏了之前的约定，何瑞琼一气之下将其告上了民国法庭，最终，法庭判梁宗岱需每月支付何瑞琼100元生活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梁宗岱拒不执行，法庭一度封存了梁宗岱的财产，后来，还是在胡适的调解之下，梁宗岱一次性付给何瑞琼7000块。 因为离婚官司，梁宗岱在国内身败名裂，不久后，他又丢掉了自己北大的工作，但对于这一切，沉樱并毫不在意，他们携手前往日本，一直不离不弃，携手而行。  一年后，沉樱与梁宗岱又从日本回到了天津结婚，抗战爆发后，两人又离开了天津，居住在重庆郊外的北温泉“琴庐”，在此期间，两人琴瑟和谐地共同生活了八年，生下一子二女。 当然作为一名母亲，沉樱在这段婚姻生活里牺牲了大量的自我，这八年里作为才女的她，创作的作品很少，有不甘也有抱怨，加上两个人都个性倔强、脾气耿直，就像两只刺猬，都不肯削短自己的刺来迎合对方，于是争吵也在所难免，但沉樱却还能以一颗愿赌服输的心来面对，因为她依然深爱着梁宗岱。  1941年3月，梁宗岱回家乡处理亡父遗产事宜，被朋友拉去看粤剧《午夜盗香妃》，迷上了花旦甘少苏，两人于1943年3月在广西南宁登报结婚，梁宗岱对甘少苏叹息道：“我与你结了婚，沉樱就会离开我。” 爱情的长空霹雳炸响，沉樱闻讯后，果真没有吵闹，也没有哀求，立马带着女儿思薇、思清搬出北碚住所，搬至重庆南岸海棠溪四妹陈钰处，而此时的三子梁思明尚在沉樱腹中。  抗战胜利后，沉樱辛苦辗转于上海，梁宗岱曾打算接母子四人去广州生活，沉樱拒绝，1948年沉樱欲带子女随母亲、弟妹离开上海去台湾，友人赵清阁试图劝阻，沉樱道：“我要走得远远的，永世不再见梁宗岱。”梁宗岱从广西急飞上海，希望至少阻止子女赴台，结果未果。 他们的大女儿思薇曾说过，她母亲对父亲一直是又爱又恨，他们俩其实都相互的欣赏，相互关爱，但因两个人个性都太强，永远无法相爱，母亲毅然离开父亲，并不一定是因为父亲对她用情不专，而是由于性格不合，虽然夫妻俩个性迥异，但父亲的用情不专可能是压垮他们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至少对母亲来说是，她本想慧剑斩情丝，不料那个人却成了她一生的牵挂。  据台湾作家林海音回忆，大约1967年，正是沉樱翻译事业的巅峰时期，出版多本翻译小说的同时，忽然拿出一本梁宗岱的译诗《一切的峰顶》，说是要重印刊行，她当时很不解，梁先生有很多译著，为什么单单拿出这本重印呢？ 后来她才知道，原来梁宗岱的这本诗的译作是于1934年在日本叶山完成，当时她正陪在他身边，而这时段正是他们感情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章，承载着多少甜蜜的回忆，可见她对梁宗岱的感情，自始至终都并没有消失过。  1982年4月，沉樱回国探友，那时的梁宗岱已经病卧在床，托友人告知，希望再见沉樱的最后一面，沉樱在临飞广州前的最后一刻，决定还是信守诺言：永生不再相见！她是写小说的，知道悲剧的收梢，哪一种更有感染力，1983年，梁宗岱去世，五年后沉樱病逝于美国，享年81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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