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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状元，通常分为文和武两类，通过对历年状元们籍贯的分析，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古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巨大变迁。我们先讲文状元—— 唐代：北方碾压之势 受限于史料，历代科举考试所产生的有名可考的状元人数，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数据，一般认为是在700人左右。 隋文帝开科举，隋炀帝设进士科，但由于历史湮没，隋炀帝时的开科情况今已不详。“状元”一词始于唐代。不过，唐代的科举考试，试卷还没有采用糊名制，不仅不糊名，考官还会根据考生的推荐人递上来的“行卷”决定录不录取。所以，想成为唐代状元，不仅要拼才华，更要拼关系。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由于唐代名门望族“五姓七望”——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无一不在北方（北方和南方之分，通常是以长江为界），唐代状元也自然以北方士子为主。相比北方，那时的南方虽然有“八王之乱”后南迁的世家大族，但论状元人数，还是被北方碾压。 宋代：南北之势已经改变 到了宋代，南方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中心。整个北宋时期，南方籍的状元人数，已能与北方并驾齐驱。 但北方还是领先一点，个中原因，就是北宋初年的皇帝和宰相都是北方人，他们对南方士子多少还是有些偏见。最偏激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据说他的遗训之一就是“南方人不许当宰相”。 但赵匡胤对科举制度也作了两项大改革：一是废止了唐代以来的“公荐”制。考生再也不能从达官贵人处获得推荐。二是开启了殿试，进士们都成了“天子门生”。为了防止主考官在评选时作弊，后来又有了“糊名弥封”和“誊录法”。这些举措，都大大增加了进士乃至状元的含金量。 此后，状元的南北之势彻底改变。于是有了司马光、欧阳修之间“分路取人”与“凭才取人”的争议。 来自山西的司马光代表北方的观点，主张分路取人，各路（路相当于现在的省）按照举人录取名额十分之一的比例录取进士。但对于士子质量更高的南方而言，这就没法接受。所以，来自江西的欧阳修的观点是凭才取人，公平竞争，不搞“配额制”。宋英宗听取了欧阳修的意见，继续凭才取人。 南人和北人斗争的最后，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江西人，他的新党核心，如吕慧卿等都是南方人，而反对派旧党的核心如司马光、文彦博、富弼、韩琦等人，都是北方人。新旧党的斗争，当然是利益集团的斗争，但地域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 据学者统计，现在有据可考的北宋进士有9630人，其中南方所占为9164人，北方仅有466人。到了南宋时期，北方沦为故国，状元榜渐渐也被南方人独占。然而，到了元代，南方士子的才学却无从发挥，因为元朝78年不开科举，后来虽开了科举，但其制度设计在各方面对南方人都是歧视性的，更不用说录取了。 明代：南北分卷 等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南方才又占据优势。 最夸张的一次是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丁丑科春榜，该科开榜后，录取的51名进士全部为南方人。更巧的是三位主考官也都是南方人。这便引起了落第的北方士子不满，他们联名上书，控告考官阅卷不公，偏私南方人。朱元璋为此大为震怒，命复阅试卷，增录北方籍优秀人才入仕。但让人尴尬的是，他们选出的北方考生试卷，一份合格的考卷都没有，可见北方考生水平相当一般。但朱元璋更愿意相信，是这些南方人串通一气，把北方考生最差的卷子选出来给他看。于是下令，涉事人等要么凌迟处死，要么发配戍边，受牵连者不下千人。为平息风波，当年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开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惊讶的录取名单：61名进士全部都是北方人，所以该榜又称“北榜”。因为前榜全为南方人，而后榜又全是北方人，所以，老百姓称之为“南北榜糊涂案”。 到了明仁宗洪熙二年（公元1425年），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制定办法，卷子照样弥封誊录，但注明“南”“北”字样，分配名额是“南六十，北四十”。 南北分卷取士遂成定制。到了宣德年间，又从南北卷中分出中卷，规定南卷取55名，北卷取35名，中卷取10名。南北分卷，显然有利于北人。但南人的优势太明显，明朝276年期间共出了89个状元，其中南方78人，北方11人。 清代延续了南方占优的这种格局，清朝共112名状元，其中，北方仅10人，即使算上满榜状元3人，也不过13人，其余的皆为南方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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