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5月14日 06:45来源：凤凰网安徽综合日前，记者在省内部分地区调研，发现过多过滥开具证明的现象屡禁不绝，增加了群众和基层负担——“社区章”不是“万能章” “社区不是卖车的商场，怎么能证明这个电瓶车是你的呢？”日前，在合肥市某社区，居民王先生正在和社区党委书记高某就是否开具证明而激烈争执。 王先生的电瓶车不久前被当地交警扣押，交警告诉王先生，如果想要回电瓶车，就必须证明该电瓶车是他的。王先生的电瓶车没有登记，购车发票已经遗失，当场无法证明对电瓶车的所有权。交警给王先生“支招”，让他到所居住的社区开具证明，证明电瓶车是他的。 “关于电瓶车是不是你的，社区没有这项证明义务，也证明不了。 ”高某表明了态度。 “没有证明就领不回电瓶车！”王先生反映他的难处。双方争执一个多小时，最终高某本着相信王先生的态度，开具了证明。 “少数部门动辄要求群众到社区开证明，但有的证明事项，社区没有能力鉴定，开具的证明缺乏效力。 ”淮南某社居委主任张某表示，居民火化需要死亡证明，如果在医院死亡，会由医院开具医学死亡证明，但是如果是在家中死亡，殡葬部门就会要求社区开具死亡证明。开具死亡证明需要社区干部上门亲自鉴定死者，遇到这种事情，有的干部心理上难以接受。除了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死亡证明上还要注明死亡时间、死亡原因等信息。 “社区工作人员只能鉴定是否死亡，至于死亡的其他信息，需要专业法医鉴定，我们哪有能力来鉴定这些？ ”张某无奈地说。 “这几年社区开具的证明有所减少，但总体数量仍然很多，类似‘我是我’‘我妈是我妈’的‘奇葩’证明不在少数。 ”张某表示，有的机关单位不允许本单位开具证明，但仍然要求证明材料，导致群众涌向社区来开具证明，社区变成了证明开具的兜底单位。记者调研发现，社区证明涵盖了居民的身份、亲属身份、物品所有权，甚至死亡、受伤原因等各类事项。不少社区干部调侃道，“社区章成了‘万能章’，社区干部如同无所不能的超人”。 “证明多”凸显“作风病” “一些证明要求脱离实际且毫无必要，除了‘证明’了他们身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其他什么也证明不了。 ”淮南某社区党委书记朱某表示，每开具一个证明都意味着承担着一份责任。一些单位遇到拿不准的事，就让居民找社区开具证明，试图将责任转嫁给社区。 “现在，社区干部在开具证明时，除了要盖社区公章，还要在证明上签自己的名字来明确责任，让社区干部感到压力很大，负担沉重。 ”朱某说。 不久前，有居民在骑车时不慎摔伤，到医院进行治疗。在报销医疗保险时，办理医保的工作人员要求他到社区开具证明，证明他是在骑车时意外摔伤，否则无法报销医疗费。 “这个居民是在另一个市辖区摔伤的，而且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也不熟悉，怎么可能在场看他骑车摔倒！ ”朱某认为，医保部门也知道社区不能够证明居民“骑车摔伤”的事实，之所以还让社区开具这种证明，完全是为了以社区的证明来推卸掉自己的责任。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证明完全可以通过信息手段避免，是无谓的证明。在淮南市某社区，张某的哥哥因刑事犯罪，在省内一所监狱服刑。张某打算去探监，监狱工作人员告诉他，需要携带身份证件，并且要社区出具一份证明文件，证明他们的亲属关系。 “我和我哥哥的身份关系信息在网上有记录，如果有身份证，完全可以查到，根本不用去社区证明‘我哥是我哥’！ ”张某向监狱工作人员表示异议。但是监狱工作人员解释说，由于监狱的信息系统还未与公安系统联网，无法通过身份证件查到张某和哥哥之间的亲属关系，所以需要他所在的社区开具证明。 “一些无谓的证明与‘信息孤岛’直接相关。 ”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教授昂永生表示，在一些地区，部门采集的信息不公开，信息不能共享，公民的户籍、就业、生育、婚姻等基本信息处于分散的碎片化状态，导致只能通过各种“奇葩”证明、循环证明和重复证明来验证真伪，造成一些无谓证明的产生。 “放管服”没有“休止符” “社区该如何开具证明，现在既无规定也无制度来进行规范，对于申请开具不合理证明的群众，社区不管是想帮忙还是想拒绝，常常无据可依。 ”合肥某社区党委副书记王某表示，一些地方为破解“证明之困”，对社区开具证明事项列明了清单。他建议，我省也可以实施证明清单准入机制，清理各类重复设置、于法无据、模糊不清的证明材料，对需要开具的证明事项，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明确规定，否则一律不得要求其提供，以此来堵住责任下推、要求社区开具无谓证明的漏洞。 昂永生表示，减轻基层的证明负担，根治“证明多”的问题，就得简政放权做足“减法”，减少审批事项、审批环节、前置审批、审批层级，从根本上减少证明事项的需求，铲除无谓证明的滋生土壤。 在我省开展的“严强转”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项行动中，省人社厅针对“证明多”问题，落实人社部取消部分规范性文件设定的73项证明材料，并启动清理规范工作。省教育厅简化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资助程序，不再要求学生申请和提供任何形式证明材料，不再要求建档立卡学生受助信息记入扶贫手册。省司法厅列明公证事项的证明材料及其来源、形式，把不该群众提供的坚决排除在清单之外，最大限度减轻群众的证明负担。 昂永生还建议，加强政务信息系统整合，打破信息孤岛，尽量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政府通过信息共享可以获得的证明材料，取消所有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一切证明事项。与此同时，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大力推进全程上网办理，促进办事部门公共服务相互衔接，变“群众跑路”为“信息跑腿”，从源头上避免“奇葩证明”“循环证明”等现象。 加快信息共享杜绝“奇葩证明” 对话人：合肥市包河区委常委、滨湖世纪社区党委书记束红英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公共行政系副主任王敬宇 记者：各级政府多次要求减少基层开具证明事项，为什么现实中证明需求依然没有减少？ 束红英：随着“减证便民”行动的开展，确实减少了部分无谓证明，但一些“奇葩证明”仍不同程度存在。究其原因，一是一些职能部门对“放管服”改革理解不深、贯彻不力，停留在口头表态、文件贯彻，没有对办事流程进行优化，没有对办事人员进行培训和监督，导致在具体办事环节，还是习惯性要求层层签字盖章。二是一些单位部门懒政怠政，对自己职责范围的事务，不愿意做过多过细的工作，简单粗暴地推给基层，把一纸证明作为自己的免责单。三是一些社会机构成为索证大户。如保险公司、银行、公证、公司等单位为规避自己责任，要求社区开具各种与居民有关的证明，如很多企业招聘新员工前，为避免出现劳务纠纷，要求员工到社区开具无工作证明，否则不给入职；有的银行告知居民如果能找社区开出困难证明，就可以减免信用卡滞纳金等等。 记者：怎样看待一些职能部门只认纸上证明、无视群众办事不便的行为？对基层会造成何种影响？ 束红英：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一些职能部门只认纸上证明、无视群众办事不便，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懒政行为。部分单位和部门将基层出具的证明当成推卸责任的“护身符”，有些是这些部门原本就应承担的相应责任，自己却不履行，把调查、核实相关事宜的压力推给基层，是不敢担当、不愿担当、不去担当。基层被迫开具五花八门的证明，已明显超出基层的工作职责和能力范围，不但影响基层服务群众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使管理流于形式，埋下隐患。此外，如果以超越职责范围为由不盖章，居民办不成事会认为是基层故意刁难，经常引发矛盾。 王敬宇：一些职能部门只认纸质证明，目的在于增强证明过程的可靠性，因此往往会要求基层组织为陌生人的信用进行担保，顺便可以把审查事实的责任推给基层组织，以免工作失误遭受问责。不过，面对群众日益多元化的办事场景，只认纸质证明的制度规定，往往显得简单粗暴。现代政府部门林立，如果动辄要求群众开个证明，群众就只能反复提交，造成乡镇街道、社区等基层组织的工作量增加。如果基层组织认为没有义务、不方便开具相关证明，群众就会在相关部门之间来回奔波，造成办事成本增加。 记者：如何简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杜绝证明泛滥？ 束红英：一是切实“减存量”，可以借鉴一些地方成功的做法，推行“五个一率”，即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能通过个人现有证照证明的一律取消，能采取申请人书面承诺方式解决的一律取消，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一律取消，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委会(社居委)无权查证或无法查证的一律取消，确保减到位。二是严格“控增量”，引入清单管理制度，制定基层“用章清单”“禁开清单”，并加强监督检查，严防回潮反弹。三是加快“疏源头”，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快基础数据信息共享建设，构建统一的大数据库，推进“互联网＋”、“一门式”政务服务，打破部门壁垒、打通业务系统，从源头上减少证明泛滥问题。 王敬宇：从中央到地方都已经制定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接下来主要是按照中央和地方的改革路线图、时间表，只争朝夕，狠抓落实。要增强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深化“放管服”改革，政府该放的权要放，不该管的事不要管，有重点分阶段更深入地推进证明事项清理和简化工作。同时，加快制定和完善信息保护、网络技术标准等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彻底铲除“奇葩证明”赖以生存的土壤。（安徽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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