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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71年12月，明治政府刚成立三年，就向欧美派出了一支大型使团。使团共48人，几乎囊括了明治政府所有要害部门实权人物。领队者，是右大臣岩仓具视。 当时日本尚未产生首相，右大臣相当于古代中国的右丞相，系太正官（即后来内阁）三号人物。岩仓是宫中著名开明派，在开创明治新政府过程立下汗马功劳，等于是个开国功臣，所以，新政府成立后，岩仓具视就被加官进爵，担任“右丞相”要职。此次作为全权大使带队，是为团长，故此，这个使团又称岩仓使团。 正团之外，还有副团。副团长即副使四人，他们在日本近代史中的名气，都不比正团长小。他们分别是：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方、参议木户孝允。 使节团中年龄最大的是岩仓具视，47岁。大久保利通42岁，木户孝允39岁，伊藤博文31岁。成员平均年龄只有30岁。政府官员之外，另有五十多名日本留学生随行。他们的平均年令仅20岁。 这支百人团组建完备时已是1871年岁末，但他们顾不上过年就上路了，由横滨出发，开启欧美之旅，可见这是一群急于做事、不恋小家的志士。 而就在日本使团出发时，近邻大清国首个赴西使团已经归国了。 查比史料，关于清国使团的记述甚少，可以说他们基本已被历史遗忘。但接踵而至的日本使团却被各种史著广为记述，彪炳史册，这是为什么？不妨顺着两支东方使团的考察路线，寻找下答案。 如果说，“新”是岩仓使团醒目标签，那么大清使团的显眼标签则是“旧”。拖着大长辫、举着临时拼制的“黄龙三角国旗”的东方使者，在西方成为一道游动的怪景。 这支大清使团是在1868年初组建完毕、当年2月从上海虹口码头出发的。使团规模不大，只有三十人。 清廷特聘美国人莆安臣为领队，两名中国从二品官员：记名道满人志刚、礼部侍郎汉人孙家礼辅之。还有培养翻译的同文馆六学员同行，其余就是些随从人员。 中日两国使团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原本使命。都是奉本国政府之命，修改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旧约。 然而，在国家国际地位没有出现质变的情况下，显然这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两个使团在西方都碰了钉子。他们表面上受到欧美政府热情接待，但递交交国书，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要求后，却遭致敷衍。几个月毫无进展。使命受阻，此路不通，怎么办？ 接下来，就是两个使团及其两个东方国命运的分水岭了。 大清使团首先改道，掉转方向，钻入两个景色迷人之地。这两个吸引他们的地方，一是西洋舞池，二是沙滩浴场。 一路下来，的确让这群大辫子男人大饱眼福。使团副团长、满大人志刚深感刺激。回国后写了观后感。在他的《初使泰西记》一书“巴黎考察记“”中，他重点记述了观看西洋舞蹈的感受，多次赞叹之后，总结道：西洋舞蹈好是很好，但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之循理胜于情，泰西之适情重于理”，所以这些舞蹈只能在西方跳，不可引入国内。 在法国巴黎，志刚大人还听说男女群聚海滨浴场“洗海澡”的盛况，男性只穿条泳裤，女性加穿一条“背心”，“遥闻此事而艳之，惜忙，未得一往观焉”。 志刚大人听说的泳裤加“背心”的女性泳装，就是后来法国人发明的比基尼。未尝得见泳装浴女，成为志刚大人此行最大憾事。 就这样，清使团团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巡访，回国后只写了观光日记，而没有得出一份有政治学术价值的报告。如此使团，当然可以被历史忽略不计。 但即便这般考察，还被清国朝中大佬指责“冒进”。晚清士林领袖、帝师倭仁极力反对使团出使欧美，在给朝廷的一封奏折里如此描述他想象中的近代西方文明——“彼等之风俗习惯不过淫乱与机诈，而彼等之所尚不过魔道与恶毒。” 说什么西方文明，不过是些奇技淫巧罢了。 而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更忧心的是使团把西方“奇技淫巧”传入中国：“我们给予我们的使节的唯一训令，是不让西洋强迫我们建设铁路和电报。” 铁路和电报，这些当时高科技的东西，竟成了晚清士大夫眼里的洪水猛兽，避之不及。所以，为期一年半的考察团，只是抓了些花絮及花边新闻归国。为的不是为国谋篇，而是个人少惹麻烦。 而日本这边，使团受阻后也改道了，但是思路与行路却与清国使团大相径庭。 此时，日本人特有的认真求真之工匠精神开始发挥作用。他们苦思冥想，求真求解：为什么西方国家表面对我们很友好，却不肯对日本平等相待、修改不平等条约呢？ 孜孜以求的日本人，到处向欧美大人物问道。 1872年3月15日，岩仓使团来到德国柏林，参加德国强人、铁血宰相俾斯麦主办的欢迎会。会上，伊藤博文虚心求教。俾斯麦好像特别喜欢这位日本后生，当徒弟一样面授机宜。他把自己对国际政治的理解，以及小国的生存之道向东方后生进行倾囊相授。 俾斯麦说，“方今世界各国，虽以亲睦礼仪相交，但皆是表面名义，于其阴私之处，则是强弱相凌，大小相欺。” 说你别看当今世界各国交流，表面客客气气。但实际上通行于这个世界的只有一条法则，那就是丛林法则：物竞天择、弱肉强食。这番话让刚刚接触国际社会的伊藤一行人醍醐灌顶。难怪欧美列强不修约，原来我们不是真强国。 那么西方列强德英等国，是怎么强起来的呢？尤其英国，和日本一样都是岛国，他们和日本一样没有原料，资源贫瘠，但为什么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呢？ 问道之后是问路，这是岩仓使团蜕变的关键一步。 访德之前，他们已经访英，在问路上下了一番苦功。那么，他们是怎下功夫的，下了什么功夫呢？相关史料是这么记载的：岩仓使节团在英国逗留四个月，遭修约冷遇。于是，他们不久便把外交使命放在一边，而转向下放考察。使团主要成员分成几个小组，他们“冒寒暑，究远迩，跋涉于穷乡僻壤，采访于田野农牧，观览城市工艺，了解市场贸易……”。 不辞辛劳的细致走访，就像入地三尺，逐层掘到宝藏。 岩仓使团第一层发现，是岛国英国富强来自工业：强大的生产力和制造业。 “任何地方参观，均不见有地上的产品，只有煤和铁而已。制成品皆由他国输入，然后再输往他国。工厂的盛况早有耳闻，此次考察放信名不虚传。到处黑烟漫天，大小工厂遍地，由此足知英国的富强。” 这是使团报告中很重要的一段话，意味着他们找到了正确的考察路线。使团副团长大久保利通在致友人信中所告知的惊喜发现，进而将英国现状与本国做了比较：“英国其形势，位置与我国无异，故此国之人每称日本为东洋国，但以营业力而论，其悬殊亦甚。” 不仅日本比不了英国，而且欧洲国家个个优秀，竟无弱旅。西方的繁荣令日本人震惊：“从巴黎出发，越往东、文明越简陋”。由此他们的感受五味杂陈：“日本文明不是真正文明，日本是在睡梦中过了两千年”。 本国与英国的巨大差距，甚至一度令他们痛不欲生：“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粲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 据说岩仓和伊藤，因为对比出来的简陋，竟一度生了自杀的念头。他们为西方列强成绩惊叹，不知日本几时才能屹立于世界之林。而身为国家精英，如不能报销国家，不知如何带领国家走向富强，那么恐怕也唯有一死谢罪了。 但是，他们还是在众人的劝说下，放弃了轻生之念，暂时以大局为重，继续领队考察。 再往下走，进一步的发现及悟道终于让他们振作起来，看到希望。“我们以为西洋国家自然如此，但事实并非这样，他们的财富和繁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1800年之后，不到40年就创造了如此成就”。 欧美繁荣不是天生的，而是近代才发生的事，他们四十年做到的事，日本也可以啊。那么，这四十年光景，西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才得到如此辉煌成就呢。 岩仓使团决定彻底搞清楚。 为此他们不惜跋山涉水，延长了归期。最初定下的考察期限为半年，后来延伸到一年零十个月，使团前后考察了美、英、法、比、荷、德、俄、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十二个主要西方国家。 考察中后期，每到一个国家，使团都穿过厂房、市场、企业等经济层面，面向上层建筑，参观政府、法院、监狱、学府、图书馆，以期有更深层发现。 “大多数国家闪耀着文明之光，财富充裕，实力雄厚，贸易繁荣，技术优越，人们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和舒适。” 但也有例外。诸如俄罗斯。 岩仓使团对俄罗斯的考察耐人寻味，在谈到欧美时，他们几乎不提俄罗斯。这是为什么？ 事实上他们确实去了俄罗斯，但却得出这样的结论：“此国万事万物不如他国，皆学他国。海军学习英国，陆军学习法国，医术学习德国。不闻有外国人来此地学习者。俄语只在国内使用，并不通行国外。” 使团成员、后任日本文部大臣的森有礼对于俄国，毫不掩饰鄙夷之色：“世人多指俄国为强国，强乃强也，并非真强，更难与英法美相较。”“俄国之政不依国论，一切出自帝裁，故不公不平之政颇多。帝明则国治，帝暗则国乱。其国人皆以帝为神，何愚且不义之甚也。” 岩仓使团最推崇的是英国和德国。尤其德国，令他们心仪：“普鲁士德国与日本酷似，研究此国政治之风俗，比研究英国之事情得益尤多。” 使团副团长木户主张，日本效仿的对象，“尤当取者，当以普鲁士第一。”十二个国家，十一个真富真强，而真富真强的源地，是同一个场所：议会。最后，他们在考察日志中所见略同地记述：欧美诸国强盛的根本，是议会制度，它令“国民获得了国家崇高政治地位”。 至此，刨根问底的他们，终于刨到根上，得到最深层发现，寻到西方崛起之源。使团这些有识之士终于认识到，日本的落后已不仅是技术，而是政治，日本最该优先考虑的应是政治改革。 木户孝允在日志中感叹：议会制度是高等文明的标志，是使政治秩序理性化和确保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目标一致的最有效途径。而近代英国的无限荣光，一切始自此制。 通过细致辛苦的考察，岩仓使团透过繁荣的表象，认识到欧美发达国家内在的体制原因。他们认识到，“西洋一令一法，皆考虑人民财产生理，以保护人民为主旨……此乃保其富强之所在”。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要独立富强，必须以保障人民权利及其私有财产为主旨。 就这样，岩仓使团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对西方强盛的本源深刻认识：不在外交，而在内在之政治体制、社会制度。 今日我看到日本人的这些总结，虽时隔一百多年，但仍不免受到感染而激动：辛苦作业得到的真理，其收获当然是观光客所不能比拟。所谓认真求真之工匠精神，不仅是一种敬业精神，更是一种科学精神。 真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岩仓使团成员的这种精神和认识水准，比照对面泱泱大国大清使团成员，休说一般庸官志刚可比，就是杰出的官僚李鸿章也望尘莫及。作为外务大臣，清国使团老团长李鸿章出访欧美的次数比岩仓等日本大员多得多。但其识见却始终是“桌子底下放风筝”，出手就不高。 史料记载，李鸿章访英，当英国记者问李鸿章访欧最铭心刻骨的是什么,他应以三事:一为“俄主升冕之大荣”,二为“德营操兵之大盛”,三为“英舰列阵之大威”。 这三件事，三有其二关乎军事武器，其一关乎面子。就是不见政治学术本源。李鸿章的这种识见，被史学者讥讽为只在意拳击手漂亮的手套, “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实现太浅表了。 而日本使团这边，却洋溢着“多么深的领悟”。归国后的岩仓使团，向天皇上交的唯一成果，就是考察报告。他们虽然没有给国家带来修约成功，但却取到了西方强盛的真经。可以说，他们超额完成了任务，把一次外交之行，升华为寻找国家近代化建设蓝图的环球之旅。 对于岩仓使节团的考察报告，明治天皇触动非常，心领神会。不久，他就给使团长岩仓做了回信批复，指示：“我们旨在从盛行于开化国家的不同制度中，选择最适合日本现状者，适用于革新和政俗的改善。” 如何走上近代化，至此日本精英已经很清楚了。 但是，问题没完。为什么同处东方，仅有一水之隔，都实行了数百年闭关锁国，一个出洋考察白搭功夫，另一个却穷本溯源、脱胎换骨？ 如果从制度来论，却也说不过去。因为此间日本与大清一样，只是睁眼看世界，尚未改制。所以，恐怕还是人的本身问题。如果从人的角度分析，大约还是出在“品质”二字。 对于中日两国人的品质差别，近代与这两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英国人很有发言权。 1858年，英属香港第四任总督宁宝为缔结《英日通商条约》造访日本。随行人员奥弗利写下了游记《遣日使节录》。游记中对清日两国人的“质量”从三方面做了对比： 1、工艺等产品的制造能力； 2、外语与科技的接受能力； 3、习惯与感知，及官吏行为规范。 对比的结果：清人全面处于下风。 奥弗利认为，日本国民普遍具有团结、亲和、干净、知耻的洁品，而大清臣民具有的却是冷漠、邋遢、排外、卑贱的奴隶品质。表现在上层更为明显，日本官吏大都有良好的行为规范，他们忠诚、好学、敬业，而清国官吏却僵化、狡诈、贪婪。 三个方面比较下来，英国人提前给东方两国的前景下了断言。日本精英具有的，是一种进步的品质，前途光明。而清国上下层固化的品性，却是退化。前景堪忧。 十年之后，东方两个考察团一前一后的表现，果然让英国人的话灵验。又二十余年后，东方两国的一场甲午大战，彻底从人到国，都分出了高低上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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